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也叫“陈仓石碣”、“岐阳石鼓”,是十只刻有文字的石墩,刻于先秦时期,627年发现于陕西宝鸡的荒野,现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馆(位于珍宝馆内)。由于鼓身上刻凿的文字珍贵,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历代都极受重视。根据鼓身上的文字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田车、銮车、霝雨。
2013年1月1日《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创刊号隆重推出九大镇国之宝,秦石鼓文入列第三位,被冠为:大秦帝国的“东方红”。
秦石鼓文[1]
专家点评:
关于石鼓文的确切年代,几千年来学者讨论不断,提出各种看法,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够被大家都赞同的确定的结论。现有多位学者认为它是秦景公时的作品。高明先生又对这一问题加以讨论,提出了新的见解。他根据石鼓文字形体、刻制工具与秦君称谓这三方面的证据认为石鼓文的时间应该在战国晚期,秦惠文王是唯一可以既称公又称嗣王的,比较符合石鼓文的内容,文字特征与刻制工具也属于这一时期。唐兰先生曾指出诅楚文和始皇
刻石皆晚出,认为石鼓应在前四世纪(献公时)。Gilbert L Mattos (马几道)在研究秦石鼓时也认为刻石的风气在中国出现较晚,所以石鼓应该是前五世纪的作品。这种见解与高明的看法结合,可以为石鼓文产生于战国晚期的说法提供比较合理的解释。[2]
公元627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已经登基称帝的唐太宗李世民正式改年号贞观,经过多年战乱和分治的中国,进入了以“贞观之治”开始的盛唐时期。
石鼓
在陕西省宝鸡市郊的荒郊野地里,有人无意中发现了几块奇怪的石头,体形庞大,直径约一米,数了数,整整十块,材质是花岗岩。荒野中石头遍地都是,并不稀罕,奇怪的是这些石墩好像是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其形似鼓,圆而见方,上狭下大,中间微突。好奇者试着清除掉石头身上的泥土,惊奇地发现,石头上居然刻有文字,而且十个石墩无一例外!不过,石墩上的字虽然看起来是字,却没人看得懂!
这十只石鼓,每个上刻有的文字数字不等。每个字约二寸见方,风格独特,既不像西周金文那么随意豪放,也不像秦小篆那么规范纤细,字体开朗、圆润,工整,可以说是稀世遗文。
石鼓的刻凿年代一直没有定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欧阳修的《石鼓跋尾》也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罗振玉的《石鼓文考释》认为是秦文公时物,又一说是公元6世纪的南北朝[1],郭沫若以为秦襄公时物,唐兰考定为秦献公叶十一年(前374年)刻[2]。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石鼓文秦刻石考》中认定石鼓刻于先秦时期,但具体年代说法不一。
十只石鼓上都刻有文字,数字不等,共700多个,每个字有两寸见方,当时的金石学家没有见过这种字体,后来认定这个是介于甲骨文和小篆之间的大篆,被称为石鼓文。
由于石鼓上的文字,使石鼓身价倍增,被当时得文人墨客大为赞颂。张怀瓘《书断》云:“《石鼓文》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铁针而端委旁逸又婉润焉。”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石鼓》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当时的书法家,如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都十分推崇石鼓,并亲自临摹做拓。传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赵孟𫖯藏本。许多当时的文学家,如杜甫、苏轼、韩愈等,都为石鼓作诗。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做石鼓歌——韩愈这些文字记录着秦统一前的历史。据唐兰的考证,石鼓上的文字是十首一组的史诗,记述了周王太史来秦宫与王出游的故事。
金石家们翻阅了所有的书籍、档案,也没有找到类似的字体。他们认定,石鼓上的文字,属于中国文字演进史上缺失的一环,称其为“石鼓文”, 属于大篆。大篆是在甲骨文、金文之后,在小篆之前的文字。两千多年前,雄心勃勃的秦始皇实现华夏江山“大统一”,文字统一是重要举措,而统一后的文字就是小篆。这也就是说,凿刻这些文字的年代距今至少已经有两千三百多年,它们记述展示了秦始皇统一前一段为后人所不知的历史。
历经千百年,石鼓终于从荒原之中走进文明之地——孔庙。但是这样的收藏保护来得太晚,以至于在真正收藏的时候,十只石鼓竟然丢失了一只。更加令人揪心的是,石鼓走进孔庙90年之后,唐朝在地方政权的分裂中成为历史,五代十国的战乱开始了。石鼓存放的地方成为战场。战火中,已经存放在凤翔孔庙中的九只石鼓也不知所踪。
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石鼓文处于承前启后的时期,承秦国书风,为小篆先声可以淘,宝网搜寻陈仓石碣。
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它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传说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称“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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