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起义领袖杜文秀

回族起义领袖杜文秀

第一节永昌惨案

杜文秀是近代以回族为主体的云南各族人民联合反清起义的杰出领袖。

文秀字云焕，号百香，回族，云南永昌府保山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十一月初八日，幼聪颖负大志，应童子试，名列前茅。16 岁补廪生，中秀才。清朝政府自嘉庆、道光以来吏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危机四伏。又对回族实行空前的高压政策，民族矛盾日益严重。这时，云南地方回、汉民族经常以日常琐事发生冲突。永昌地处西南边陲，这种冲突尤为突出。地方官吏或敷衍塞责，不能认真办理；或挟私徇情，任意抑扬。于是是非混淆，舆论失实。回族人民衔冤难告，嫌怨日深，从而酿成了大规模的回汉械斗和屠回巨案。

嘉庆五年（1800），顺宁府（今凤庆）悉宜银厂回汉民因口角争斗，事态扩大，回民被击杀18 人①。道光元年（1821），云龙州白羊厂回民与湖广及临安汉人“因争厂地■硐挟嫌”，发生械斗，双方死伤多人，其中回民居多。回民赴京控告，地方政府奉旨处理，给回民死者每尸给银9 两，草草了事②。道光十九年（1839），缅宁（今临沧）官府唆使地方恶棍屠杀城内回民1700 人，同时将城郊五寨回民170 余户，全部焚杀①。劫余回民在张富、马效青、黄巴巴、蔡发春率领下，聚众自卫。

清朝地方官府始则“助汉抑回”，终则公开屠杀回民。缅宁事件很快冲击到保山。保山县城内有回民4000 余人，城外50 余村均有回民居住。道光二十三年（1843），汉人万春组织烧香会，将金鸡村等七哨汉民，组成数百人一香，或千人为一香。势力既成，目无官府，率众围困县城，企图尽屠城内回民。幸赖太守陈芝楣多方排解，虽未酿成大祸，但嫌怨已深。二十五年（1845）四月，保山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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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地方回汉青年因唱秧歌，发生口角，进而斗殴。回汉之不肖乘机煽惑，纠纷日益扩大。而保山县之官府已被汉绅所包围，与香哨首领呵为一气。始则拆毁板桥清真寺，焚烧当地回民房屋。接着又对金鸡村、八达营、乙丑村等处回民大肆屠杀，脱逃出来的回民前往保山城内避难②。

八月，张富等在距保山城六十里地的丙麻地方大败清军，邓川知州恒文据此以为保山城内回民“悉属匪类”，密召香首周曰庠、练首沈聚成密谋策划，亲授屠杀回民机宜。九月初二日黎明，哨练入城。城内原住回民加上从城外逃进城的，共有8000 余人，“无分老幼男妇，混行杀戮”。杜文秀阖家遇难，仅以身免。他的未婚妻马小有姑被恒文家奴黄贵掳匿。当时人即称此为“永昌惨案”。清吏昏庸，回汉之争，至此转为纵汉杀回的局面。风声四播，人心益增不安。保山以外各州县，也不时发生流血事件。

② 转引自牟安世：《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477 页。① 本文原载《回族人物志》第4 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② 《白羊厂回汉械斗案》，荆德新编《云南回民起义史料》，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年版，第10—11 页。① 《白羊厂回汉械斗案》，荆德新编《云南回民起义史料》，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年版，第10—11 页。② 《马文昭叩阍封章》、《缅宁回民叩阍稿》，白寿彝编《回民起义》第1 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2 年版。

第二节北上叩阍

道光二十六年（1846），杜文秀星夜绕道至昆明，向云贵总督贺长龄上诉，长龄未能秉公办理。文秀与丁灿庭、白廷杨、刘义、沐文科北上京城叩阍。要求严惩永昌屠回案的凶犯，为死者昭雪。二十七年七月，道光帝命陕西巡抚林则徐为云贵总督“赴滇审办”。则徐抵滇，以“只问良莠，不分回汉”相标榜，实为永昌官绅所左右。道光二十八年（1848），林则徐师次永平，判七哨凶徒430 名；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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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认为滇西回民“良善少而顽梗多”，判回民491 名，还冤杀各县回族士绅76 人③。更以“安抚”为名，将保山孑遗200 户“难回”强迫押送瘴毒之地潞江西岸的官乃山居住。文秀于二十七年九月被刑部押解回滇，他看到永昌惨案如此了结，实出预料。冤案未雪，孑遗者又面临灭种之横祸。他在压力之下不得不书写“遵断甘结”，表示承认林则徐对此案的判决，因此还落了个“状告失实”的罪名。他家资荡然，无以为生，又不愿迁居官乃山瘴毒之地，便辗转于成都、蒙化（今巍山）之间。在成都忧愤成疾，几乎病死。继至蒙化，暗中结盟，建立了“忠义堂”、“永胜堂”，联络各地义士，宣传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消息，俟机应变。

叩阍的失败，使杜文秀丢掉了对清廷的幻想，最终被迫走上了武装反清的道路。

③ 李丙元：《永昌回汉互斗及杜文秀实行革命之缘起》，《回民起义》第1 册，第15 页；盛毓华《永昌回汉互斗案节略》，《云南回民起义史料》第63—64 页。

第三节丙辰惨案

咸丰六年（1856），有临安矿商与回民争楚雄石羊银矿，诉于官。官府裁决不公，见临安人势盛则扶临安抑回，回人势盛则扶回抑临安，导致流血械斗，互有死伤。临安人退出矿区，将其积恨转移于一般回族民众。二月，临安人尽屠南安、楚雄、三井、武定、广通、禄丰等处回民，并扬言要进省屠杀由楚雄逃至昆明的回民。于是，滇东南的新兴（今玉溪）、昆阳、澄江等地回民风鹤频惊，一如道光年间永昌的回民，人皆自危。

有新兴武举马凌汉，“恨临人之强横”，“怒官吏之不为保护”，便挺身而出，于四月初九日率众从海口到达昆明，驻顺城街清真寺内，意在堵御临安人，保护省城回民。省府不察，派昆明县王某、邑绅黄琮等出城弹压，令其解散。凌汉历诉回民受害情形，请求申雪，官府漠然视之，对临安人反行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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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凌汉愤极大骂，官府对城内回民益加疑惧。

时藩司青盛，素歧视回民。黄琮奉旨团练，私意亦在制回。今见马凌汉此举，遂起剪除回民之心。碰巧马凌汉在城外打了一次胜仗，有省城陕西回族武举妥福、妥寿前去慰劳。官绅对省城回民疑忌更甚，藉此诬告妥氏“造无门之锁，阴谋作乱”，胁迫巡抚舒兴阿密饬各府厅州县灭回。

初十日，舒兴阿召集临安人和各乡团练绅士入城，听号令。十六日，青盛自上院出，当众紧急宣布：“凡遇回人，格杀勿论。”以黄琮为首的团练和临安恶霸，分头搜杀，“不论良莠男女老幼悉殄灭之”①。历时3 日，杀犹未已。十九日，青盛母亲外出，道经沙腊巷口，见被杀的回族妇女剖腹街头，卧于血泊之中，胎儿还蠕蠕转动，非常愤慨，回去责骂青盛说：“男子作事与妇人何涉，乃惨毒至此也！”①因此，杀稍止。然回民仅剩余数十人，押禁在臬署中。妇女投水未死者，则囚禁于报国寺、荩忠寺。临安人见有姿色者，则割襟为记，然后抢劫而去，当时人称这种做法为“割襟”。

这次大屠杀，昆明回民被杀者2000 多户，2 万余口，较道光年间永昌惨案更加残酷，影响更为恶劣。云南地方最高当局在屠杀省城回民的同时，又传令各府厅州县“聚众杀回，须横直剿灭八百里”。各地官绅、团练便打着“奉宪灭回”的牌子，掀起“灭回”的恶潮。临安、昭通、腾冲、元谋、武定、元江、鹤庆、丽江、剑川等地回民先后罹难。各地回民得不到保护，只得奋起反抗以自卫。一场回民抗暴自卫的风暴席卷全滇。马敏功、马如龙、马德新起于临安；马二花、马连升起于东川、曲靖；马凌汉、杨振鹏起于昆阳、海口；徐元吉起于澄江；田余庆起于河西；马荣起于寻甸。于是，三迤糜烂，滇局不堪收拾。此年岁在丙辰，时人称这次大屠杀为“丙辰惨案”。

① 马元：《林则徐与“白绫血书”》，《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① 马观政：《滇垣十四年大祸记》，《回民起义》第1 册，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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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大理政权的建立

杜文秀既结盟于蒙化，静观时变，及闻楚雄、昆明屠回噩耗，知大祸再起。

三月，滇西北鹤丽镇标千总张正泰聚集无赖游勇，歃血为盟，成立“合义堂”。七月，屠杀鹤庆、丽江、剑川回民，进围邓川、浪穹，兵锋指向大理。大理及郊区回汉冲突不断升级。八月初，大理回民惊恐万状。回民父老求知府唐惇培制止。唐惇培表面上召集回汉士绅商订“互保”条约，实则以堵防张正泰为名，将回族团练全部调往上关防守。回民又请求知县毛玉成保护，毛玉成率众向唐惇培和迤西道林廷禧请命，均遭拒绝。毛玉成垂泪而已。此时有贵州回民吕藩，住在丰城庄，素以多策谋称。情势危急，回民都来找他问计，表示愿意听从他的驱使。吕藩说：“某日黎明，团练汉人将来夺村。我们预先准备好引火之物，埋伏在附近汉村中。等到他们出兵，各村同时放火，他们会心慌意乱，不战自溃了。”大家按照他的主意办理，各个回民村庄幸得一时保存。大理城内回民看到求官府保护无望，只好分区设防，筑起木栅，防备攻击。

初九日，团练期满，迎团于四乡。火烧回族村寨、清真寺。初十日，团练围攻大理西门，回民拼死抵抗，血战数日。后赖有死士50 余人，奋力占有武营军库，得火药若干、大刀多柄、陈旧火枪多枝，得以暂时勉强抗拒。蒙化回民于事前两日得大理回民求救书。“忠义堂”的领导人即在清真寺开会，决议救援。他们通知各村共募得志愿青年近千人。共举马天有带队冲锋，蓝金喜、马朝珍、马金保统帅中军，马三进士办下关粮草事务，马云霄督后队，杜文秀则订行军律例、掌军法。同时通知“永胜堂”，共起弥渡、赵州回众，会师大理。

八月初五，鸡鸣起行。卯时，已距下关不远，遥见关外汉团来屠下关、营头上、小关邑等处回民。红旗②业已进关，有即与城内汉团会合之势。马天有出其不意，挥众而上。红旗军惊溃，马天有遂入下关，进据大理。清军团练均未大战而散，知县毛玉成、迤西道林廷禧，死于乱军之中。知府唐惇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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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往宾川，死于途中。提督文祥时在姚州，分兵回救，为时已晚。其时，张正泰急向大理奔来，回民军分三路出击，大败张正泰军。

杜文秀暨蒙化回民，既据有大理，远近回民，应者日众，势力渐大。蓝金喜、马金保、马朝珍、马良、杜万荣、马名魁等，都自矜有功，各不相下；金喜贪财务得，御下寡恩，更失人望；更有甚者，借机报复，侵扰人民。回民内有识之士，都恐自开衅端，遗人间隙。便发起大会，共同商讨。会中金喜等竞相夸伐，独有文秀沉默不语，最后才说：“欲举大事，须收拾人心，不当专尚武力，且汉众我寡，尤须重用汉人。”大家都佩服他的见解，吕藩尤力赞其议。于是下令严禁杀戮无辜，掳掠民财，并厚葬知县毛玉成。对同情回民的文祥夫人予以抚慰。于是回汉仇杀的局面，顿成过去。而援回抗汉之师，转化成协和回汉各族共同对抗腐败的清朝地方政权的团体。

九月二十五日，文秀被推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升坛授命，授吕藩为军师，马金保为中军将军，杨荣为骠骑将军，刘纲为平东将军，陈义为镇西将军，马良为平北将军，朱开元为平南将军，蓝金喜为奋勇将军，杨德明为② 马观政：《滇垣十四年大祸记》，《回民起义》第1 册，294 页。

左翼将军，宝文明为右翼将军，马天有为前军将军，马朝珍为后军将军，张子经为总理军机正参军，马国忠为总理军机左参军，马印图为总理军机右参军。马安国为都掌教，管理伊斯兰教事务。此后又陆续设官授职。大抵武职为将军、大将军、都督、中郎将、翼长、领军、指挥、先锋、统制等，文职为参军、大参军、参议、参谋、主政、主簿、司务等；又有大冢宰为文职之最高领导，大经略为武职之长，有大司马为军事要员，承审司为司法之官。任用之人，开始以回民为多，其后则汉人之数目大增。对各少数民族旧有之土司根据其原来职位之高低授以抚夷大都督、抚夷大将军、宣政司、副宣政司等职。做到“外连夷长，内结汉民，进无异心，退有余地”①。宣布起义军的纲领：“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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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秀手订《管理军政条例》，内有关于帅府执行5 条，关于镇守官吏执行14 条，关于军令执行28 条，关于行营23 条①。略见其政治建树之大概。一、保举官员，须审查才能，酌量功勋。果然堪授此职，方可保举前来。亦须循序渐进，勿得越级滥保。若有不论才能功勋，或私自受贿，或亲故滥行保举，实属不重名器。一经查觉，本人罢职，该保举官滥保一员，降一级，二员降二级；如至十员以上，罢职。

一、地方税课，旧有例者，方准抽收。不得私加名目，妄自征收。如土产等类，亦不准勒逼抽取。违者，一经查觉，小者记过，大者参处。

一、府厅州县各衙门内，不须多养闲人。至六房书吏，两班差役，以及门房签押各行，须择忠厚明白者用之。一切猾吏，不准任用，以为民害，并量其事之轻重劳逸，每月分别等第，给以工食，不准私索民间分文。如有私索一两至五（十）两者，杖一百追赃；自十两以至二十两者，杖二百，追赃抄家；自二十两以至五十两者，拟绞；至一二百两以上者，拟斩。

一、文武官员，无论镇守地方，或攻开地方，不准估娶民间妇女，为妻作妾。违者，罢职。

一、发兵征讨地方，须委统带官一员，即如元帅亲临。所有各将官，无论何职，务须听号令，勿得违抗。如违，准管带官按所订军令认真惩办，而统带官亦须秉公提调，量能委派，不得于所喜之人委以平顺之事，故意使之成功；亦不得于所恶之人，委以凶险之事，故意使之获罪。如违，实属存心偏袒，有负委托至意，应参处拿问。

一、带兵官经过投诚地方，如有擅入村寨，妄动一草一木，奸淫吓诈等情，查出，不论官兵，均枭首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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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各行其是。既同营干事，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凌虐。违者，不拘官兵，从重治罪。

一、官兵如经过文武庙宇，不准驻扎。违者，治罪。

杜文秀深受清廷实行的反动民族政策之害，从永昌和昆明惨案中他认识到，直接下令杀害回族人民的罪魁祸首是清廷各级官吏，挑拨回汉“互斗”的也是清廷，汉族人民也“同受其害”，是无辜的。文秀为此制订和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大力改善回汉关系，加强民族团结。他“重用汉人”，“不分汉回一体保护”，“回人犯罪较汉人定罪加严”。在他的297 名统属官职中，汉、白、彝、景颇、傈僳、纳西等族官员就有284 名，回族官员仅13人。文职36 名内阁参军中，大都为汉、白族。十八大司中汉族有大司寇李芳园，大司成梁国玉，大司略董飞龙；白族中有大司卫姚得胜；彝族有大司防李文学。杜文秀指出：“至若迤西，回之受职者数千，汉之受职者数万。”大理政权军队中，“汉兵十之七八，回民（兵）十之二三。”他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十分尊重。杜文秀在民族政策方面用力最勤，效果最突出。民族问题在当时当地是最不好解决的问题，杜文秀成功地解决了。从而实现了回、汉、白、彝、纳西、傣、傈僳、景颇各族人民联合反清的政治局面，为大理政权坚持18 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 当时清军团练执红旗，回民军执白旗。

① 《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47。

杜文秀依李芳园的建议，“改正朔，蓄全发，易衣冠”。废除府厅州县制，把属地改为64 四■，每■设大使1 人（镇守使）、参军1 人（州县官）、主簿1 人（管财务）、承审司1 人（管司法）。进而严明法制，廉洁吏治，稳定了社会秩序。传说，当时滇西“偷盗绝迹，夜不闭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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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文秀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对发展农业、商业、矿业、手工业生产极为重视。兴修水利，发贷耕牛、籽种给农民耕种。农忙季节则避免大量调动军队和征调夫役。规定“田赋征粮米，除丁银”。“地方税课，旧有例者方准抽取。不得私加名目，妄自征收”。“每年征粮一次，其余大小苛敛一律豁免”。并轻征商税招徕外地商人、商贩和手工业者免税；在交通要道或险要地带派兵保护，以利外地商人通行；在外商贸易之地设立专门办事机构；对进入滇西货物数量及其价值进行登记，如其在境内被盗或遗失，由地方当局负责赔偿；整修道路，促进滇西与四川和缅甸之间的贸易；在大理南门外、永昌、腾越等地设立行店和货栈为商人提供方便。滇西地区商业和手工业发展较快，一些城市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大理城内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滇西地区“百姓安居乐业”。

伊斯兰教受到了保护，还有了一些发展。掌教阿訇有一定的地位，有的大掌教直接参与政事②。文秀下令修复了各地被清军毁坏的清真寺，在大理城内新建了几座清真寺，各清真寺设立“经馆”，聘请著名经师担任“经馆教谕”、“训导”，发展经堂教育，培养伊斯兰学人。同治元年（1862）刊刻《古兰经》，名曰《宝命真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古兰经》刻本。自咸丰六年（1856）杜文秀得大理建立政权，延揽人才，励精图治，扩充军队，向四方发展。经11 年之久，至同治六年（1867）十月，大理政权已奄有云南之半。昆明西之镇南、姚州、赵州、弥渡、宾川、云南、邓川、浪穹、云龙、丽江、鹤庆、剑川、永昌、永平、龙陵、腾越、顺宁、云州、缅宁、永化、蒙化、大姚、姚安、广通、中甸、维西、禄丰、安宁；昆明南之思茅、普洱；昆明北之罗次、武定、元谋、禄劝，均已归大理政权掌握。其最盛时已占有云南53 座城池。昆明东之曲靖、寻甸，阳受云南政府的任命，实亦阴听杜文秀的指挥。贵州方面，则有金万照、张翎翔、马河图等，占据新兴府及普安厅所属各州县。陕西、四川方面，则有蓝大顺、蓝二顺、蓝朝鼎等先后攻至绵竹、西安。这几方面都是大理政权的别动队。此时大理政权几近掌握西南各省。

② 详见《回民起义》第2 册，111—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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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四反围剿

咸丰六年（1856），大理政权建立伊始，提督文祥奉朝廷命自姚州向大理进发。都司何有宝奉恒文命西上，与文祥会师。何有宝骁勇当前锋，所向披靡，从镇南直攻至红岩、赵州，距大理30 里。杜文秀亲率大军前往迎敌。暗派吕藩诱说何有宝之子自清。文祥拟诱捕何有宝父子斩之。何有宝杀捕者，远遁。杜文秀挥兵掩杀，文祥营溃乱，退回镇南。清军第一次西征，被杜文秀击败。

十年（1860）二月，提督褚克昌倾师西犯，连陷姚州、大姚、云南等县后，又分兵进攻红岩、弥渡、宾川。大理震动。杜文秀亲率大军于红岩、赵州对敌，急调扬威大都督蔡发春于云州星夜来援，乘其不备，相继克复红岩、弥渡、云南县等要地。时迤东南友军马如龙率领东南回民义军赴迤西援助，自曲江出发，取道通海、.峨（峨山），出易门，入南安州（今双柏）。宜良汉族诸生李芳园亦率部由安宁经易门至南安州，联合攻取广通县，进占楚雄，截断褚克昌后路。褚克昌粮运不济，军心动摇。七月，蔡发春攻克褚克昌的宾川大营，褚克昌兵败身亡，全军覆没。清军第二次西征，也被杜文秀击败。

同治二年（1863）八月，署云南布政使岑毓英镇压了迤东曲靖等地回民起义军，率大军西征，破杜文秀于罗川，进占楚雄，分军取景东，复元谋、镇远。邓川、云南、赵州、浪穹、鹤庆、弥渡、宾川均不战而得。继陷永北，败杜文秀于镇南。岑毓英遂命张润、张愉等攻上关，钱大川攻下关。杜文秀督师力战，清军攻上下关者皆败。杜文秀挥兵追击，诸城已失复得。岑毓英腿部中伤，命李惟述扼楚雄，余部退归省城。清军第三次西征，历时一年，终被杜文秀击败。

同治六年（1867）正月，马如龙已降清，为临沅镇总兵，继署提督，久久无功，不为清廷大吏信任，急于立功自效。清军分中路（西路）、北路和南路发起攻势。中路又分为二支：一由参将杨振鹏、副将李惟述指挥，自楚雄攻镇南；一由参将杨先芝、游击合安国指挥，夺取姚州。北路由昭通镇总兵杨盛宗指挥，自昭通进攻永北，再出鹤庆、丽江，攻占上关。南路由署腾越镇总兵田仲兴和署普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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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兵李锦文指挥。其一自景东攻蒙化，一自普洱攻威远、云州和缅宁。马如龙亲率宾9000，在楚雄、定远之间往来策应①。四月，杜文秀分三路反攻，一出大小骠川进攻楚雄；一援镇南，攻大姚；一驰援姚州。马如龙本与杜文秀同时起兵反清，其部下大都为回民，今马如龙同室操戈，屠杀同族兄弟，部下多不乐意。合安国、杨振鹏且与杜文秀暗有联络。马如龙军容虽盛，实无战志。未几，杨振鹏溃于宾川，合安国溃于姚州，李惟述退保楚雄。其北路杨盛宗溃于永北，撤回昭通。南路以“瘴疫盛行，粮饷不继”为借口，田仲兴退守新平，李锦文部撤归普洱①。马如龙称病，引兵东归昆明。清军第四次西征，又被杜文秀击败。

① 田汝康：《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后注文43 引“印度事务部档案”称：大理文职官员等级表中包括一些宗教领袖的官衔，如维持清真寺都掌教（从二品），都掌教（正三品），副都掌教（正四品），都掌教典籍（从四品），都掌教中书（正五品），司经馆教□（谕）（正五品），司经馆训导（正六品），司经馆主簿（正八品），司经馆司务（正九品）等。这段记载的实施情况，尚不了解。① 《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28，6 页。

第六节反招抚

清朝云南地方当局对大理政权实行军事围剿不能得手，巡抚徐之铭奏请朝廷从事招抚。以马德新为云南伊斯兰教著名学者，人望甚著，马如龙与杜文秀同为回民，遂委马德新、马如龙出面遣人西上议和。同治元年（1862）二月，派马载堂抵大理，招抚未成，马载堂反被杜文秀说服留居大理任职。五月，遣督标中军副将杨振鹏奉命再赴大理劝降。行前马德新、马如龙分别致函杜文秀。杨振鹏尚未到大理，五月十五日杜文秀即致书杨振鹏，说明不可议和及难于议和之故，并劝其“无烦尊驾到榆”。其文云：想滇南大势，自兴师以来，我等所据城池不少，所戕官员甚多，而今竟转和息，复予官职，是无异杀刺史者为刺史，杀宰相者为宰相。体制何存？在朝廷岂不虑贻笑于天下后世乎？推其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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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因江南未靖，西洋复来，各省纷争，天下鼎沸，暂为缓此急彼。俟彼处稍定，必将举全师以压我境。迨至彼时，我兵已散，我将各离，始知朝廷包藏祸心，则谋不及施，勇不及逞，嗷嗷待毙，悔之晚矣。此不可和者，一也。

数年以来，我兵到处，杀其父母，夺其子女，搂其玉帛，焚其房屋。凡受害者，无不饮恨于心。所恃者，用威之后，继之以恩。纵有一二不平之人，亦因兵权在我，一切精壮尽为我用，彼即思逞，附和无人。若一从和，则精壮散，兵权分，不平之人于以得计，暗中调为，乘隙生变，以雪前仇，以报前仇。彼时外兵压境，内患迭兴，真使我等手足无措，必将坐受其困矣。此不可和者，二也。

当此时也，我以图谋大事，渐民以仁，摩民以义，凡有驱策，莫不听命。则此时之民，无不视我为父母，即视彼为仇雠。为我驱策，无不听命。若一从和，是为朝廷之民，归之朝廷。彼又将视朝廷为父母，视我为兄弟。一旦有变，犹欲驱百姓以迫敌，则是驱兄弟以攻父母。有是理乎？有是理乎？况为兄弟也者，势必顾父母以攻抗傲之兄弟，未有顺弟兄以攻恃怙之父母。此不可和者，三也。

若一从和，则半年两载之后，或朝廷另委督抚，另委提镇，来滇视事，将现受其职者调往别省。欲不从，则抗违君命。欲从之，则虎已离穴。当乎其际，势必不从。不从，即叛矣。昔日之叛，实因灭回激成，犹可说也。后日之叛，必因违君命而起，有何言哉？则前日之误，犹为不误，后日之误，终为大误矣。此不可和者，四也。

天下穆民，本属一家，何分低昂，今之所设都督、将军、先锋、统制等官，外虽各有官职，而内实顾持教门。所以远近亲友，无不乐从。若一受大清之职，则某也身荣显贵，某也食贫居贱，富贵失望，贫贱攸分，人心含怨，势必至操戈入室，同类相伤，祸有不可胜言者矣。想朝廷以和相议，以官相饵者，尽在此矣。此不可和者，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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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谓：既受清职，权自我操。远近亲友，莫不尊亲。岂不思曩日之督提镇州县府厅，实因灭回之故，遂至戕杀多员。彼朝廷命官尚难免此，况由叛而得之官乎？异日人思报复，心怀不平将谓我杀官而得官，彼又杀官而得官，又何不可乎？出乎尔，反乎尔，事有必至者矣。此其不可和者，六也。至若迤西，回之受职者数千，汉之受职者数万。十八土司俱各袭职。文则划策，武则立功。三教同心，联为一体，纵不能远期大成，亦可以偏安小就，效法南诏，历年八百。其诸时势，差堪自信。若一从和，则回之受职者固无庸议，汉之受职者将置之于何地乎？富贵失望，贫贱交迫，势必至操戈入室，同类相残，祸有不可胜言者矣！此难于和者，一也。

凡此旧官，秩然有序。若谓现在城池，即令守其土者仍旧职守，我迤西官多地少，安彼则此怨，安此则彼怨。况此同僚，视为手足，一切英雄，素有大志，誓不愿为贪官所屈。若一从和，则各率兄弟，分别四方。昨接来函，传集百议，无一应者。此难于和者，二也。

现在迤西边患已息，内政就绪。府厅州县安堵如常。士农工商，各归本业。同心捍卫，众志成功。一闻讲和，纷纷聚讼，情愿敌忾，不愿从和。犹恐误中奸计，别生事端，则已安之地，反遭蹂躏。揆之人情，和之一说，不惟回不愿，而汉更不愿矣。此难于和者，三也。②文秀对于当时不能妥协的局势，洞若观火。大理政权领导集团反抗清政府情绪之炽烈，更跃然纸上。同年冬，徐之铭、马德新派田余庆三赴大理招抚，被杜文秀断然拒绝。三年（1864）四月，马德新亲赴大理“和谈”，当他劝杜文秀接受清政府委任的官职时，杜文秀义正词严地说：“以一个合法运动的领袖，竟卑怯地放下武器，从压迫者手里接受一个平凡的职衔，我深深替这些人感到羞耻。”①马德新大理之行也以失败告终。稍后杜文秀致马德新函说：“官吏反覆无常，前车在鉴，未可信也。且满人夺我中夏，主政二百余年，今之官吏大都忘其根本。吾三迤，回汉一心，誓绝满虏，有进无退。况今者太平天国业已克复十有余省，石达开奉命来滇，将与吾歃血为盟，互相援助，扫尽腥膻，以安吾民，指顾间事耳。”②这里指朝廷为“满虏”，革命情绪堂堂正正，坦然无讳。徐之铭的招抚政策宣告完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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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云南通志》卷110，40—41 页。

① 《覆杨振鹏书》，《回民起义》第2 册，105—107 页。

② 罗舍：《清季云南回民起义始末》。

第七节东征昆明

同治六年（1867）六月，杜文秀以云贵总督劳崇光病卒，岑毓英引军征黔未归，马如龙围剿滇西“丧师而归，人望顿失”，昆明空虚，遂决计东征。他调集20 万大军，兵分五路，以扬威大都督蔡廷栋为大经略，大司戎马国春为总指挥，率大司平马兴堂、大司寇李芳园等十八大司①统摄之。杜文秀誓师，云：此次出师，本为兴汉，戒勿滥杀。如临其境，如遇其民，各当发明宗旨。但得回汉一心，以雪国仇，是为至要。统兵官等须知仁义之师，以道德为甲胄，以亲爱为戈矛，以相应之攻击。

我军有三事焉：始则锄满，次则拊汉，三则除奸。而彼军反对，然反戈矛相见。彼杀我先杀，彼止我先止。

战胜攻取之际：毋肆掳掠，毋贪财货，毋凌妇女。遇官吏顽梗不服者，杀之。良善被挟者，抚之。诸恶元凶，法所必诛，严加惩办，理宜不赦。②又传檄三迤，宣布东征的原因、目的、任务和有关政策，号召回汉各族被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清朝统治者，文云：总统兵马大元帅杜，为兴师五路，收复全滇，除残暴以安良善事：窃思滇南一省，回汉夷三教杂处，已千百年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尝有畛域之分？慨自满清僭位以来，虐我人民二百年余于兹矣。妖官偏袒为计，石羊起衅，池鱼皆殃；强者逞鸱张之威，弱者无鼠窜之地。尔时百姓危若倒悬，可恶妖官犹安然高枕，置苍生于不问，弃黎庶其如遗。甚至汉强则助汉以杀回，回强则助回以杀汉，民不聊生，人心思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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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帅目击时艰，念关民瘼，不忍无辜之回为汉所杀，更不忍无辜之汉被回所杀。爰举义师，以清妖孽。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汉。至大事之图成，惟天命之是听。无知妖官穷谋诡计，倒行逆施，杀协镇者封以协镇，杀都邮者授以都邮。高明退身，庸愚堕计。始也助汉以杀回，今也助回以杀汉；继也助汉以杀汉，今则助回以杀回。鸿沟之血未干，乌合之师突至；妄思螳臂以当车，奚啻鸡卵之击石。

今者小计略施，月奏三捷；雄师半出，功收数城。然妖官未除，祸根犹在；全滇不取，亿兆难安。况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用是师兴虎队，将选龙骧，粮运千仓，饷筹百万，枪炮在其前，弓弩列于后，长矛伏中，短刀相接，分五路以并进，效一怒而安民。剑戟横空，胜气腾云，千里旌旗蔽日，威镇雷动九天。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凡尔城乡绅耆，远近士民，达务知时，不乏俊杰，转祸为福，定有同心。或率众而来归，或开门而效顺，定当量才而录用，不别户而分门。自此烽烟永靖，同登衽席之安；如其天命有归，共成王霸之业。岂不乐哉！岂不快哉！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机，行将后悔。况天命人心，去之久矣，纵背城航海，亦奚以为！檄文到日，凛遵勿违！此檄。③

① 马观政：《滇垣十四年大祸记》，《回民起义》第1 册，298 页。

② 十八大司为大司戎马国春，大司衡杨荣，大司藩安文义，大司平马兴堂，大司寇李芳园，大司政刘诚，大司隶刘纲，大司令马清，大司勋米映山，大司阃马旭，大司徒马德才，大司卫姚得胜，大司疆段成功，大司征马德仲，大司防李文学，大司农刘应贵，大司定马德善，大司骑马国玺。记载稍有不同。③ 杜文秀：《誓师檄文》，《回民起义》第2 册，第127 页。

五路大军出动，东北路由大司衡杨荣等指挥，出武定、禄劝，攻占富民，再东取嵩明、寻甸；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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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大司政刘诚、大司隶刘纲、大司勋米映山等指挥，沿迤西大道东进，经楚雄、禄丰，进攻安宁；东南路由大司戎马国春指挥，由禄丰下易门，占领昆阳、新兴，然后转战晋宁、呈贡；北路自鹤庆、丽江攻取永北；南路由顺宁、云州、缅宁攻取景东、镇远和威远等地。前三路为主力，后二路旨在防御清军两翼攻击。大军东下至楚雄，守将李惟述不能支，遂得楚雄。马如龙遣夏毓秀抵御于禄丰，未及战，退守安宁，再退守梁家河。七年正月，大军已迫近昆明近郊。二月，清军中回族将领杨振鹏、田余庆、杨先芝向义军投诚。至此，昆明西北南三面，悉在重围之中。大司政刘诚驻潘家湾、梨烟村、夏家窑、马街、渔村。大司平马兴堂驻柴村、麻园、黄土坡。大司勋米映山驻大小普吉、马村、小坝。大司疆段成功驻五华寺、西岳庙、土坝河。大司藩安文义、大司戎马国春驻万寿宫。大司卫姚得胜由呈贡据澄江。大司寇李芳园则奉蔡廷栋，由富民过寻甸，破嵩明，击杨林。清军自杨林退驻大板桥、小偏桥一带。清军仅余东路由昆明通宜良的粮道，“尚可绕越行走”。马如龙据守昆明，所部兵才15000 人，署总兵合安国、守备马云龙、军功马学林等回族将领谋以献城。事泄，被马如龙诛杀。

清廷任命刘岳昭为云贵总督，岑毓英为云南巡抚。岳昭驻曲靖以图寻甸。毓英西上赴援，取道宜良，攻陷小板桥、金马寺、古亭庵，进至大树营，得与如龙会合，打通了滇南与省城交通线。此时清军势稍振，连夺呈贡、武定、元谋、禄劝、罗次、晋宁等地。毓英四出督战，与义军激烈争战。澄江与杨林两地的争夺尤为剧烈。双方死亡惨重。杨林之战，义军枪弹伤毓英鼻部，几贯头脑。

同治八年（1869），清军调集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湘、川、黔、粤等省大军入滇，攻陷杨林后进攻嵩明。此处为义军东路指挥部，由大司寇李芳园、大司平马兴堂率20000 精锐驻守。清军长期围困，城内粮械俱绝。李芳园、马兴堂被俘。寻甸陷于孤立无援，守将马天顺亦降。东征大军总指挥大司戎马国春闻讯后病逝于昆明城郊万寿宫。使东征大军由优势转为劣势。此时，大司疆段成功与马如龙战于五华寺，马如龙腹部中炮伤。段成功粮尽，求于蔡廷栋。蔡廷栋与段成功素有隙，竟拒不与。复贷于马清，亦不得。段成功遂与如龙约降。八月十三日，段成功率所部5000 人归清。所部有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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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者，仍鏖战至两日，始定。清军以法国开花大炮轰击，起义大军在昆明近郊200 座营垒全线瓦解。蔡廷栋诈降，逸归。自此各大司军心动摇，或败或退，义军最后在土堆地方激战两月余，十一月十六日土堆失守，义军将士壮烈牺牲。杜文秀多年培养的精锐，丧失几尽。义军历时一年十个月之久的围攻昆明战役，以失败告终。

第八节大理保卫战

嗣后，清军得以从容整理昆明附近州县，并分遣杨玉科、李惟述等率师西进。大理方面由进攻转为防御。双方互有大胜负。大司衡杨荣调度军事，杨荣骁勇有余，智谋不足，滇西军事部署大不如清，以致清军节节西上。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清军迫近大理。杨荣迎战，时败清军。董飞龙、蔡廷栋守下关，虽居重围，无怯色。杨玉科行反奸计，阴说董飞龙降。董飞龙焚屋庐，易红旗，清军遂入下关。上关守将马国玺见下关火起，亦纵火逃。两关俱失，大理的屏障尽撤，战事进入城郊。时杨荣以出卖杜文秀与大理政权为条件，暗中投降了杨玉科。杜文秀亲冒枪矢，指挥作战。十一月大理环城各垒尽失，外援已绝，然城内皆百战余生，誓死抵抗。清军用开花洋炮四面环攻，并挖地道穿城下点燃火药攻之，东城墙被炸毁10 余丈。义军死守，清军仍不能进。清军以27 门大炮排列城墙，向下轰击，义军退守帅府和几座清真寺内。

二十五日，杜文秀召开大理政权最高军政会议。杜文秀主战，杨荣主降，争论激烈。杨荣说：“今兵临城下，内缺粮草，外无救兵，如背城决一死战，吾所愿也。我毙清军多矣，我虽死，亦得所偿矣。惟兵败之后，玉石不分，鸡犬不留，恐吾人死后，游坟诵经之人亦不可得耳。”他要杜文秀“舍一人之身，救数万生灵”。文秀气愤地说：“汝言是也。吾愿舍我一身，救閤城百姓。我庇此俦十八年矣，但愿汝能庇之十八日也。今我当全体同仁，以閤城百姓交于汝，何如？”荣说：“卑职愿负此任。”此时文秀的子女已被骗作人质，帅印也被窃走献给杨玉科。会后，杜文秀家属、亲友、佣人共百余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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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服毒自尽。杜文秀亲率将士数百人出帅府，配合义军，向清军猛攻，奋力血战，直至二十六日天明，撤回帅府。

杜文秀血战归来，按回民习惯换水（沐浴净身），请河州老巴巴念“讨白”（忏悔词），然后升帅座，再次嘱咐杨荣说：“我今以閤城百姓交汝矣。”遂升黄呢大轿，有经生二人随从。文武分班跪送，哭泣不能成声。大理百姓堵塞街头哭送，他们都想最后再看一眼给他们带来10 多年安定生活的杜大元帅。杜文秀不时揭起轿帘向沿途百姓点头致意。轿出大理北门，杜文秀取出胸前预藏的孔雀胆毒药，服之。转至萝蔔营东，清军遣四轿夫来接，至五里桥下与杨玉科相会。杜文秀说：“杨大人，本帅凑汝成功。不干城内百姓之事，汝须另眼相看。”杨玉科说：“此事皆因受逼而起，奏明皇上，终须分辨。”杜文秀说：“胜者为王，败者休。尚何言也。”言毕，杜文秀头渐垂于胸，毒发气绝。时在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午时，是年杜文秀50 岁。杨玉科取其首级连同帅印、衣冠，派人送省。当地回民将其遗体葬于下兑村。文秀有3 子3 女，长子宗杨、次庚杨、次成杨并次女，均于大理城破后被岑毓英处死。长女凤杨，任东征昆明的监军，同治八年（1869）五月于嵩明被俘，被马如龙杀害于昆明白鹤桥。幼女于襁褓之中被保姆从大理带出，逃至云州，得以长大成人。

十二月，岑毓英抵大理。初九日，杨荣等已降的大理政权高级军政人员尽被杀。十一日，清军将大理城内外回民驱赶至洛阳村，四面围困，一声炮响，开始屠杀，男女老少无幸免者，大屠杀持续了三天两夜，数万人倒在清军屠刀之下，洱水为赤。事后清军斩人耳人手，装满数十大筐，驰送昆明，炫耀战功。

杜文秀领导的反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的英名彪炳千古，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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