谈曹禺戏剧创作与戏剧观

谈曹禺戏剧创作与戏剧观

作者：李超

来源：《戏剧之家》2017年第23期

【摘 要】曹禺是中国最有成就的剧作家之一，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是中国诗化戏剧的集大成者，他的杰作实现了中国现代戏剧与传统诗学精神的沟通和对接。从创作第一部剧作《雷雨》开始，曹禺就力图与当时风行的问题剧划清界限，《雷雨·序》正像是诗化现实主义的宣言，提出了一个“戏剧诗的美学观念”。 【关键词】曹禺；戏剧创作；《北京人》

中图分类号：J8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23-0022-01

曹禺的诗化现实主义美学思想表现在他的真实观上，这种真实观可概括为“诗意真实”，曹禺强烈的诗情，不仅来自于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历史人生的艺术良知，更来自于他悲天悯人的情怀，责任感与良知推动着他去关注生活并向深层发掘，在对生活的深入体验与强烈感受中孕育、激活创作的诗意灵感，而他悲天悯人的情怀则使他超越了一般的阶级和是非道德范畴，他的剧作进一步开拓了悲剧的表现领域与精神刻画的深度，他不追求道德审判的胜利或大团圆的结局，也不渲染悲壮崇高的氛围，而是通过不幸者的命运，写出了一种忧愤深沉、缠绵沉挚的美。

一、《北京人》的创作背景

《北京人》写于1940年，是曹禺先生艺术成就最高的戏剧作品。《北京人》不刻意追求人为的戏剧效果，果断舍掉了一般剧作者所追求的所谓的“戏剧性”，连曾文清的自杀，曹禺先生也将其低调处理在了暗场，只借曾文彩的口哀哀说了一句“耗子，闹耗子”。剧中充满了作者对于诗一般的境界和氛围的营造，别林斯基认为“戏剧诗是叙事诗与抒情诗的结合”，这叙事诗与抒情诗在《北京人》中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戏剧的情境是诗的情境，一切景象皆有象征意味，可以说是中国诗化现实主义剧作中最杰出的典范。

在写作此剧时，曹禺先生“正热爱着契诃夫，感到时代的苦闷，也憧憬着时代的未来”，《北京人》并不是契诃夫戏剧的效仿品，它具有极浓厚的民族风格和韵味，蕴含着曹禺先生对中国的现实和历史深刻的沉思，标志着他的诗化现实主义创作发展到了一个更精醇深厚、圆润自然的阶段。但《北京人》确实有着与契诃夫戏剧相近的气质，《北京人》也类似于富有批判精神的，诗意的含泪的喜剧。曹禺先生本人在1957年曾说过：“《北京人》可能是一出喜剧，不是悲剧，应当老让观众笑。”这种“喜剧”自然不是巴赫金所说的拉伯雷式的“庄谐体”和闹剧手法，用误会事件或夸张的人物令人捧腹大笑，而是采取心理描摹和性格刻画的现实主义手法，让人物严格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行动，甚至不怕观众在某一瞬间对剧中的喜剧人物产生同情，剧情以生活潜流的形式向前发展，是日常生活形态的喜剧，是文雅、含蓄和微妙的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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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偏爱象征手法、带有忧郁气质的喜剧。微妙的冷嘲多于直接的热讽，愤世的精神不是锋芒毕露而是诗意含蓄，这夹杂痛感、讽刺，怀有怜悯的、叹息的喜剧，更体现出喻世、劝世和醒世的意味。

二、《北京人》的创作观点

《北京人》发表在抗战时期，却只字未提抗战，《北京人》引导观众站在历史的高度，去认识剧中那些抱残守阀、朝着死亡走去的人物，从而对中华民族所长期崇尚的封建文化做出反思，从民族的根基上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探究了人类生活的真正意义。

曾家曾经是个“不是个蓝顶子、正三品都进不来”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在大幕拉开的时候，已经失势的曾家只徒留外表的些许庄严堂皇，里面住着一群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死魂灵，仍把祖宗的光荣和规矩作为法宝，生活在一种虚幻的精神胜利法之中。行将朽木的老太爷曾皓最心爱之物是一口刷了几百道油漆的棺材，任凭要账的人已经围堵外面，还盘算着再刷上多少道才能“勉强睡了”。长子曾文清天资聪慧，落在这腐朽的土壤上只能成长为废物，终日写诗作画，养鸽子品茶，对妻子思懿的攻击，他只能痛苦念叨着“你这是何苦”，靠鸦片来熬过心灵的痛苦。曹禺先生曾回忆：“当时我有一种愿望，人应当像人一样活着，不能像当时许多人一样活着，不能像当时许多人那样活，必须在黑暗中找出一条路子来。”

袁家父女与曾皓一家住进同一个大院，是剧作家安排的一种鲜明的对比，袁家父女脱离了封建羁绊，相互以“小猴子”“老猴子”称呼，过着快乐且充满无限活力的生活，这是对曾家繁文缛节、腐朽没落的一个尖锐的讽刺。幸运的是，瑞贞、愫方这两个拥有纯洁灵魂的女人最终脱离了这个家庭，去寻找新的出路。

在临近剧终的时候，曾文彩安慰着曾皓说：“等吧，爹，等到明年开了春，爹的身体也好了，重孙子也抱着了，江泰的脾气也改过来了，哥哥回来也找着好事了……”而观众已经明白，封建士族的“春天”再也不会回来了，中华民族必须与之彻底告别。

曹禺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学和传统戏曲的修养，又潜心考察了自古希腊悲剧以来的戏剧思潮，广泛研究了近代欧美戏剧创作的各种流派与作品，他的剧作融汇着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的艺术传统，坚持着易卜生的精神又吸收了契诃夫、奥尼尔的精华，他对外国戏剧进行了最广泛的借鉴，却绝不会与任何一个剧作家的作品雷同，这是因为他的借鉴不是机械照搬，而是注入了中国艺术的精神，贯穿着中国艺术的韵味，走了一条民族化的道路。曹禺剧作的民族独创性不仅在于他写了中国的人事，还在于他是以中国的艺术精神来消融转化外国戏剧的形式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