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和古代政治伦理的分野

论现代和古代政治伦理的分野

戴木才

摘 要：现代政治伦理与古代政治伦理，既是一种既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然而又是一种批判和否定的关系。对现代政治伦理的理解和建构，离不开对古代政治伦理和现代政治伦理的区分。相对而言，古代政治伦理和现代政治伦理的分野，主要表现在“政治统领一切”与“政治就是政治”、“权力”与“权利”、政治与各领域的融合与分离。现代政治伦理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是“把政治当作政治”。由于政治是人性的政治，因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决定了政治是一项持续而冒险的事业，政治更需要伦理的引领、规范个关怀。

我们今天讲政治伦理，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现代政治伦理与古代政治伦理的区别和分野。不能否认，现代政治伦理是从古代政治伦理发展而来的，现代政治伦理与古代政治伦理既是一种既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然而又是一种批判和否定的关系。否则，就没有必要区分古代政治伦理和现代政治伦理，没有必要区分政治的进步还是政治的退步。对现代政治伦理的理解和建构，离不开对古代政治伦理和现代政治伦理的区分。只有正确区分现代政治伦理与古代政治伦理，才能对古代政治伦理进行分析批判、继承和发展，有效地推进现代政治伦理的发展、创新和实践。

一、现代政治与古代政治藕断丝连

政治伦理集中体现和反映的，是人类政治的价值选择。政治的价值选择，是建构政治伦理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没有政治的价值选择，就没有政治伦理的构建。而政治伦理关系的客观存在，又决定了不可能没有政治的价值选择。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分野，实质上就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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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选择在古代和现代的分野。

相对而言，根据政治性质、价值支撑、制度安排和运行方式上的不同，我们可以把政治相对地区分为古代政治和现代政治。所谓古代政治，是指在古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包含相应的政治哲学、政治文化、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现代政治就是指在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包括相应的政治价值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形式和政治主体要求。

英国政治学家肯尼斯·米诺格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认为，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分野，在于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不同①。在古代，政治的主流是君主制与专制政治，自由、民主政治不占主流。如果把专制定义为“不受法律和民权节制的专横权力的统治”，那么，古代的政治基本上都是专制政治，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已。现代政治区别于古代政治的核心内容，是自由、民主政治的出现。自由、民主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根本标志。也许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不同国家的政治，并不都是自由、民主政治，但以共和、代议和宪法政治②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政治，越来越成为现代政治的主流。

我们把人类政治的历史相对地区分为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并不是要割断古代政治和现代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而是为了更好地揭示人类政治的发展趋势，展现人类政治的未来理想。在古代政治中，也有现代政治的萌芽，只不过这些要素不占据主要地位。例如，现代政治中的基本要素——民主政体，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代，就已出现。在古希腊，我们可以看到自由的主要条件。肯尼斯·米诺格教授这样描述道：“人与人的关系完全平等，大家都只服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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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政治与古代政治的分野”，本文参阅和借鉴了英国政治学家肯尼斯·米诺格教授在《政治学》一书中的有关论述。参见肯尼斯·米诺格：《政治学》，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宪法政治”与“宪政”两个概念，一般而言，不能简单等同。“宪法政治”更多的是指必须依照宪法规定的内容、形式、程序来从事和进行政治活动与政治实践，重在形式上依照宪法；“宪政”更多的是指必须以宪法规定的、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内在价值与最高价值的要求来从事和进行政治活动与政治实践。相比较而言，“宪法政治”更强调政治活动和政治实践的宪法形式，“宪政”更强调政治活动和政治实践的宪法本质，即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当前，由于“宪政”在我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概念，本书在行文中，除了引用语中保持“宪政”这一用词外，姑且忽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这一重要区别，一律统一使用“宪法政治”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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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大家轮流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希腊人是历史上最先创造出这种社会的人民；他们当然也最先撰写出探索这种生活经历的著作。政治是专门由新出现的称作‘公民’的人们从事的活动。政治可以具有多种形式，甚至像僭主和篡位者当权的那种低劣的形式，但后期希腊人都毫不动摇地相信：东方的专制主义不是政治。”①

无论那种政治，都按照一定的规范程序进行。政治往往是循环的，要打破循环，就需要施行分权制。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也开拓了巨型国家实行共和制的先例，它用订立章程的方式解决危机，官员在职务明确规定的权限范围内从事政治活动。通过自由讨论来解决冲突，自愿接受依靠法制程序得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用自己接受不公的判决，践行他对法律的忠诚和对法律的信仰，告诫雅典人维护自己的城邦和法律。这一切，都是现代自由、民主政治和现代法治国家的先驱。

在现代政治中，也很可能仍然具有古代政治中的那些野蛮因素和专制成分，很可能以现代民主政治之名，行古代专制政治之实。在现代社会，这种专制政治，也可能仍然会以各种伪装的形式表现出来。肯尼斯·米诺格这样指出：“追求专制权力的人须把自己伪装起来。欧洲（现

②他以前苏联斯大林时代）人有时会被某种以诱人的理想主义的面目出现的专制体制所蒙蔽。”

期的政治统治为例，来说明专制政治在现代社会的伪装。他说：“1936年斯大林颁布了据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宪法，为苏维埃公民提供了大量权益和保障。但是事实上就在颁布这部宪法的同时，斯大林正在用假审判的手段对苏联最高层人士进行‘清洗’。成百万的臣民被枪决。在20世纪以各种极权主义形式出现的专制体制构筑了一个广大的政治试验场，各式各样创建完美社会的政治设想都在这里进行了演练。这些试验都失败了，这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事实。”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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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斯·米诺格：《政治学》，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②

肯尼斯·米诺格：《政治学》，第2页。 ③

肯尼斯·米诺格：《政治学》，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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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统领一切”与“政治就是政治”

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分水岭，被认为是发生在17、18世纪的两场革命。一场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它造就了世界上第一个议会制政府；一场是北美的殖民地革命，它造就了世界上第一个复合共和政府。潜藏在这两场革命中的基本因素，是“自由”和“民主”在政治中的勃发。“自由”和“民主”的强大驱动力，促发了这两场革命。

古代的专制政治与现代的民主政治，不仅表现在政治外在形式的差别，最主要的表现，是在政治价值理念上的差异。

在古代专制政治中，政治被认为是第一性的、第一位的，被认为是最高层次的人类社会活动，政治本身成为政治的目的，其核心是维护专制政治权力。

专制政治要求社会只能有一个理想，一个权力中心，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社会与政治的稳定。因此，通常也只有一个一元的、一统的、官方的信仰、思想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威。政治的理想是最高的理想，人们只能为一个由官方规定的目标而奋斗。任何与这种一元的政治理想相冲突的思想或观点，通常都会遭到斥责和压制，甚至打击和绞杀。专制政治把政治当作最高一级的人类社会事务，以政治统领一切，社会被泛政治化；抑制人们的思想、言论自由，甚至以言论和思想治罪。例如，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秦始皇搞“焚书坑儒”，董仲舒搞“独尊儒术，摆黜百家”，清王朝搞“文字狱”。这种政治，要求削人性之足以适政治理想之履，绞杀异端思想和观点，以顺应专制政治理想，把政治从人间提升到天国。古代专制政治的表现形态，就是“政治统领一切”，“政治就是一切”。

现代政治认为，在人类社会事务中，政治只是居于第二位，而不是居于最高一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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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本身并不是政治的目的，其核心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政治只是关于现实世界中可能之事的艺术。

现代政治的出发点，不是关于完美社会的抽象理想，而是立足于“这样的预设：任何国家里都存在许多种生活方式，灵活的政治体制必须使其公民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这种做法的一个含义就是，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并不是政治，正如踢足球的大部分内容不是与裁判争辩。‘一切都是政治’的说法准确无误地标志着用人治取代法治的意识形态图谋。”① 民主政治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尊重每一个人的个人理想，尊重人性的张扬，其政治制度与运作适应人性，而不是要求削人性之足以适政治理想之履。因此，政治“只是一种服务行业，它使人们能够顺利地参与生活的游戏”②。现代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多元的社会价值观和多元权力基础之上的，认为政治只有适应这样的社会，而不是要求这样的社会来适应政治。现代民主政治的表现形态，就是“政治就是政治”，“政治不是一切”。

三、“权力”与“权利”

现代政治与古代政治的根本不同，在于古代政治以“权力”为中心，现代政治以“权利”为中心；古代政治以“权力”为基本价值观和依循权力的伦理关系处理政治问题，现代政治以“权利”为基本价值观和依循权利的伦理关系处理政治问题。

“权利—权力”是现代政治要处理的一对新的根本关系。无论以“权力”为中心，还是以“权利”为中心，尽管都会使具体的社会分化出不同的阵营，并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比如“权力”政治维护不同的“权力”群体，“权利”政治维护不同的“权利”群体，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开展政治斗争。在斗争过程中，不同的阵营分别会争取自己的朋友、打击共同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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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斯·米诺格：《政治学》，第103页。 ②

肯尼斯·米诺格：《政治学》，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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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权力”政治与“权利”政治，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权力”政治是一种精英政治、等级政治，表现为王权和强权；“权利”政治是一种公民政治、平等政治，表现为结社和竞胜。

在“权力”政治中，个人的生命和价值是微不足道的，“玩政治的游戏需要以生命为赌注”，从政者要冒死亡与坐牢的危险。正如马基雅维里讲的一个故事：一个罗马富人在饥馑流行时把食物施舍给穷人，罗马人后来将这个富人判处了死刑。罗马人的理由是：那个富人是在收买人心，他有野心成为独揽大权的僭主。可见，“权力”政治是脆弱的政治，经不起恐惧及挑战。一个统治者和当权者，只有在降服、镇压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后，才会感到安全。同时，还会因害怕对手的报复与反叛，以及新的对手的出现，而处于极度的恐惧之中。我国古代的“帝王”和“太子”们的“权力”斗争，就是证明。在古代政治中，“强者为王”、“胜者为王”，强权和暴力是解决一切政治冲突的最终手段，强权即是公理。

肯尼斯·米诺格教授这样指出：“专制主义的本质是，无论在事实上还是法律上都不存在对统治者不受制衡的权力的挑战。臣民的唯一任务就是献媚。没有国会，没有反对党，没有不受政府控制的新闻界，没有独立的司法，法律无法保护私有财产不受强权剥夺。一句话，没有公共舆论，只有专制统治者的声音。”①由于专制政体主要靠武力来建立，以恐怖来维系，朝令夕改，反覆无常，所以古代的皇帝和专制统治者，不会以选举的方式来征得人民对他的统治的同意，他们认为权力世袭是理所当然的，政治需要的是强权。

因此，在古代专制政治中，社会中的一切，都是专制统治者的私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政治是权势者的行当，权力被认为是当权者个人的所有物，因而被独占、被垄断、被占为私有。强权政治使政治成为战场，使政治变成一种危险的游戏，使政治变成一种阴谋，使政治学变成一种实用的权术，而不是科学。于是，政治脱离了道德，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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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斯·米诺格：《政治学》，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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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首要任务，不是维护正义，并在政治中提倡美德，而是“狮子和狐狸”与“人对人是狼”的权力政治法则。暴力和权术，是“权力”政治的两大支柱。

现代“权利”政治则不同。现代“权利”政治的重要特点，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的精髓是，各个政党都是平等的，一个政党执政，有它的反对派，存在不同见解的争辩。“要争辩就必须有对立的另外一方。一个政党若是独揽一切权力，只跟自己对话，这个党就一定是极权主义，也就是专制主义的政党。”①在多党派竞选国家，各个党派，可以是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也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其它主义，但是在政治实践中，各个党派都是为了选举的竞胜。通过选举而竞胜，避免了暴力和强权，从而使政治斗争有所缓和。在现代自由、民主政治中，政治家不会因为从政而被处死，从而避免了专制政权依靠行刑队和绞架来维持统治的政治状态。选举竞胜后的政治实践，往往会使唇枪舌剑的政治辩论所兴起的选举风浪平息下来，因为政治实践是一种受到制约的、必须承担责任的活动。在一定的意义上，民主政治只是一场竞胜的游戏。

现代“权利”政治在实践上的折衷，并非意味着原则性不够，而是基于公意、妥协和合作，而不主张无限制的冲突。不同的政治方案，意味着代表不同的价值观与“权利”群体的利益，他们各自具有自身的正当性。面对现实“权利”群体的利益分割，“权利”政治这样表达价值诉求，根据现代法治主义的各种理论，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依照通过某种民主程序订立的宪法（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并且要求所有的社会活动在形式和实质这两个方面都符合宪政精神，不仅对于个人的违法行为、而且对于任何违宪的政府举措及法规都可以通过司法救济等方式方法予以纠正，以保障每一公民的尊严、自由、权利、社会正义以及法律体系的安定性。”②因此，现代政治把人看作是个人独立的存在，尊重个人的价值与权利，其结果是带来私人生活的重要性，“权利”成为政治的核心，“权利本位”成为社会价值结构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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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斯·米诺格：《政治学》，第73页。 ②

季卫东：《法治中国的可能性》，《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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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和特殊国情，新中国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执政党并将长期执政的现代政治格局。中国共产党执政，虽然并不存在反对党和多党派竞选的局面，但形成了与民主党派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制度，实现了领导人正常交接的政治体制，订立了国家宪法和法律制度体系，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新形式。

四、政治与各领域的融合与分离

肯尼斯·米诺格认为，现代国家的政治发展，发源于两种对立的运动：一是国家以某种方式走向分裂，二是国家又以某种别的方式走向统一。中央集权的君主制，获得了集中的王权，但与此同时，个人和既有的阶级也会设法巩固自己的特权和利益，有的权益就被纳入称作“权利”的一系列新词汇中。

正是由于个人权利的突显和越来越法治化，才遏制了国家权力的“任性”和有害倾向。在现代自由、民主政治中，社会中的一切，都是每一个人的组合，“公”来自于每个人的“私”，权力是公共的，来自于大家的赋予与契约，当权者只是代表大家行使权力。因此，现代民主政治的精髓，就“在于个体精神中发展出来的新概念：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意向来安排生活，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由出身所决定的位置。”① 现代政治和国家的作用，越来越被局限在有限的领域，“只是保障和平，使他们能够推行自己的计划”。由于现代民主政治是建立在结社自由基础上的政党政治，因此，现代政治无忠、奸之分，不要求国家公民对某个政治领袖保持绝对的忠诚，每个公民都可以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间作出不同的选择。公民是政治权力的评判员、裁判员和投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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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斯·米诺格：《政治学》，第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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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自然权利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现代政治文明化的制度安排。现代政治依据人们之间理性达成的道德协议，即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来治理国家。现代“权利”政治的发展，使自由、民主成为可能，民主政治奠基于妥协和合作，而不主张无限制的冲突，因而摆脱了“强权”和“野蛮”。现代民主政治是道德的、宽容的政治，是权力共享的政治。

在《政治学》一书的“前言”中，肯尼斯·米诺格深刻地指出，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治就是政治”，而不是别的，也不应该是别的，更不应该当作别的什么。政治可以为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社会建设、生态文明服务，但政治不能替代和与这些方面融合在一起。他说：“政治是一种活动，它支撑着人类生活的框架；但政治并不等于生活。……政治尽管能为生活的许多方面建立秩序，却必须与上述领域保持一定的距离。”① 要建设或者维持现代社会的自由、民主政治，应该更多地了解政治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对专制政治绝不能掉以轻心。他认为，政治与道德的分化，政治与经济、文化、社会的分化，是现代政治有别于古代政治的重要特征。而政治生活的世俗化、政教分离、政经分离，则是现代政治区别于中世纪政治的重要特征。

也就是说，古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治与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交互融合；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治与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相对分离。

五、市场经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

现代政治与道德的分离、政治与宗教的分离、政治与经济文化社会的分离，使道德和宗教变成个人的事情，使经济、文化、社会变成相对独立的领域，从而逐渐地实现了“把政治当作政治”、“政治就是政治”。而以自愿、双赢关系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则是现代政治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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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斯·米诺格：《政治学》，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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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角变成配角的根本因素。

在古希腊人看来，人是政治动物；到13世纪，阿奎那把人变成了既是政治动物，也是社会动物；到17世纪，社会契约论把社会与国家明确地区分开来；再到18世纪亚当·斯密时代，人便成了经济人。市场经济进入人类社会的视野，它依靠自由劳动力，从而也给劳动者以更多的自由。国家干预一切的重商主义，在市场贸易面前的失败，使人类认识到“政治并不能包办一切”。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是构成社会的基本框架和基本领域，政治只是社会的一个基本构成部分和重要领域而已。这样，政治与社会、文化、经济各领域，终于区分开来。

由于越少受到政治的干预，市场经济就越能够健康地发展，从而使得政治在市场经济面前越来越不得不自律，政治只是相对于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相对分化的独立存在，为“把政治当作政治”创造了条件。市场经济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从以政治为核心的文明体系，向以市场为核心的文明体系发生转换。如果一个社会从此以市场经济为主体，让政治为经济服务，为经济创造条件，市场唱主角，政治唱配角，那么，它不仅意味着在经济上能够繁荣昌盛，而且还使每一个人担当自力更生的责任，并具有更多的道德能力，从而为社会文明的发展创造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富有自信、富有责任感的公民道德基础。

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组成社会的个人具有独立性，个人的利益获得了正当性和道德地位，政治也逐渐成为个人的事情，即政治个人化。因为在市场经济社会里，所谓个人利益，并不是指个人的自私自利，而是指建立人的责任和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利益正当性。肯尼斯·米诺格说，在现代社会的道德结构中，个人利益不是指自私自利的坏品德，而是指“责任”，自力更生，不要依赖别人养活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当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许多人无法做到这一点。但如果多数人不能以这种寻求自身利益的态度生活，那么，社会就不能够发展。同时，寻求自身利益，并不意味着拒绝或妨碍我们关心和帮助其它人。其实，如果我们没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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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更生的能力，又岂能谈得上帮助别人？①

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巨大收益，世界上各个地区都逐渐走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也使民族国家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从而也使民族国家成为现代国际政治领域最为活跃的因素，使政治越来越国际化，政治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由于国际社会无法以武力来统一天下，国际政治不可能在短期内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性地球政治，因此，现代国际社会就必须建立在均势和平衡的概念基础上。在现代国际领域里，要实现自由贸易，要为国际市场开辟空间，已经不像市场经济发展早期，依靠“实力”和“称霸”，已不再是解决国际政治问题之道，互利、合作、共赢才是解决现代国际政治问题之道。

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表明，互利、合作、共赢的关系，比互害、单边、独享的政治关系更能够改善参与政治各方的处境。政治发展史则表明，“乌托邦理想只会加剧冲突，使局面更难收拾。国家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谈判的，而权利原则上是不能谈判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方面并未取得显著的成功，而且如果谁若提议给予联合国维持和平所需要的权威，世界各国都会十分紧张。因此，国际关系领域清楚地表明，所有的政治解决都可能带来新的政治问题。”②

市场经济主体的相对独立性，不仅带来了国家政治公民个人的政治独立性，也带来了国际政治民族国家的政治独立性。

六、把政治当作政治

把政治当政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基础。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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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肯尼斯·米诺格：《政治学》，第49页。 ②

肯尼斯·米诺格：《政治学》，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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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市场经济唱主角，让政治唱配角，使政治越来越局限于政治，为市场经济开辟空间，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实际上，国家的组合、社会的组合、经济的组合、文化的组合，都是现代政治的基础。即使以此为基础，依然存在着政治支配一切、政治干预一切的可能性。

把政治当作政治，是现代政治伦理的一个基本要求。它一方面体现为政治普遍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应当承认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应当普遍尊重公民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方式；另一方面，政治又要仅仅体现为就是政治，仅仅局限于政治，而不是包办一切，不以意识形态统一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不禁锢人的思想和个性。肯尼斯·米诺格认为，一方面，政治必须创造一个越来越公正的社会，但是，另一方面，“政治的另一个较深层的含义是，社会必定是不完美的，因为如果社会要求其成员在道德上负起责任，那么社会中一定会有某些不负责任的成员。”① 因此，政治只是使人们能够顺利地参与社会生活的游戏。

如果不把政治仅仅当作政治，而把政治当作一切，政治包办一切，政治干预一切，把人类所有的理想都当作政治上的企图，当作具有启示性质的政治信条，即一切都上升为意识形态，那么，政治将成为最具危险性的根源，它就不会尊重人的思想、自由、权利和人性，不会表现为民主、妥协与合作，就不会是自由、民主政治；而是会禁锢和灭绝人的思想、自由、权利和人性，表现出专制、强权和野蛮，它就会走向专制政治。各种各样依靠启示性的政治信条和意识形态来解救人类的政治，都引起了未曾预料的恶果。

七、政治是一项持续而冒险的事业

认识到把政治当政治，政治并非是一切，政治仅仅是政治，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十分不易。这一方面与政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人的复杂性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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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斯·米诺格：《政治学》，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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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因为政治毕竟是人的政治。自古以来，政治一直是人类事务中最扑朔迷离、又最令人难以琢磨的社会现象之一，它与每个人的利害攸关。政治不仅具有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与人的目的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密切相关。政治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人们的阐释，具有人的主观因素；人性中所有的复杂性、多面性，包括善与恶、吸引人的东西和令人厌恶的东西、智慧和奸诈、正义与卑劣，都可能体现到现实的政治之中。它的历程，是对于人类倒退或者进步的不断探究，其复杂性为人类其他社会现象所不及。因此，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政治始终是一项持续而又冒险的事业。

例如，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就政治的核心——政治权力而言，既是必要的，又是危险的。肯尼斯·米诺格说，在实践中，民主和分权的方式，能够改造主权，使它不能滥用国家权力。自然法、人的权利、公民承诺、民族主义、共同意志等概念，都至少能在某种程度上提供缓解矛盾的思路。然而，即使在治理得最良好的国家里，我们都必须承认，政治权力是一种必要但又危险的东西。任何预防措施，都不能完全保证安全①。因此，对政治权力的种种制约，虽然不太可靠，但又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

对人类来说，自由、民主政治秩序的确立，并非易事，而一旦建立起来了，也并不容易维持。专制制度已经成为现代人所普遍痛恨的东西，但是，它无时不在借尸还魂。比如在民主政治中，自由、平等、民主、公正、人权等等，都是可欲求的，既是政治追求的价值信条，也是政治实践的现实原则；既是政治前进的方向和指南，也是某种可争辩的东西；既是政治实践奋斗的目标，又是人们享有的政治习俗和条件。因此，正义、自由、平等、民主、公正、人权等等，既是政治的内在价值，又是政治的表现形式，政治本身就成了对何谓正义、自由、平等、民主、公正、人权等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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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肯尼斯·米诺格：《政治学》，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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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就是这样一种以现实为基础，以理想为目标，在争论中前进的过程，既追求现代政治的表现形式，又体现现代政治的内在价值，从而推动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在政治中理想是重要的，但现实将为我们确立奋斗的方向，以及前进的速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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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斯·米诺格：《政治学》，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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