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的演进方式与跨学科研究的指向

学科的演进方式与跨学科研究的指向

作者：周仲高

来源：《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02期

[摘要]学科是知识与权力的统一，同时又在一定载体上得以显现。学科的演进方式至少存有四条主线：一是知识的“整体－分化－综合”演进主线，二是数学方法在学科中的“分离－核心－融合”演进主线，三是学科制度的“松散－严格－灵活”演进主线，四是社会阶段的“农业－工业－后工业”演进主线。学科演进方式决定了跨学科研究需要形成共同机制与普遍方法，这对高等教育学形成跨学科的结构和超越多学科的方法论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学科；学科演进；跨学科；高等教育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8)02-0105-(04)

对学科演进方式的解读旨在解决学科是怎样达至如此的，它是连接在描述“学科是什么”与前瞻“学科将会怎样”的中间地带。综观现有文献，学界对“学科是什么”的研究已较为深入，而对“学科将会怎样”的前瞻则因缺失对学科演进方式的系统梳理而略显苍白。把跨学科研究作为未来的方向与解释跨学科研究何以会成为一种未来方向的差异不言而喻。若从学科的演进方式出发，讨论或诠释跨学科研究的内在机制与指向，对学科的发展显然是有益的。当然，作为跨学科研究具有“典范”形式的高等教育学，其后续的任务依然是任重道远。

一、“学科”释义

“学科”一词并非属于高等教育学的专利，科学哲学与知识社会学对它的探索一直不断。学科的多种功能源于其丰富的内涵，到目前为止，有关“学科”的定义，至少可以列举以下三种：一是知识的分门别类，即“学问的分支”。在知识的分化过程中，新知识的形成既有“经验判断”，也有“验前的综合判断”。但无论是经验拓展，还是纯粹理性的发展，其共同作用是促进知识的繁荣，而学科就承担着知识分类标准的功能。二是知识的“生产论述的操控体系”，或者是“学科规训”。此层定义侧重于从制度上对学科进行思考，即从现实层面能让人意识到“知识可能是建构在意识形态或利益的基础上”的，学科可能包含着“权力”、“知识把门人”、“学科建制”和“学科制度”等意义。三是学科机构，它实际上是把学科的内在规定(知识与规训)转化为具体的载体形式，为学科的具体操作提供了基本模式。如费孝通先生认为一门学科机构大体上要包括以下五大部分：即学会、专业研究机关、大学的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和学科的专门出版机构。同样，吴国盛认为：“一个学科之所以成为学科，就在于它有自己独特的范式”，此种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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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念层面和社会建制或社会运作层面两种，其中社会建制方面的范式建构，“其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它包含学者的职业化、固定教席和培养计划的设置、学会组织和学术会议的制度的建立、专业期刊的创办等。”

二、学科的演进方式

学科定义的演化过程是学科演进的离散模式，而学科的演进是连续的。解读学科定义与解读文本类似，即有高度情境化(hypercontextualisation)与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sation)两种方式。前者力图从文本所处的具体社会情景和脉络中来理解把握文本，后者则力图超越背景，从文本中抽象出较具普遍性的、可以移置并洞亮其他社会情境的内在理路。学科的演进方式理应是一种对学科发展过程的高度情境化的观照，要力图避免过分的抽象，尽可能还原学科发展的历史面目。当然，完全情境化方式并不可能，概观学科演进过程，笔者尝试用四条演进主线来表达：

(一)知识的“整体－分化－综合”演进主线

知识的发展并非一个单纯的逻辑过程，貌似循序渐进的知识累积仅是一种量的表述，质的改观在于知识发生方式与结构的变化。知识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化(古代)到专业化(近现代)再到整体(综合)化(当代)的发展过程”。在近代知识专业化之前，所有的知识是整体性的。如“哲学的古典划分(逻辑、伦理和物理)和中世纪的三学科(语法、修辞、辨证)和四学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在13世纪之前，文科七艺涵盖了知识的划分，并且是学习神学——全部知识高峰的必要先修；到19世纪，现代的学科形式在学会的启示下才开始出现，自然哲学(物理)演化为各门独立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和生物)，社会科学稍后在模仿中从道德哲学分裂出来，形成了诸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人口统计学等新兴学科；“人文学科是20世纪对那些遭排拒在自然和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的简便总称”。上述知识的演进过程是学科演进的内在线索，知识分化事实上是为学科研究领域划定了界限，构建了相对独立的现代学科体系。20世纪50年代以来，知识分化趋势又在走向整合，以跨学科研究、科际沟通，交叉学科、地区研究和问题研究等形式出现的学科融合趋势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都成了热门话题。由此可见，知识的“分合”主线构成了学科演进的内在理路。

(二)数学方法在学科中的“分离－核心－融合”演进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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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科学的形成过程来看，数学的革新可以看成是近现代学科分化的方法论根源。在伽利略之前，数学方法还不足以具备普遍性任务，它是分离于其他学科而存在的。而通过伽利略对自然的数学化，自然本身在新的数学的指导下被理念化了。自然本身成为一种用现代的方式来表达的数学的集(Mannigfaltigkeit)。此种数学化的理念直接导致实证科学的繁荣，“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实证科学对事实的精确研究促进了学科的不断分化，但在开始时还只局限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对这种趋势进行了不懈的抗拒。最早接受数学方法的社会科学当属经济学与人口统计学，之后社会学科的各个分支至少以三种方式来认同数学方法的应用，一是以规范或思辨的双重传统形式，如机会估算与公理分析，这种应用的直接继承之一就是博弈论；二是数学统计的应用，这实际上是数理逻辑分布的演绎，它在经济学、社会学和人口统计学中得到了大量的应用；三是曲线拟合(curve-fitting)传统，它以数学函数配合一个曲线变化，在预测方面得到了大量的应用。显然，传统数学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成功运用有效地促进了其学科的分化与壮大，并确立了自身的科学性(尽管仍然受到自然科学界的轻视)与应有地位。但人们对数学方法的质疑依然不断，但随着高等代数、随机过程理论、图论等数学分支的拓展，数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显示了远大的前景，数学方法在学科中由分离到核心并走向融合的过程，实际上也从方法论上对学科演进进行了较好的诠释，并对当前的学科边界壁垒给予了沉重的打击。

(三)学科制度的“松散－严格－灵活”演进主线

学科制度的分析框架已纳入学科发展的视野。以学科制度的视界对学科发展进行历史梳理。可以看到学科制度呈现出“松散－严格－灵活”的演进脉络。学科制度的背后是“权力－利益”的支撑，即使制度化的学科形式已处于自我封闭与式微的危险之中，但因它适应了知识分化趋势且具备便于管理的优势而成了学科发展的普遍法则。早期的学科制度只是一些松散的约定，严格的学科制度缘起于17世纪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学院对会员会籍的规定，学会排斥女性，一般也不会从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阶级中招揽会员。这种严格的规定逐渐演化成庞大的学科制度结构，并内化为普遍的法则来影响学科的发展。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教育学功不可没，它以研讨班、实验室和课室三种载体形式，确定了有关书写、评分和考试的教育实践方式，一个“意想不到的逆转”就这样普遍而深刻地发生了。严格的学科制度以普遍的标准加速了各门学科的分化，但其固有的局限也日渐暴露，如充满偏见与封闭气息的学科准入制度，过细的学科划分制度以及单一的专门人才培养制度等等。作为一种应对学科制度束缚的途径，尝试以跨学科形式来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术交流的呼声日渐高涨，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其缘由之一在于严格的学科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性的逆转，一种灵活的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制度形式并没有得以完全构建。

(四)社会阶段的“农业－工业－后工业”演进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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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演进总是在宏大社会背景之下进行的，社会阶段的演进与学科演进之间的内在关系常常被忽略。现实需求是促进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忽视学科演进所处的社会阶段显然不利于对学科发展做出正确判断。不可否认，社会阶段演进与学科演进之间无法构成单一的因果关系，但其交互作用是显著的。农业文明与关于世界整体的知识观(直观、思辨、综合)相对应，以工业化为驱动力带来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既是学科分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促进学科分化的原因。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人们意识到许多问题的解决需要一种全局的眼光，过于专门化的学科对许多现实的复杂性问题束手无策，它需要回归到以整体的思维来理解这个世界(是对农业文明知识观的否定之否定)，如果学科演进与社会阶段演进之间的交互性能够证实，那么依据“农业－工业－后工业”发展脉络的推理，跨学科研究必将是后工业社会中学科发展的基本形式。

三、跨学科研究的指向

当前对跨学科研究着重于对其意义、作用与功能等方面的探讨，事实上，这种探讨存在着预设的期望，这些期望的实现当依赖于多种复杂因素的博弈结果。正因如此，要保证预设期望的实现，突破跨学科研究的现有困境，则需要明确提出跨学科研究的未来指向。综上所述，学科的演进历程展示出跨学科研究的广阔空间，跨学科研究既是解决知识分化与理智进展障碍的重要出路，也是一种接近现实、应对社会对知识价值质疑的有效策略(尽管在克服学科制度所形成的弊端方面，跨学科研究似乎力不从心)。为此，跨学科研究问题的深入发展，与其未来的指向紧密相关，从当前来看，跨学科研究将要涉及如下两个指向：

(一)跨学科研究需要形成一种共同机制

跨学科不是多种学科的简单杂合，也不是某一类群学科之间的沟通，而是学科演进的必然趋势。跨学科的结构形成既需要突破某一类群学科之间的界限，更需要突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从自然科学来看，首先是自然科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之间存在着等级秩序，如从数学到力学和物理学，再到化学、生物学和生理心理学。其次，在不同等级中的学科间存在“还原”现象。每个自然科学的专家在研究过程中经常需要比较深入地了解自己在学科等级中的位置，并经常与前位学科的人员进行合作，或者去关心后位学科提出的问题，这就构成了某一类群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雏形。相反，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学科之间似乎不存在着等级秩序关系(却存在着以自己学科为中心的偏见)。正因如此，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共同机制更倾向于“疆域的开拓”，人文社会科学的野心引发了学科边界的纷争，并同时构成了“强势学科”与“弱势学科”的对立。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强调在纵向上的相互关系，而人文社会科学则强调横向的拓展。基于此，跨学科研究第一个指向将是突破两大学科类群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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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构成一种网络状的纵横交错的跨学科研究结构，并在这个共同结构的基础上形成共同机制。实践证明，只有这种跨学科研究的共同机制的形成与完善，才足以支撑学科的继续演进。

(二)跨学科研究需要形成一种普遍的方法论

跨学科研究的第二个指向是方法论上的进一步完善，尽管何种或多种方法论将成为跨学科研究，的普遍方法论仍存争议，但从学科演进的趋势来看，跨学科研究迫切需要形成一种普遍的方法论。跨学科研究由于一开始就涉及不同学科的研究领域，因而在方法论上也必然是博采众长的。这种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能否构成一种方法论，笔者认为它至少在概念的内涵上是十分模糊的，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仅是一种描述或概说，不足以构成一种普遍的研究方法。正因如此，跨学科研究若停留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层面，就有违学科演进的本义，也不足以担负起学科演进的历史重任。从学科演进历程来看，形成一种普遍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论具有必要性，但对跨学科方法论的合理建构，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四、高等教育学的学科走势

高等教育学因其对学科本身的关注优势而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并在此方面进行了较多的探索。上文侧重于学科本身的研究，但它同时也是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内容之一，并对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很有启示。近几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进展较大，在“研究取向、理论体系构建方法、研究方法论、元高等教育学、学科建制及合法性等五个方面”均有较为深入的探索。但是，由于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具有较多的特殊性，有些研究难免背离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而走向纯粹的逻辑推演。笔者认为，根据学科演进方向来看，高等教育学应在如下两个方面向纵深发展：

(一)跨学科结构的高等教育学

中国的高等教育学形成伊始就具备了跨学科的“基因”，它受传统社会学科中固守学科边界的“污染”较小。因而，它与传统社会学科在学科分化中尝试拓展疆界的“欲望”不同，高等教育学试图容纳其他学科的知识、方法为己用。其代表性成果如伯顿·克拉克主编的《高等教育学的观点：八个学科的比较概念》，潘懋元主编的《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等。但是，从学科演进来看，当前的高等教育学还停留在学科知识由分化走向综合的过程之中，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学处于这个阶段并非完全归功于其自身。由于高等教育学起步较晚，它的提出正处于学科知识由分化走向综合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客观的历史进程为高等教育学采取开放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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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视界提供了客观条件，但也正因如此，它使得高等教育学缺乏理论根基。因此，中国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仍处于起步阶段，它既需要“补课”(探索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也需要“升级”(走向跨学科结构的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学不能形成一个“杂学”的印象。高等教育学若要遵循学科演进的历史趋势，应重在建构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共同机制与结构，由多学科的高等教育学研究迈向跨学科结构的高等教育学研究。此外，在迈向跨学科结构的高等教育学过程中，学科制度的建设仍不可忽视。

(二)超越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论

高等教育学有无方法论的论争正印证其发展的不成熟，跨学科结构的高等教育学需要超越一般的学科方法论。当学科演进到第三阶段(即综合阶段)，以方法论作为一门学科划分依据之一的观点已失去了意义。因此，中国高等教育学的未来走势不在于争论有无独特的方法论，更需要超越多学科的方法论。目前高等教育学中的多学科方法论事实上是对多种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的一种总称。表现在研究路径上，是对于高等教育的同一问题，采用不同学科的视角进行研究，但对高等教育学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方法(不是统一的模式，单一的方法)。比如，高等教育学对数学方法的忽略是明显的。如果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包容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超越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则是力图模糊定性与定量这两类方法论之间的界限，把“有机统一”变为真正的“有机体”。

总之，学科的演进方式决定了跨学科研究将走向实质性阶段，以共同结构与普遍方法论为两个基本取向的学科发展阶段将构成跨学科研究的两大基石，而这两种趋向对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具有明显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