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既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国际较量中的重要筹码。
▲当今世界，争夺话语权、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规则制定权、文化领导权等“软权力”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思想领域的争锋、较量从来不会消失，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任务艰巨。
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既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国际较量中的重要筹码。当今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核弹与火箭”退居幕后，“意志与思想”走向台前。争夺话语权、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规则制定权、文化领导权等“软权力”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作为这场“无硝烟战争”的参与国，基于国际、国内各种压力，中国被推到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意识形态建设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苏联解体及西方敌对势力对后社会主义国家一系列“颜色革命”的成功，使中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国家。西方敌对势力除了在经济、政治领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以外，更注重通过文化渗透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文化渗透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的文化宣传，即利用现代传媒手段进行长期思想渗透。最典型、最常用的是广播电台和电视的覆盖式宣传。美国的CBS、CNN等媒体发
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的总信息量的100倍。这种直接的文化渗透规模大、成本低、覆盖面广，正如《华盛顿邮报》宣称的，“西方世界在寻找瓦解共产主义方法，花费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和亿万美元，却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如今，借助互联网，直接的文化宣传更获得了便捷、高效、广泛、强势的高科技平台，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另一个重要阵地；第二种是以文化商品为载体，向社会大众渗透西方的各种价值观。二战之前，西方敌对势力就注重文化输出与国家地缘战略的结合并用，二战之后更加重视通过全面的文化输出对他国施加影响。美国好莱坞电影成为典型代表，甚至有媒体称好莱坞电影是“铁盒里的大使”。通过这种方式传播文化价值观念，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往往能达到“无为而治”、“润物无声”的潜移默化作用；第三种是以教育和学术交流为掩饰，向高层学者、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进行价值观渗透。西方敌对势力通过名目众多的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布赖特基金会等，拉拢和利用高层社科研究人员和知识分子，意在培养从内部瓦解社会主义的“文化基因”，通过他们的辐射作用传播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社会大众。
二是各种社会思潮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在思想领域，争锋、较量从来不会消失。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社会思潮竞相登场，既有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也有主张改良、倡导民主、自由的民主社会主义，更有借歪曲、诋毁党的历史和领袖人物虚化中国共产党历史
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此同时，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攻势也向多样化、深层次拓展。他们不再限于兜售西方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生活价值观，而是向政治、哲学价值观发展。布热津斯基攻击共产主义学说的“大简化理论”，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然挑战。这些社会思潮极具迷惑性，试图通过系统化的理论和貌似客观的历史事实，赢得人们的信服和认同，从而动摇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时下正在热议的“中国模式”，一定意义上是继“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之后的另一种理论陷阱，是西方敌对势力“棒杀”中国的意图落空后推出的“捧杀”阴谋。种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因其系统性、理论性，容易让人们陷入某种理论误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质疑、动摇甚至背弃，因此，必须提高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说服力和解释力，这是固守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内生力量。
三是苏东剧变削弱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1991年，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斧头旗落下，标志着存在70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大国不复存在。随后，社会主义阵营迅速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苏东剧变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外因，也有苏联共产党腐化变质的内因；既有苏联实行僵化社会主义的体制性因素，也有意识形态领域混乱的思想性因素……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终归是由于苏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没有真正地坚持社会主义。世界各国对国际共运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反映不同，评价不一。一时，各种思想汇聚同一事件，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复杂。有人抛出“历
史终结论”，宣称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有人对社会主义前途悲观绝望；还有人将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和失误归罪于马克思主义，认为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过时。在我国也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的论调，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信仰的弱化，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挑战。
四是发展主题与现代化目标淡化了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任何国家都希望在全球化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抢占发展先机。富国强民、实现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必然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关注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关注能源资源的新开发、关注科技人才的新发展，而少有关注传统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意识形态问题。共同的发展主题和对现代化的追求，将人类纳入一个同质发展的轨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日益淡化。但实际上，现代化作为源发于西方而逐渐向世界扩展的人类历史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其本身便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披上普遍性外衣的现代化理论，旨在向“欠发达国家”许诺：只要按照美国的现代化模式发展，就能摆脱落后和愚昧，实现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摆脱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范式的影响，对“欠发达”世界由于非殖民化而释放出来的新的、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力量进行疏导和控制。与此同时，将这些“欠发达”世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便于进行资本剥削。因而，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性，避免陷入“发展的幻象”之中。
五是多元价值取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此带来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中既包含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积极因素，也包含逐利、拜金等消极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多种所有制的并存、阶级阶层的变化和利益的分化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关心和维护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利益，关注和重视个体的利益和感受，并以此作为价值评判尺度，好坏优劣皆依主体自身加以判断。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不可避免。另外，在开放的现代社会，中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不断向纵深拓展，各种文化思潮涌入我国，客观上也为多元价值取向的滋生提供了思想土壤。文化价值观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价值观的主导作用，使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冲击和淡化。
六是信息网络化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形成挑战。与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不同，网络传播具有自由性、快捷性、交互性、开放性、海量性等特点。借助互联网这一新技术平台，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获得了新的技术载体、新的传播渠道和新的言论空间，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吸引力和凝聚力。但同时，信息网络化也严峻考验着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力。网络意识形态具有非对称性和强大的渗透性，西方发达的网络技术手段和强势的文化输出对我国意识形态的传播和防御能力构成很大挑战。此外，网络的开放性、多元性和交互性，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获取信息和言论表达的新途
径，网络一定程度上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疏导社会不良情绪的减压阀；另一方面，开放、多元、交互的信息传播方式加大了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难度，人们在海量的信息面前也可能不再被动接受主导媒体的灌输和教育，不再简单追随主流意识形态，导致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弱化。我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文化的控制力和引导力。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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