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皇权体制下，郑和舰队只是完成皇权任务、达成皇权目的的一种手段。它的出现是仅以遂行某种特定任务为前提，自然它是否能够继续存在，完全取决于这个目的是否实现。
显然，郑和舰队不是海洋经济社会的自然发展结果，也不是为维护海洋利益而存在的。到了朱棣后期，朱棣通过靖难之役获得的皇位得到了巩固，大明朝也达到了顶峰，因此当宣示皇权、维护皇权的任务完成后，作为手段的郑和舰队就面临解体消失的命运。
郑和下西洋四十多年后的明宪宗成化年间，有宫中太监为了迎合明宪宗，欲效仿三宝，再行下海远洋之举，却被许多大臣谏阻，其中有个叫刘大厦的大臣说：“三宝下西洋，废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可见，儒臣的谏言，首先反映的是耗费。
此外，官方造船经过短暂繁荣后，迅速由盛而衰。官办造船业靠强力维持，效率低下，难以维持是其中主要原因。郑和舰队虽然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并确实走向了世界，但那时的海洋并不是中国步入盛世的条件，而仅是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强盛成果的途径。
郑和下西洋虽然客观上也促进了大明朝与东南亚诸国和印度洋沿岸国家的交流，但却消耗了国家巨大资源，往往都是庞大的舰队满载而去，大量财物施恩于他国，而换来的经济利益少之又少。换成今天的话，就是脱离经济发展规律，全靠中央政府不计成本地投入，完成一个面子工程，时间长了将难堪重负、难以为继。
历史上的中国虽然最早走向海洋，但并不具有海洋民族应当具有的海洋意识和海权意识。
第一， 轻视经略海洋。儒家思想是社会主流思想，农本商末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整个社会活动中，海洋对于中国人来说，不过只有渔盐之利、舟辑之便罢了。
第二， 航海技术先进、航海经济效益却低下。中国航海者对海洋气象、水文的变化规律和对信风的运用已经十分纯熟，磁罗经导航技术、测深技术、用锚技术、使舵技术等，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但正如李约瑟先生所说：中国是伟大的航海技术发明者，而非伟大的航海民族。中国人并没有通过海洋“发家致富”，更没有通过海洋向海外“殖民”。
第三， 视大海为“天然屏障”。历史上的中国，不仅把海洋经济看作是对陆地经济的一种可有可无的补充，而且国防观念上也把大海视为“天然屏障”，主流海防意识是“看家护院”。中国在宋、元以前基本上没有来自海上的威胁，自给自足的大陆经济也没有提出向海洋索取资源和向海洋发展的要求。即使是开拓“四海”，也主要为了求得“归顺”和“宾服”以及一般的经济贸易，以保证陆上的安全。
第四， 视海洋资源为他人之物，海上通道为他人之路。历史上中国经略海洋大都以恢复原有政治秩序为目的，或者是以“保家卫国”为目的，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
尽管明朝在海岸设置了密密麻麻的沿海卫所、巡检司，修筑了无数堡垒，几乎等于在中国海岸修建了另一座万里长城，但明初的军事战略和军事思想仍然承袭着老迈古旧的传统，没有跃出哪怕最小的一步。
第一， 在防御外敌的军事设计中，是通过史无前例地控制自己来实现的，包括国家控制到每一个人身上去，把控制自己当成实现对付敌人的手段，成为明朝军事思想最明显的特点，这也是今天反思这段历史最应该吸取教训的地方。这一切的主旨都是以防为主，且是以防护皇朝安全为核心，因此，它不可能产生控制海洋和制海权的思想。
第二， 缺乏独立的海军战略，明初的海防思想是以皇权为中心，仅与皇权安全连在一起，因此，即使舰船扬帆在大海上，它的眼睛却只看向内陆，它的灵魂与海洋无关。因此，海洋只是皇权的一个威胁因素，它是政府设防的对象，如何经营利用它，不在皇权的考虑范围之内。因此，郑和下西洋的不了了之，明初海上力量的昙花一现，就有了合理的诠释。
第三， 没有形成海军的建军思想，明朝水军不过是陆军加舰船。明朝强大舰队只是陆地卫所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力量，它没有自己的指挥体系，它接受分散的、各个不同的陆上卫所的指挥和派遣，没能被当作一个独立的军种看待，不是标准意义上的专职海军。明初舰队的规模空前，却没有发展出海战的军事思想，所以留下来的只是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的一抹荣光。
无论如何，中国就此和人类社会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擦身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