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

解读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

一、背景重现

布迪厄出生在法国南部偏远的山区小村，父亲是个乡村邮递员，以后进入法国知识分子的摇篮--- 巴黎高师 ，求学期间，他在哲学上出类拔萃，同时他的政治意识也明显成长起来。他反对斯大林主义和保守主义体制；他站在左派知识分子这边抨击法国殖民政策。布迪厄与那些出身富有。有文化优越感的精英子弟格格不入，因此他从未认同精英政治论和唯智主义传统。

大学毕业后，在阿尔及利亚服兵役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殖民地和殖民战争可怕的现实，这是布迪厄从哲学进入社会学的转折点。就个人经历而言，阿尔及利亚战争深深地唤起他关怀现实，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批判的政治冲动。希望用科学研究揭示社会困难的来龙去脉，以自主性的学术批判介入社会。

从知识层面而言，布迪厄的研究工作是在法国战后学术领域展开的。考察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建构，必然要与这一特定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话语联系起来。布迪厄的学徒时期正值法国知识盛行存在主义学说的50 年代。在他看来存在主义夸大了主体的主观选择能力，接受了历史理性主义思想，并沉浸在现象学中，此后结构主义理论登上思想舞台，对布迪厄最初的理论积累和研究道路的选择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结构主义为研究社会现象的经验学科--- 社会学提供了走出实体的，本质主义研究的方法。然而，阿尔及利亚的田野考察使得布迪厄越来越怀疑结构主义人类学方法的可靠性。结构主义如何揭示实践者的生成性活动？由此布迪厄开始抛弃结构主义的“规则”而选择了潜意识的“策略”概念。

布迪厄曾多次说自己的工作是“哲学的田野工作”，意思是指结合经验调查和理论建构

的“参与性社会学”研究。排斥经验研究的哲学冥想，掩盖和自然化了社会及知识长于的等级区域。脱离社会实际的流动和丰富的事实；而实证研究则陷入唯方法而方法的琐屑材料中，同样不能透彻地揭露社会世界的隐秘神话。在他长达40余年的研究中迎接了跨学科，多方位的挑战。布迪厄几近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完全无视学科界线，从人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到历史学、语言学、政治科学、哲学、美学和文学研究，他都有所涉猎。布迪厄向当今的学科分类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战。他在涉及范围极广的不同领域中提出了很多专业性的质询：从对农民、艺术、失业、教育、法律、科学、文学的研究，到对亲属关系、阶级、宗教、政治、体育、语言、住房问题、知识分子、国家等的分析。布迪厄还具有融合各种不同的社会学风格的能力，从艰苦的人种论阐述到统计学模式，到抽象的元理论的和哲学的论辩等等，布尔迪厄一律照单全收，他向已被公认的社会科学的思维模式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战。

大师逝去，法国总统希拉克发表文告，称他为最具才华的知识分子之一，继涂尔干和韦伯之后使社会学出现新的改观，向众人指出\"文化的时代并非经济的时代\"。左派总理若斯潘则说布迪厄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尖锐批判的领头人物，他个人完成了思想和行动的辩证统一。在同行之中，大家普遍承认他对社会学的贡献和他一代宗师的地位，但也有人认为只有60、70年代教书时的布迪厄是可取的，后来他过多卷入政治活动，故而此后的著作根本不能称为社会学，而纯属\"宣传鼓动\"。

二、布迪厄的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

（一）、场域(ｆｉｅｌｄ)

“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ｎｅｔｗｏｒｋ),或一个构型(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场域是把各种社会关系连接起来的,表现

形式多样的社会场合或社会领域。虽然场域中有社会行动者、团体机构、制度和规则等因素存在,但是场域的本质是这些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网络。

（二）、惯习（habitus）

惯习的概念是一个构筑在实践层面上的后天获得的性情系统,属于感情认识和评论活动的范畴。惯习具有多重内涵,大致可以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惯习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是体现于身体而实现的集体的个人化,也可以说是经由社会化而获得的生物性个人的“集体化”。

第二,惯习是一种生成性结构,是产生惯习的社会结构在身体层面的积淀,是作为一种社会性变量而存在的,它是在历史中建构的、植根于制度的生成性母体,是一种“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因此它又具有历史性。

第三,惯习是一种形塑机制(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其操作来自行动者自身的内部。这种机制表现为生成策略的原则,使得行动者能应付各种未被预见、变动不居的情境;它还表现为各种既持久存在、又可变更的、开放的性情倾向的一套系统,它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各种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从而有可能完成无限复杂多样的任务。

第四,惯习具有能动的实践意义,它是深刻地存在于性情倾向系统之中的。

（三）、场域与惯习的关系

第一,场域和惯习是相互交织的双重存在。场域是具有惯习的场域,没有惯习的场域是不

存在的;惯习是场域的惯习,脱离场域的惯习也是不存在的。

第二,在一个场域内部,场域与惯习之间存在“本体论的对应关系”(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布迪厄认为,存在“本体论对应关系”的惯习与场域的关联有两种作用方式。“一方面,这是种制约(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关系: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或一系列彼此交织的场域,它们彼此交融或离异的程度,正是惯习的内在分离甚至土崩瓦解的根源)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另一方面,这又是种知识的关系,或者说是认知建构的关系。

第三,此场域的惯习与彼场域之间存在着“不吻合”现象。由于场域是分为不同类型或形式的,惯习也不例外;因此,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惯习,把在此场域形成的惯习简单地“移植”到彼场域去必然会造成“水土不服”,产生各种“不合拍”现象。一种是“纵向的不合拍”,另一种是“横向的不合拍”。关于前者,布迪厄认为主要是由于“惯习和它特有的惯性,特有的滞后现象”造成的,他用两个实际事例作了生动精辟的说明。

第四,场域与惯习之间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通过“实践”为中介的“生成”或“建构”的动态关系。

（四）、资本

“资本”概念是布迪厄理论体系中又一个核心范畴。对于“资本”，马克思曾在经济学领域给出这样的定义即“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而布迪厄则是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资本”这个概念，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在他看来，,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以物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这种劳动可以作为社会资源在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群体所占有。布迪厄把资本分成三种基本类型: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社会资

本(social capital)、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

三、文化资本理论分析

（一）、布迪厄对社会流动的解释

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流动吗？为什么有相同教育机会的人会取得不同的教育成就？传统习惯在解释这一现象时往往将其归因于个人的自然能力，即个人的天赋、能力、努力程度等等，以及家庭经济资本的不同，却很少注意到家庭的经济资本是如何运用到教育中去的，其实当我们在教育领域中思考这一问题时，我们没有注意到家庭的经济资本已经部分地转化为了文化资本，从而对一个人在学校中所取得的成绩甚至对他未来在社会取得的成就产生影响的

关于社会流动，主要有两派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精英群体是不断循环流动的，该理论的倡导者是帕累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精英是可以“父贵子荣”，能够复制的，这是再生产理论的体现。帕累托是精英循环理论的信奉者，在他看来，由于个人的天赋和其在等级制中的地位之间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任何社会都包含着不稳定的因素，那些有才干的人会随时准备好补充到精英群体中。一个社会的精英流动越是顺畅，社会越是稳定。帕累托指出：“新的精英通过不停地循环运动，从社会的下层阶级中冒出来，登入上层阶级，在里面发展壮大，随后衰落、被消灭、消失。”他写道：“贵族不会永存。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一段时间后，他们就消失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历史是贵族的墓地……由于低门第家族的崛起，统治阶级在人数上和品质上得到了恢复，并给他们带来继续掌权所必需的活力。他们还通过清除自己队伍中的腐化堕落分子来恢复生机。”马克思对此做过解释：“统治阶级能够吸收被统治阶级中的第一流人才越多，它的统治就越加稳定。”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培养中产阶级群体的意义所在。美国社会之所以能够有较好的民主基础，与其社会具有相

对较多的流动机会是分不开的。该理论是一种强调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理论，可是我们知道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往往受制于很多因素，这些因素使得付出同样努力的人们得不到同等的回报，或者要付出更大的投入才能拥有相似的成就。

20世纪60年代以后，再生产理论引起广泛关注，代表人物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他提出了“文化再生产”这一理论，认为教育制度本身也有其文化专断，也就是说，占据统治地位的阶层会用制度化的方式将其自身的资源优势固定下来。布迪厄由此来证明社会和教育体制的不平等由此合法化。

（二）、文化资本理论

1、文化资本概念的提出

如前所述，布迪厄是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资本这个概念的，在他看来，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并不具有经济资本那样的基本特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而只是体现了与经济资本的相似性。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资本概念，一方面他承认社会空间中不同场域的自主性；另一方面，重要的是他指出经济与非经济空间的简单划分是不准确的。人们普遍倾向于认为在经济场域中，个人追求金钱物质利益，而在非经济领域中，每个人的行为是非功利性的。布迪厄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谎言，实际上行为者在不同的场域中追逐着不同的符号资本，在这一方面，所谓非利益的或者超功利的公正是不存在的。所以只有引进资本的所有形式，而不只是被经济理论所承认的那一种形式，才能揭示社会世界的结构和作用。他的资本概念是他的社会学宗旨的具体体现，它认为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打破人们的错觉，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为了说明文化、利益并非脱节对立的，他们是密切联系的，它将资本的概念引入文化研究提出了文化资本概念。

文化最早被视为资本是社会学之父孔德，他在《社会政体体制》中提出，当人类的产出高于消费时，一部分代代积累的资本会随时空转换为耐用性资本。在这里，他用“积累将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联系了起来，虽然我们在此没有看到文化资本的明确概念，但他是文化资本概念的最初萌芽。如出一辙，在布迪厄看来，“社会是解释具有积累性的历史世界，因此在分析社会史就要映入资本概念，考察资本及其积累的各种效应。资本体现了一种积累形成的劳动，这种劳动同时亦无纸化的身体化的形式积累下来。而资本也同时体现出一种生产性，总是意味着一种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一种以等量或扩大的方式来生产自身的能力。

社会现代化是文化资本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是一种能力，它包括语言能力、社会交往能力、专业技能、个人的风度举止以及对成功机会的把握能力、看《世界报》或《费加罗报》、阅读名著或消闲杂志来计算一个家庭的文化资本的多寡，具有高等文化修养是衡量文化资本的一个标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种是一种具体化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而存在，例如一个人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所形成的内化于个人身上的学识和修养，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文化能力；第二种是以一种客观化的状态存在，当文化资本转变为像“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之类的东西的时候，文化资本就是以这种客观化的方式而存在”，我们称之为文化产品；第三种是以体制化的形式存在，我们称之为文化制度。

文化能力以内在化为前提，这一过程需要学习，需要时间的投入，这一过程不能由他人代替，必须由习得者身体力行，代表原则在这里被排除。对此布迪厄曾有过形象地比喻，他指出，文化能力的获得“必须由投资者亲历亲为，就像肌肉发达的体格或被太阳晒黑的皮肤，不能通过他人的锻炼来获得那样。”在文化能力的获得过程中，应包括家庭中的初期教育，如果这种教育与社会的需要一致，那么便具有积极价值，“可以作为已得到的时间和钱其轨迹”；如果初期教育与后期社会的要求相抵触，那么初期教育便成为一种消极因素，

即“一种是进行具有否定性价值的早期实施教育（浪费时间，并且是双重地浪费时间，因为必须花更多的时间更正早期实施教育所产生的效果）。文化能力既是一种内在化的文化资本，那么它就成为人的固定财富，成为一个人的确定的组成部分，成为人的内在素质，正像布迪厄所谓的由“实有”变成“实存”。因而，文化能力与特定的个体是紧密联系的，正如健康、感情等一样，不能通过赠予、买卖、抢掠等形式实现个体之间的传递。

文化产品是文化资本的客观化形式，一种文化产品总包含着一定的文化价值，其价值是由具有文化能力的个体根据其内化的文化内容赋予的。文化产品以物质的形式存在，是可以进行传递的。如果以经济资本为前提，文化产品可以作为特质的物质财富被占有；如果以文化能力为前提，文化产品可以被象征性的占有。例如，一个富商购买了高级艺术品，那么这艺术品就成为他的物质财富，如果他具有了艺术欣赏能力（包含在文化能力之中），那么他可以进一步从象征性的意义上消费、享受、占有这种艺术品。否则的话，这种艺术品对他而言只能是一堆纯粹物质、纯粹摆设。当然在后一种情况下，艺术品仍然没有失去它已内含了的文化价值。布迪厄认为。文化产品有其自主的存在法则，不能完全归结为被主体占有的状态。然而，他只有被占有并被作为一种投资参与带文化生产的斗争中，才能够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本而存在，才能获得一定比例的物质或象征的利润。

体制化的文化资本是文化能力经过文化体制的资格授权后的存在形式，文化管理部门通过对文化资本制度化来干预控制文化资本，使文化资本成为一种标签，使文化资本处于持续的证明压力之下，这种体制化往往与文化资本的客观价值是不相符合的，但仍不可否认它的重要作用：（1）它使得文化资本超越了具体化形式的生物局限。前面说过前面说过,具体化的文化资本无法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进行当下的传承,而且随着个体存在的衰落而衰落、消失而消失,这就是它的生物局限。但体制化的文化资本“相对于其拥有者而言,甚至相对于该拥有者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占有的文化资本而言,均具有一种相对的独立性”。(2)它使得文化资本的拥有合法化了。照布迪厄的说法就是:“它在官方认可的、合法化的能力与

简单的文化资本之间确立了一种根本的差别,而那种简单的文化资本则需要不断去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体制性权力、自我表达的权力和捍卫信仰的权力的魔力,一言以蔽之,看到强迫他人接受‘社会公认性’的权力。”在这里布迪厄特别谈到了作为体制化的文化资本之一的学术资格，认为“学术资格和文化能力的证书的作用是很大的，它给了其拥有者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的、长期不变的、得到合法保障的价值。”学术资格的存在，不仅肯定了学者的学术能力，同时也使得资格拥有者之间的比较、甚至是相互替代成为可能。

2、与其他资本相比，文化资本具有其独特的特点：

（1）、文化资本具有高度增值性。资本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具有增殖性。文化资本的增殖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等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殖，因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殖性是以文化资本的运作支撑的，没有文化资本的运作，不能把劳动与资本有机统一，就难以增值。（2）、文化资本具有与主体不可分割的特征。文化资本是转化成为个人的组成部分的外部财富，是转换成习性的外部财富。它需要主体自身投入时间、精力，身体力行才能获得。他不能借贷或转让，是主体自身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3）、文化资本具有不可继承性。文化资本是属人性的东西，与主体不可分割，会随主体的灭亡而消亡。文化资本的所有者可以把文化遗产通过著作的方式传与后人，但是后人还需要通过学习才能获得，这不是一种直接的现实的继承。

3、文化资本的积累机制

资本是积累的劳动，文化资本积累也是劳动积累的结果，但这种劳动是以非替代性的习得的形式进行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获得与这些收益相称的文化资本。这种机会上的差异反映出存在于教育领域的两个不同方面的差异性：一方面是早期家庭教育

的差异。这种差异首先表现为家庭占有文化资本的多少以及这种文化资本距离学术领域的要求的远近。家庭占有的文化资本越多，距离学术领域的要求越近，为早期教育所作的努力就越不至于被体制化的权力所消解。其次表现为家庭拥有的经济资本的多少，家庭拥有的经济资本越多，对早期的文化积累越有利，这种经济资本可以以投资的方式，通过资本持有者的习的过程内化于自身，成为自身的一种文化资源，而这种文化资源又可以在今后以劳动服务或文化生产的形式转化为经济资本，经济资本也正是通过这种隐蔽的方式在下一代身上得到了继承，同时，家庭的经济资本越多，就越能够从经济的必须中摆脱出来，即有更多的时间去教育下一代以实现家庭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另一方面是体制化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与非体制化教育（如自我教育）的差异。对于自学者而言，其所拥有的资本随时会受到质疑并不断地被要求去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而体制化教育的接受者所拥有的资本在一开始便受到社会公认性权利即体制化权力的庇护，并赋予其拥有这一合法保障的价值。正是发现了这种差异，布迪厄才从貌似为社会平等和公民的素质提高起到巨大作用的义务教育中认识到，义务教育在传播文化的活动中巧妙地把统治阶级的文化意图、价值观念体系传递给了被统治阶级，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结合了这种文化。深入到现象背后，他发现，在现代社会， 语言不仅具有传达思想、交流感情和负载文化信息的功能，语言作为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体系，而且具有了权力。教育正是运用语言这一中介，将统治阶级文化传递给学生，在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到了统治阶级文化的“洗礼”。正如语言具有权力一样，在教育中，教育也具有自身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又成为是统治阶级文化合法化的保障。学校教育一旦拥有了权力，就具有权威性，而这种权威性又暗中增强了统治阶级文化的专断性，不仅使他合法化，而且还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成为社会制度的支柱。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除了文化的再生产之外，还要再生产统治集团或阶级关系，即人的再生产，通过教育，培养出统治阶级的代理人。因此，教育并不是传播知识的工具，而是作为选择的机制使社会不平等合法化。

（三）文化资本：分析教育场域的有力工具

作为一个有效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同时对我们把握当代中国的教育现状、教育体制乃至当代中国社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尽管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和业已进入后产业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它同样会有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接踵而至，而其中较为突出的正是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贫富差距问题。如同发达国家一样，在中国，教育向来被视为增加社会流动性的一个重要手段，现代中国教育体系的选拔主要以个人的学习能力为标准，并不承认文化与教育的代际传承。但大量经验与实证研究表明，现代中国教育机会的分配并不公平，身份因素尤其是家庭出身对教育机会的获取具有重要作用，教育机会明显偏向于家庭出身较为优越的人。

李春玲在一项关于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影响作用的研究（1940年～2001年）中发现，家庭文化资本对个人教育获得的影响在1980年代以前变化趋势并不明显，但自80年代起，则呈现出直线上升的态势。父亲学历的影响从1970年代开始变得较为显著，到80～90年代，这一影响达到最高点，父亲文化程度在高中或高中以上者平均受教育年限比父亲无学历者多2.3年，父亲初中文化程度者接受教育的年限比父亲无学历者多1.0年，父亲文化程度为初小或初小以下者比父亲无学历者多0.8年。研究同时表明，1980～1990年代，总体而言，家庭经济收入对个人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并不明显。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对我们研究中国教育问题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数据表明，改革开放后，教育的代际传承，即文化的再生产开始发挥出巨大作用，父母学历（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的获得具有重大影响，而且这一影响呈加速趋势。这一切不仅助长了教育的不平等、降低了社会的流动性，而且还可能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并使这种差距永久化和世袭化。因此，我们必须对当前中国社会文化再生产进程的快速推进保持高度警惕。而以强调文化和经济因素共同影响、并以揭示教育不平等为主旨的布

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则为我们认识中国的教育现状、揭示现存教育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如弱势人群的文化障碍、学校文化的精英化、大学文理学科中的性别偏差等问题，以及造成这些问题的制度性缺陷提供了一个有效理论分析框架。

有时看似公平的考试有时是不公平的，就我国少数民族的学生而言，进入学校以后，学校的怨言环境更接近于汉族家庭的语言环境，学校所传递的文化知识是人类普遍的经验提炼和科学成果，从一定意义上说，则意味着学校剥夺了他们的传统语言与文化，中断了他们的传统语言与文化过程，汉语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语言，即“精密性的语言编码”系统，而民族语言就成了一种“局限性的语言编码”系统，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体系是这个整个国家学校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相同的教学大纲和内容，因此，汉族学生在这眼的学校环境中总是比其他少数民族的学生要适应的好，学业成绩就高，语言的差异带来的学习上的优劣应当归因于教育起点的不公平。因此，为了保证考试制度的公平，要考虑学生在文化资本方面存在的差异。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几千年科举制的影响；由于“文革”所造成的教育断层；中国社会特有的、由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国家规模的、严格的高等院校入学考试制度……所有这些都对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运用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解读中国教育问题时，必须将以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并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正。

四、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意义与不足

（一）理论价值

1.社会学研究新视角的开辟

文化资本的分析框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而且文化资本的分析还大大提升了相关经验研究的理论价值。文化资本分析框架是一种全新的研究途径，为我们更充分地认识社会发展的文化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文化资本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术语，它具有两个方面的新内涵：一是它将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概念的外延扩大了，丰富了资本概念的内涵。二是它将一些构成社会结构要素的文化资本表现形式视作一种资本。

2.多元资本形态的开发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将经济学概念成功地运用于文化研究的典型例子，是布迪厄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进行非经济学解读之后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布迪厄超越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们形成的单一资本形式（经济资本）的狭隘视域，将社会分为各个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场域，将各个场域中的资本分为不同的形式，其中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等，极大地开阔了人们对资本的理解范围和研究思路，在整个人文科学思想体系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

（二）理论上的不足。

1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在界定上具有模糊性。

布迪厄的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复杂的概念基础之上的，在布迪厄的理论词汇中，文化资本虽然被分为具体化、客体化和体制化三种形式，但他并未对其做明确的定义，文化资本也并不构成一个结构严谨的元概念，而是以一种开放性理解被隐喻式运用的，尽管文化资本概念的暧昧性和模糊性有时候可以提高它自身的灵活性并使它更能够被理解和适应各种变化，但这种范畴上的不确定却阻碍了理论本身的建构与完善。

2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本身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虽然布迪厄的资本概念不同于马克思所谓的“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但他在去除文化资本经济特征的同时，将文化资本视为一种支配性权力，认为这种资本在阶级社会则表现为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支配，加剧了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从而也给文化资本蒙上了意识形态的面纱。

3 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具有社会决定论倾向。

我们都知道，布迪厄是个关系主义方法论者，他力求消解主客二元之间的对立，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场域，场域是其赖以生存的母体。在此，他将文化资本的产生完全归于了社会的特定场域，只强调对文化资本被形塑结构的把握，而忽视了文化资本本身所包括的个体的形塑结构的作用，从而以文化资本的主体性替代了人的主体性，把文化资本视为一个片面强调社会决定作用的静态和僵硬的概念，使其不但没能摆脱主客之间的二元对立，反而使其陷入了社会决定论的怪圈。

（三）实践价值

1． 文化资源的活化

一方面，文化资源有向文化资本转变的主观意向性。人们为了使其所占的文化资源产生增殖，获得更大的利润，必然要将这些文化资源置于社会交换场域中，使其在市场运作中转变成文化资本，进而转换成现实的经济资本，实现对资本的有效占有，这种对经济资本有效占有的欲望越强，实现资源向资本转换的频率也就越高，从而也就加快了文化资源—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转化过程，即文化资源的活化过程。

另一方面，文化资源有向文化资本转变的客观可能性。因为没有分工和交换的普遍化，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资源以及凝结在文化产品中的文化价值，仅仅具有具体性，未经交换呈现不出社会性和价值性，不能成为社会性的劳动，它的价值自然也就无法显现。只有到了现代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市场机制下，通过文化资本的市场运作过程，文化资源才具有了向文化资本转变的社会条件，文化资源也才具有了活化的可能性。

2． 文化产业发展的驱动

（1） 文化资本是文化产业兴起的内在动力。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大大缩短了文化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高了社会生产率，人们用于生产方面的时间减少，这就增加了学习、休闲、享受文化生活、积累文化资本的时间，进而扩充了人们对文化资本的拥有量，提高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技术技能。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劳动者经济收入的相对提高和物质需求的相对满足，文化精神方面的需要相对会自然上升。这就变动了社会的需求结构，并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直接改变社会的生产结构，从而必然拉动文化产品的生产，并进一步形成文化产业

（2） 文化资本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文化资本品一般是个性化创新劳动的产物，最初不能像物质产品一样被成批量生产，从19世纪后期开始，现代高新科技的应用孕育出另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文化作品不再是一次性的存在，也不再具有单一的象征意义，而是变得可批量生产，可参与交换，这种文化生产现象就是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效用和需求的提高使得文化资本品消费激增，就连文化资本品生产本身也成为科技创新的目标。文化产业成为新技术的应用场所，而高科技的采用又为文化产业的广阔发展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

（3） 文化资本自身价值实现的需要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资本的价值实现一方面通过客观化带来经济利益，一方面通过客观化将具体化的文化资本赋予他者。社会现代化是现代性文化资本的社会化，社会现代化进程一方面要求对文化资本价值实现提出了快速、普遍的要求，一方面促进了文化资本传承方式的变革，文化工业在高科技的支持下应运而生。

（4） 文化资本的投资有利于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实现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 文化资本投资就是投资者将自身拥有的文化资本作为投资要素投入到文化生产的过程中，它不是一种直接注入式的投资(如经济资本投资)，而是将文化资本融入投资者的活劳动中，进而发挥其功效，生产出新的文化产品。这种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通过市场化运作转化为文化产业。

（四）实践上的局限。

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文化资本概念已经突破了布迪厄原有概念的界限，尤其是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文化资本，已不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单纯的阶级支配，原来那种蒙有意识形态面纱的文化资本被超历史的现代文化资本所取代，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已经难以对中国文化资本做出全面准确的解释；以前文化资本单纯个体社会化的单一生成途径变得多元，文化资源向资本的转变成为文化资本生成的另一重要途径，除家庭、学校、社会通过个体社会化生成文化资本外，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文化产品的创造亦成为文化资本生成的重要路径，而在改造和开发中国文化资本的过程中，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明显地暴露出了自己的不适用性；在社会主义文化观念和教育体制下，教育不再是生成不平等的根源，而是人们自身社会化和文化需求得以满足手段，文化资本的分配与再分配不再被少数统治阶级所垄断，而是取决于文化市场调节下的社会劳动人民的文化需求；文化资本概念的突出要义也从对支配性权力的占有转

向了对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追求。所以，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蓬勃发展，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愈加显得黯淡，暴露出了它与新文化场域的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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