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序》的争论
夏传才
汉代《诗经》题解
汉代传《诗》，《汉书·艺文志》总括曰：“凡《诗》六家”。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六家者，鲁、齐、韩、后氏、孙氏、毛氏也。”王先谦《汉书补注》于《后氏传》注曰：“后氏，后苍也，辕固再传弟子。盖后氏弟子从受其学而为之传。”王应麟《汉书考证》于《齐孙氏传》注曰：“《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孙氏未详其名.”后氏、孙氏都属于《齐诗》系统，故《汉志》著录，实则四家。
又，《汉书·楚元王传》曰：“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楚元王刘交和他的儿子刘郢，曾先后与《鲁诗》创始者申培（申公）同受业于荀子弟子浮丘伯，申培先后在他们属下任中大夫，申培是刘交父子的同学和宾卿，《元王诗》当属于《鲁
诗》系统，是《鲁诗》的旁支。《汉志》之所以未著录，因为没有广为流传，难予入录。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今文《诗经》残简170余片。经考释文字，不全同于今文三家，也异于古文《毛诗》，我认为就是失传的《元王诗》[1]。《阜诗》各篇有序，这再一次以实物证明：汉代传《诗》的各家也有序。既然各家有序，那么，《毛诗序》只是其中的一种。三家《诗》后来失传，经过由宋至清几代学者辑佚，三家序说还是保存下来不少[2]。《汉书·儒林传》曰：“（《韩诗》）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这是说三家大同小异。《艺文志》又总评曰：三家“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这是说三家序说多未切中诗旨。我们把三家遗说与《毛诗序》作比较：从总体而言，它们都是封建经学的产物，通过对诗旨诗义的疏解为封建教化服务，因而都具有比附书史、穿凿曲解的毛病，都向今天的我们散发腐朽的封建思想的气味，这也是大同；而在与封建教化不相牴牾之处，也各有一些贴近诗旨或可供参考的内容，这也是小异。
《毛诗》独传，固然有政治上、文化上的多种因素，而《毛诗》文本、训诂、义疏、序说，在长期被压抑的
过程中不断改进、充实、提高，终于优于三家。以《毛诗序》来说，与之相配合的郑玄《诗谱》，标举各篇的时代、世次，就标志着这一套题解完整性和系统性的完成。当然，《序》标举的时代、世次和依傍的史事不完全可靠，但在那个时代，是超出其他序说的。
《毛诗》独传而使《毛诗序》这一套题解盛行于世，由于它的完整性、系统性和内容适合封建教化，曾经被作为《诗经》义疏的中心，从而造成了它的权威性。但是，它的权威性并不是绝对的，在整个封建时代，历代都有人对他提出批评。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得到以下共识：
一、我们不承认它的权威性，但可以承认它是汉代的几种《诗经》题解中的一种，而且是其中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和相对来说是较好的一种。
二、它是历史的产物，必然地打上封建经学的印记，要求我们以历史的观点来审视。们曾经着重地批判它，因为它的影响最大，摧毁封建《诗》说的义疏中心，才能为民主的、学的《诗经》学廓清道路。
三、作为汉代《诗经》题解中较好的一种，它仍然可以保存，对于其中可以吸取、参考的部分加以借鉴。
尊序和废序之争的回顾
《毛诗》在整个西汉时代被压抑，为了争取存在的权利和学术地位的上升，《毛诗》学者经过二百多年的努力，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中，不断地改进、充实、提高其训诂、义疏、序说的质量、到东汉中期才压倒今文三家《诗》。《郑笺》再采取三家《诗》说而实现今、古文的合流，《毛诗》终于代替了三家《诗》的地位。据《隋书·经籍志》，《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而无传（于南宋亦亡），《毛诗》独传。从魏晋的郑学和王学之争、南北朝的南学和北学之争，到刘炫取南学、北学之长而著《毛诗述议》和《诗序注》，《毛诗》的序疏仍处于发展过程。唐初统一经学，敕命撰述《五经正义》颁行天下，其他义疏序说一律废除。《毛诗正义，》对总结东汉以来几百年的研究成果，对推进文化教育以及实施科举考试，都有积极意义。但是，把它定为国家的标准本，从而宣告了汉学体系《诗经》研究的终结，只能用这一种传本，这一种义疏，这一种题解，《毛诗》的义疏序说再不能革新和提高。《毛诗序》被作为唯一的题解并依之解《诗》，《毛诗序》的被尊崇是和《诗经》研究的僵化同步迸行
的。这样的尊序，当然对学术发展有百弊而无一利。 宋代兴起思辨学风，是社会思潮发展的必然；宋学反汉学，是文化学术的进步。在破坏旧经学、建立新经学的历史必然运动中，宋代掀起声势浩大的废序斗争。宋学学者们敢于疑经，勇于挑战，笔锋犀利，向僵化的传统展开火力猛烈的进攻。先是北宋欧阳修《诗本义》、苏辙《诗经集传》、王安石《诗经新义》开其风，他们对《诗序》或指摘其谬误（欧），或予以删汰（苏），或自作新说（王），从而动摇了《序》的权威地位。南宋程大昌著《诗论》（又名《毛诗辨正》）废《小序》而依《左传》说诗；郑樵著《诗辨妄》专指毛、郑之妄，斥《序》为“村野妄人”之作；王质著《诗总闻》去《序》言诗；理学领袖朱熹曾自述曰：“熹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者，虽存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尽去小序，便可自通，于是尽滌荡旧说，诗意方活。”他批评“《诗序》害《诗）”，乃“山东学究”“妄诞其说”（《语类》）。他著《诗序辨说》，论《序》有妄生美刺、随文生义、穿凿附会三弊，其传世名著《诗集传》废《序》不录。《诗集传》影响很大，后来定为官书，习读《诗经》必读，一般读者就见不到《诗序》
了。
废序之论也受到顽强的反抗。北宋以程颐为代表。程氏曰：“学《诗》而不求《序》，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二程遗书》卷十八）南宋范处义著《诗补传》，吕祖谦著《吕氏家塾读诗记》、陈傅良著《诗解诂》、严聚著《诗缉》、段昌武著《毛诗集解》、林岊著《毛诗讲义》……或尊崇《诗序》，力辨郑、朱之非，或依《序》解《诗》，笃信谨守，不为废序潮流所左右，吕氏著作亦成为宋代汉学派的一代名著。
宋代尊序和反序的斗争，推动了《诗经》学的大发展。它打破了汉学的僵化，开启了自由研究、大胆怀疑、讲求实证、勇于反对传统的学风，其影响不仅仅在《诗经》研究这一个领域。废序派摆脱束缚探求诗义，取得一定的成绩，对《诗》的认识也较前人有所进步，其代表著《诗集传》的总体水平，确实高出了以前的传本。即使尊序派，在斗争中也不得不致力于本身的提高，训诂注疏力求扎实和完善，吕祖谦名著积三十年功力，训疏质量超过过去的汉学传本，而且在依《序》解诗时遇到窒碍难通的地方，他也去《序》另说。争论的双方都在进步。
宋学是中古的封建经学的学派，他们不可能越出封
建诗教的范围，历史尚未对他们提出这样的任务并准备这样的条件；“自由”历来是相对的，只能在一定范围之内。研究需要材料，他们从前代继承下来的以及他们所能发掘出来的材料，也必然限制他们的认识，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废序派的郑樵，不失为敢于反传统、立新说的闯将，由于认识和材料的缺乏，流入偏激、武断和虚妄；王质“覃精研思三十年沙，然其“冥思研索、务造幽深，穿凿者固多，悬解者亦复不少。”（《四库提要》）朱熹提出了一些正确和接近正确的认识，然以理学观念说诗，对有些诗篇的‘阐释，只能是以新的谬误代替旧的谬误，这不仅我们看出他某些诗说的错误，当时和后来的汉学家也不服。 元、明学术基本是独尊宋学和朱熹，宋明理学终于发展到它的反面。清初汉学复兴，主要是古文经学的复兴，我们称之为新汉学。在《诗经》学领域，如崔述所云：《诗序》复出，见者“辄据以为奇货秘籍”（《读风偶识·诗序通论》），从而尊序和废序的斗争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下去。先是新汉学反宋学，接着是今文经学反古文经学。从清代的几部名著来看，我们会得到一些启发。
陈启源《毛诗稽古篇》悉本小《序》注疏，力主《诗
序》不可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以古文经学为本，录《序》而力驳朱说，他吸取汉以来、尤其是乾嘉考据学成果，大大提高训诂义疏的学术质量，为求实也兼采三家《诗》说，为今、古文通学。胡承珙《毛诗后笺》主《传》、《序》为古义，精于考据训释，又兼取两宋诗说，为汉、宋通学。陈灸《诗毛氏传疏》专主古文《毛诗》一家之学，疏《毛传》，传《诗序》，其自序曰：“读《诗》不读《序》，无本之教也。”他笃守《诗序》说诗，集清代汉学之大成而成一家之言。
这些名著，或专主古文毛氏一家，或兼采今文，或兼采两宋，都依《序》说诗，反对废《序》。他们精研训诂义疏，精于考据，驳朱《集传》之非。他们著作的影响压倒了朱《集传》，《诗序》复兴，又成为说《诗》的依据。
魏源是近古的思想家，维新运动的思想先驱。他治经学，是继承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以复古为解放”，所以他推许三大家着眼于民生和社会改革的《诗》说。他的《诗古微》是清今文学派的重要著作，书中列举三家《诗》说和《毛诗序》比较异同得失，驳述《国风》中《毛诗序》所作题解谬误十八处，论证其穿凿附会，歪曲本义。他根据三家《诗》
说，发挥微言大义，附会引申，宣传社会改良主张。但是，三家《诗》说这个酒瓶子，实在装不新酒，因而又不得不辑录其他古籍的古论来补允；要宣传社会改革，《毛诗序》不行，三家《诗》说也不行。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朋友龚自珍就比他清楚。龚氏《己亥杂诗自注》曰：“予说《诗》以涵咏经文为主，于古文毛、今文三家，无所尊，无所废。”龚氏也是维新运动的思想先驱，一生积极宣传社会改革，他也治经，但能发挥时则发挥，却不穿凿附会把新思想硬塞进去，而另行立题目写文章。 能够超出尊序和废序之争的，清代还有尽位学者，我们称之为独立思考派。康熙时代的姚际恒著《诗经通论》，既批评《序》“虽不无一二宛合，而固滞、胶结、宽泛、填凑，诸弊丛集”，又批评朱《传》“之失在于妄”。自云他说《诗》“惟是涵咏篇章，寻绎文义，辨其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自序》）乾嘉时代的崔述受姚氏影响，其《读风偶识自序》曰：‘惟知体会经文，即词以求其意，如读唐宋人诗然者，了然绝无新旧汉、宋之念在于胸中，惟合于诗意者则从之，不合者则违之。”同治时代的方玉润著《诗经原始》，即“推原诗人始意”，“不顾《序》，不顾《传》，亦不顾《论》，惟其是者从而非者止。”（《自序》）依据诗篇本身的
文义来探求诗意，对以往各家序说加以辨析，从其是而黜其非，破除成见，自由立论，这种治《诗》方法是可取的。他们的《诗》说，论诗旨也各有创获，不乏精当独到之处。
如历代废序派对《毛诗序》的批评，它的各篇《小序》，即为305篇诗所作的题解，确实有许多比附书史、穿凿附会，为宣扬封建教化而曲解诗义，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从古到今，有过无数论证其谬误的文字。这样性质的谬误，在三家《诗》说、朱《传》和宋人其他《诗》说、清人各派的《诗》说，以及我们称为独立思考派的《诗》说，也都存在，只是多寡不等、程度不同，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而已。封建社会的学者不可能摆脱封建诗教的影啊，他们的立足点，以及限于从前代继承下来的材料，他们的认识和发现，只能达到一定的程度。似苏轼《题西林壁》诗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从另一面来看，各家序说又都有切中诗旨、贴近诗义或比较接近诗义之处，各家各派的著述都有正确或接近正确的题解。从总体看，认识处于发展提高的过程，《毛诗序》是古代第一部完整、系统的题解，它保留的古序较多，距离《诗经》时代较近，有一些也言中诗旨、
诗篇时代背景或作诗缘起，为后代的学者所承袭。以废序最力的朱熹而论，清代独立思考派的姚际恒曾批评朱氏：“时复阳违《序》而阴从之”（《诗经通论自序》），崔述也指出朱《传》“从《序》说者尚不少”（《读风偶识自序》）。今人莫砺锋曾统计：朱《传》全采《小序》说的82篇，与《小序》大同小异的89篇，与《小序》说不同的126篇，存疑8篇。[3]根据这个统计，全袭和基本相同的共171篇，占《诗经》305篇的约近57℅，这证明朱熹实际上认为《序》一多半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废序派并没有完全废序。独立思考派三家主张无所尊、无所废，惟涵咏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从其是而黜其非，他们寻绎辨析的结果，也袭用了一部分《小序》。上述情况说明，历代各家说《诗》者，包括废序派在内，还没有完全撇开《小序》的，可见其中有些题解尚有可取。
“五四”新文化运动向整个封建文化发动冲击，摧枯拉朽，横扫千军如卷席，反对“尊孔读经”，是当时建立新文化、反对封建文化的历史要求。封建文化教育长期把《诗经》这部古老的诗集作为封建政治伦理教科书，是通过对它的序疏实现的，而各家各派的序疏，仍以《毛诗序》影响最大，尤其《小序》乃是各种封建义
疏的中心，不能不对它集中火力。这次反《序》，与历史上的废序斗争已有本质的不同，学者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拨开掩盖《诗经》真面目的封建迷雾，以其对封建思想的尖锐深刻的批判，启发人们用新思想和新方法重新探求诗义。在《诗经》学史上，这次批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待经》研究从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在革命的暴风雨之后，胜利的战士总要清理战场，检点战利品，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通过对《诗经》研究的多年实践，我们发现《毛诗序》中被称为《大序》的那一部分，是一篇有价值的文学理论的文献；而且那些一直被斥为比附书史、穿凿附会、歪曲诗义的《小序》，如前所述，其中有一些在提示诗篇时代、背景、作诗缘起等方面，仍有可以利用或参考的价值。
“《诗序》不可废”——我同意这个论点，因为它有可以利用和参考的部分，实际上近年的多种《诗经》注疏本和译注本的题解序疏仍在利用和参考。 “《诗序》不可尊”——我也同意这个论点，因为它毕竟有许多谬误，决不能按《序》说诗，对其封建思想和不符合实际的部分，必须加以批判。
我赞同独立思考派的意见：对古人的各种序说，无所尊，无所废，寻绎文意，考察背景，加以辨析，从其是
而黜其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一概而论。
作者向题的来龙去脉
《毛诗序》的作者是谁？这个问题从汉代到现代，争论了两千多年，至今还在“商讨”、“考辨”。本世纪初期，胡朴安《诗经学》归列十三家之说，到中叶，张西堂《诗经六论》归列十六家之说。记得见过一个石印本《诗序的作者——孟子》，1932年出版，没有流传开。如果算上这一类一面世便不被承认的议论，那就不止十六家了。过去的《诗经》著述，大多都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从各家提出的作者名单中撇开“村野妄人”、“山东老学究”之类的偏激之说，大致可开列为孔子、卜商、孟子、国史、诗人自作、毛亨、卫宏以及汉儒在二三百年传《诗》过程中摭拾旧说又陆续增续而成，非一时一人之作。
本文不拟再征引过去各家繁杂重叠的考辨，不再一一复迷各家的论点论据，而换一个角度，回顾一下争论的来龙去脉。
汉代传《诗》，《毛诗》较今文三家晚出。《鲁诗》、《韩诗》在文帝时立为官学，《齐诗》在景帝时立为官
学，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聘毛亨的传人毛苌为博士设馆传授《毛诗》，才将古文《毛诗》献于朝廷请立官学。这时，今文学派已处于垄断性的地位，所以坚决反对。终西汉各世，《毛诗》只能以私学在民间传授。在汉代，某派经说立为官学，就取得某派某经的学术统治地位，传授者也由朝廷任命为博士，相当于高级文官，兼具朝廷顾问资格。所以今文经学派坚决反对古文学派的《毛诗》。《毛诗》创始人毛亨是荀子的学生，自称荀子得自孔子弟子卜商（子夏），所以《毛诗序》最初署名“卜商序”，或称“毛亨得自孔子、卜商嫡传”。事关学派的兴衰荣辱和个人利禄，今文学派攻击古文《毛诗》不是先秦传下来的真经，斥责它盗名欺世。一方面自称是孔子、子夏作，一方面坚决反对，说是“小人伪托”，双方斗争势不两立。
在二、三百年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斗争中，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和学术的发展，今文经学日趋繁琐和妄诞，逐渐丧失作为上层建筑的作用，古文《毛诗》经过几代学者努力，训诂序疏不断充实提高，终于取代三家《诗》的地位。
《毛诗》的传和序原来是分别成书的。《毛传》署毛亨传，《序》署卜商序，另成一卷。《传》多依《序》
解诗。《序》的完整性、系统性为解诗提供了依据，其内容又适合封建教化的需要，这是《毛诗》得以独传的原因之一。为了维护《毛诗》和这些序说的权威地位，以之作为封建义疏的中心，汉代及其以后的汉学家都认同卜商作序之说。如郑玄为《毛传》作笺，并依《小序》的世次作《诗谱》，完成了三百篇时代世次的完整体系。《小雅·常棣》疏引郑玄曰：“此序子夏所为，亲受圣人。”魏晋时期王学的代表人物王肃曰：“子夏所序诗，即今《毛诗序》也。”（《孔子家语注）））他们不仅肯定子夏作序，而且进一步指出是孔子删《诗》授子夏，如晋陆玑《疏》曰：“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经师们进而以为《序》不但是孔子嫡传，一部分内容也是孔子作的。
在《毛诗》传授过程中，学者们逐渐发现《序》繁杂反复，诗篇时代世次也多有与书传不合，六朝学者以为决非全是圣人所传，不应把错谬加给圣贤，他们把《序》分出大、小，即把首篇《关雎》的序文中总论全经的一大段长文称为《大序》，把各篇的题解称为《小序》，如北齐大儒沈重曰：“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经典释文》引）其实《诗谱》并无这个内容，郑玄时代也无大、小序之分，这只
是沈重个人的认识。把《序》分为大、小，作者不同，自六朝始，这个分法就把《序》中的错谬与圣贤分开。这个分法，对后世很有影响，但是也把《序》的绝对权威性动摇了。
南朝宋的范晔著《后汉书·儒林传》、正式提出汉儒作《序》，《卫宏传》曰：“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此说一出，信从者不少。但是学者们从《序》本身文字的繁简、杂讹、重复或不相联贯，又看出显然不出于一人之手，认为不会是卫宏一人之作，而经过不同的人续修。《隋书·经籍志》便说：“先儒相承，谓《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卫宏字敬仲）又加润益。”这是说《序》由子夏相传又经过毛亨、卫宏的补充润饰。这时的学者，已经承认汉儒参与作《序》——汉濡将子夏传下来的序陆续加以补充修订。这时，虽然还没有剥夺子夏的“著述权”，孔颖达《正义》已录以上各说并存，问题是前进了一大步
唐成伯玙《毛诗指说》开始指出子夏序说很少，其《小序辨》曰：“子夏惟裁初句耳，至‘也字而止，《葛覃》，后妃之本也’，‘《鸿雁》，美宣王也’，知此
之类是也；以下皆大毛公自以诗中之意而系其辞也。”首句外都是毛亨作，此说也不完全符合实际，因为《毛传》从《序》虽多，也有不从《序》的，如《宛丘》、《出其东门》、《羔羊》、《君子偕老》、《狼跋》等篇。
唐韩愈已经提出“子夏不序《诗》”[4]，否认《序》是圣贤的著述，在汉学僵化统治的唐代，还不能被学术界接受。宋代宋学反汉学，欧阳修《诗本义》首开议《序》之风，并提出“《诗》之《序》非子夏之作”。欲破除《序》的旧说而作新题解，就要把《序》与孔子、子夏分开，王安石说《序》是诗人自作，苏辙说是毛氏之学而由卫宏集录，郑樵说是村野妄人作，朱熹则认为《小序》据《后汉书》说是卫宏作，但“亦不是卫宏一人作，多是两三手合成一序”，“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凑合而成”（《语类》）。废序各家的论点虽然还各有一些出入，如对《大序》的看法不同，或认《小序》首句保留古义，但都认为《小序》即各篇题解不是孔子、卜商所作，而经毛亨及其后学以及卫宏及其他汉儒陆续增益。即使是尊崇《诗序》的学者，面对上述考辨，也不得不承认其中符合事理的部分而修改传统的观点，如程颐曰：“《大序》，孔子所为，文似系辞，其义非子夏
所能言也。《小序》，国史所为，非后世所能知也。”（《二程遗书》卷十八）他对“圣贤之作”的捍卫已经退让，只想保留《大序》这一小块地方了。尊序说《诗》最坚决的汉学派领袖吕祖谦，也承认苏辙所云非一人之说的观点，其《读诗记·鹊巢》疏说：“说《诗》者非一人，其时先后也不同。以《毛传》考之，有毛氏已见其说者，时在先也；有毛氏不见其说者，其在后也……后之为毛学者，如卫宏之徒附益之耳。”他比程颐退得还多，并不坚持孔子或子夏作序，只说《毛传》接受了先秦传下来的旧说，在《毛传》以后，还有一些卫宏这样的《毛诗》学者陆续增益。由尊序派领袖人物说出这样的论断，说明宋人对《序》的作者的认识，已经取得不少共识，至于毛亨接受以前的《诗》说是什么人作的，如《大序》是不是孔子作或子夏作；《小序》首句是不是子夏作或国史作或诗人自作，可以另作讨论了。 朱《传》独尊以后，《序》被废，清代古文经学复兴，学者们才能普遍见到《序》。在反朱《传》的潮流中，尊序之说复兴，学者们就汉、宋诸家之说进行了大量考辨。我们不再列举他们对以前汉、宋诸说的重复申说，也不再引录其中细微的出入，而注意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新论证和新论据.
清人值得注意的论证有以下三项：
一、《唐书·艺文志》著录《韩诗》署卜商序韩婴注，可证《韩诗序》亦自称为子夏作。《四库总目诗序提要》引述：“蔡邕本治《鲁诗》，而所作独断，载《周颂》三十一篇之序，皆只有首二句，与《毛序》文有详略，而大旨略同。”考《诗》传授源流，卜商五传而至荀子，《毛诗》始传者毛亨、《鲁诗多始传者申培的老师浮丘伯，都受《诗》于荀子，他们源出于一，所以有的题解相同或接近，这可以证明311篇小序各自的前两句，其中有一部分是子夏传下来的，毛亨见到了这一部分。
二、《诗》原有311篇，汉初复出时亡六篇，《序》仍保留这六篇的题解。又如前面的引述，清代多家比较《序》、《传》，证明有一部分诗篇《传》《序》不相应，这都证明《序》在毛氏之前，不是毛氏所作，而是他利用了他见到的部分，《传》与《序》不同的部分，只能是来自秦汉之际及以后经师的传授，或后人的增补了。
三、考证《新序》、《说苑》、《列女传》等汉人著述，颇有与《序》相合者，尤其是其穿凿附会的谬误相同，可证它们必有相袭关系。又，汉代《毛诗》学者
谢曼卿、贾逵、郑众、马融等都著有传注序说、有的在卫宏以前，有的在卫宏以后。
现代学者的考辨也有新的进展，重要的论证有以下两项：
一、关于卫宏作《序》的问题，台湾潘石禅氏提出卫宏《序》不是我们现在所见的《序》，而是另为一书。
[5]
范晔《卫宏传》袭自陆玑《疏》，所云卫《序》“今传
于世”，指传于六朝之时，《梁书》录有《卫氏传》，《隋志》无录，则隋时已失传。清严可均《铁桥漫稿·对丁氏问》以为卫《序》即在《卫氏传》中，刘宋时范晔尚见到，不是今传世的大、小《序》。
二、大、小《序》之分始于六朝，汉代传《毛诗》时，《序》无分大小。古人作书序体例此，第一篇把全书总旨说说，然后分篇说篇旨。由于这一部分总论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抽出来加以研究，起个名称，这并无不可，如说这一部分就是孔子作的，其他文字是子夏或毛亨其他人作的，并无根据。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大序》是先秦至汉代儒家诗论的总结，概括了孔子以来儒家对诗歌的重要认识；其中的大段文字，与《荀子·乐论》和成书于西汉的《礼记·乐记》相同或基本相同。《大序》吸取了先秦儒家的各种学说并加以发展，只能写定
于西汉以后。
学术是在不同学说体系的论战中发展的，问题总是越辨越明。我们撇开那些武断性的偏激之词，扬弃中世纪经院哲学，不在细微末节上繁琐考据、纠缠不休，也不在一些限于史料根本无法考证清楚的问题上钻牛角尖，那么，归纳前人和今人研究考证的成果，折衷众说，求同存异，对《毛诗序》的作者问题，可以获得以下大家基本上可以接受的共识：
——《毛诗序》不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其中保留了一些先秦的古说、秦汉之际的旧说以及多代汉代学者的续作；整理执笔的有毛亨、卫宏，可能还有另的人。 ——在保存的先秦古说中，可能有孔子、卜商之说，荀子之说，国史之说，也可能有孟子之说或诗人自己的说明，这些已经无法考察清楚，没有发现新的证实材料，我们只能概括性地说明它保留了一些先秦古说。我们对其他一古籍中的问题也只有这样处理。 注释：
[1]考证见另文《关于荀子传<诗>的问题》。 [2]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
[3]《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二辑，北京出版社，1985
年，全采《小序》说的82篇之中，言明采《序》的29篇，不提《小序》而全袭的53篇，即姚际恒所云“阳违阴从”。
原载：《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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