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竹林七贤之中，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代表了当时的文学成就，也代表了一种对当时的朝局不满的态度。很多人知道嵇康，但其他人也都是一些厉害的人物，而对于阮籍有一句评价很奇怪，叫“阮籍猖狂”，猖狂在我们看来并不是什么好词，不过很多词语都是古今异义的，那么这里的猖狂是什么意思?阮籍又为什么会“猖狂”呢?
“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这是大才子王勃笔下的阮籍，也是世人眼中的阮籍。一个不遵礼法的狂士;一个嗜酒如命的酒痴;一个穷途而哭的怪人，这是阮籍留给世人的脸谱化形象。可世人的评说能代表阮籍的形象吗?当然不能。就好比刘禅，提起他，世人总会想起“乐不思蜀”、“扶不起的阿斗”等典故，而他是三国君主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事，谁又会去了解呢?如果刘禅真那么无能，并不是只有一个儿子的刘皇叔会选他做太子吗?显而易见，刘禅远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无能。这也告诉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得结合史料来分析。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也，他的父亲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出身如此，阮籍的才华自不必说，他与嵇康、山涛等人被并称为“竹林七贤”，皆是“正始文学”的代表人物。按理说，阮籍如此才华横溢，他应该是仕途光明的，可为什么在史料上只留下了“猖狂”二字呢?主要原因在于他生不逢时，若他生活在曹操当权的时代，青史留名的应该是作为贤才的阮籍。为什么如此说?因为曹操本身是文人，也重视文人，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建安文学”的兴起，“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不是别人，恰恰就是曹氏父子。还有就是曹操主张唯才是举，不像曹丕为了赢得士族支持，采取所谓的“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最后使士族掌握了权柄，造成几百年“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的现象。当然，“九品官人法”的用人制度，其实也对阮籍并无坏处，毕竟人家也是士族。
可惜的是，这项制度最终使得大士族司马氏掌握了权柄，间接导致了悲剧的阮籍陷入了政权交替的风波，所以说他生不逢时啊。司马氏为了得到更多的人才辅助，盯上了素有名望的“竹林七贤”，多次想请“七贤”出山。但司马氏的野心，是路人皆知的，所以“七贤”并不都愿为其效力，其中嵇康便旗帜鲜明的反对司马氏，所以不久就被害，还在刑场上留下了千古绝唱——《广陵散》;又有如山涛等一些势利之徒，他们苟且偷生、卖命给司马氏;最后就是阮籍了，他既不愿为司马氏效力，又不愿枉送性命，只好装疯卖傻。
尽管如此，阮籍还是听到了一件件噩耗，尤其是好友嵇康的死讯，让他痛彻心扉之余，又不由产生兔死狐悲之感。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的阮籍，眼睁睁看着司马氏冷酷而血腥的镇压曹魏忠臣时，他的内心该是何其悲痛啊!不仅为国家前途而悲，也是为他自己生不逢时、空有才华却无处施展而悲。对现实的无奈和对政治黑暗的不满，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53岁的阮籍忧愤而亡，他郁郁不得志的人生也就此得到了解脱。
阮籍猖狂啊，可他活得比谁都明白，正是由于他善于隐藏内心想法，才能在这政治黑暗的时代善终。看似癫狂的阮籍，也许穷途之哭才是他内心真实的写照吧。在阮籍死后不久，司马氏便取代了曹氏。晋朝建立了，迎来的却不是盛世，而是数百年的黑暗时代。两晋时期先后经历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这段令华夏族耻辱的历史，到现在也是很多中国人不愿提起的，晋朝也成为了最没有名气的大一统王朝。阮籍、嵇康都只不过是在这黑暗时代来临前死去的哀鸟罢了。
阮籍(210年—263年)，三国时期魏国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竹林七贤之一。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著有《咏怀八十二首》、《大人先生传》等，其著作收录在《阮籍集》中。
阮籍早年崇尚儒家思想，志在用世，后来发生魏晋禅代的政治动乱，由于对现实的失望和深感生命无常，因此采取了蔑弃礼法名教的愤激态度，转到以隐世为旨趣的道家思想轨道上来。在阮籍的自述诗《咏怀诗》中“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可以看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也受了当时盛行的玄学的影响，阮籍自己也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写过两篇著名的论文《通老论》、《达庄论》。不过他对儒学也并不一概排斥，如他在《乐论》一文中就充分肯定孔子制礼作乐对于“移风易俗”要性，认为"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
阮籍在社会政治观上主张“自然”排斥名教，想建立道家所说的“无为”、“无君”的社会。在哲学观上，阮籍赞同老庄的“达”的观点，认为“达’‘的根本途径或基本方法即为“齐物”。
正始时期的阮籍强调天与人的统一，竹林时期的阮籍则以自然排斥名教。阮籍思想的变化，不仅表现为对天人之“关系”的理解不同，而且也表现为对其本身“意蕴”的规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