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第20卷第6期Vol. 20 No. 6
认知翻译研究的新趋势 —— 戈夫瑞克认知翻译理论述评
陈吉荣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大连 116029）
摘 要： 翻译认知研究迄今已经发展了二十几年，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和繁荣期。研究者采用各
种不同方法和工具来验证多样化的翻译过程，涉及到翻译时间、翻译阶段、翻译问题的解决方式、翻译策略的选择路径以及不同翻译背景译者的翻译心理机制比较。但对翻译认知研究的总体性反思仍有待于加强。认知翻译理论家戈夫瑞克的研究就非常出色，其突出贡献在于对认知翻译研究提出阶段评价与方法评价，重新评估认知翻译本质，建立新的认知翻译能力模型。关键词： 认知翻译；戈夫瑞克；新趋势
Abstract: The cognitive explora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develops through the primary stage, the developing stage and the developed stage in recent twenty years. The researchers adopt various methods and tools to testify various translation process, including translating time and phase, the solutions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the choice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s well as the comparation of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translato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However, the integrated reflection of studies still need further exploration. Göpferich makes prominent contribution to 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She puts forward phase and method assessment, reevaluates the nature of 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reconstructs new models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y.Key words: cognitive translation; Göpferich; new trends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65X（2013）06-0033-06
一、引言翻译认知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至今已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以翻译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翻译能力为主要研究范围的认知翻译为翻译理论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王寅，2008，2012）。从理论基础上来看，认知翻译研究首先起源于心理学理论，主要是传统心理学论者波因克尔于1913 年提出的程式论四段式：准备、孵化、领悟和评估，另外一个理论基础是心理学家吉尔福德氏的趋异生成论（divergent production）（刘红，2012）。在认知翻译研究中，研究者采用各种不同方法和工具来验证多样化的翻译过程，涉及到翻译时间、翻译阶段、翻译问题的解决方式、翻译策略的选择路径以及不同翻译背景译者的翻译心理机制比较。这些研究对从语言背后的认知机制来研究翻译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深化翻译理论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收稿日期： 2013-05-10基金项目： 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认知识别视角下的翻译能力建构”（W2012100）作者简介： 陈吉荣，女，副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认知翻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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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翻译过程研究过分强调实验方法，在关注翻译的数据理论研究时有可能忽略了翻译研究中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的融合。各种实验研究方法各有侧重点，多样化的实验结果也很难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应对翻译过程研究进行整体的理论反思，突出理论优势，纠正理论局限。最近几年认知翻译理论家戈夫瑞克（S. Göpferich）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本文将对其主要的理论特色进行归纳、演绎和评述。二、提出认知翻译研究的阶段评价与方法评价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最早的解释性研究到更为具也指出其研究只是初步的、尝试性的。第三（2009）以二语习得模式为基个阶段是Bergen础的翻译能力习得模式。戈夫瑞克指出，他的模式是以二语习得的早期模式为基础，同时以PACTE模式和戈夫瑞克模式为基础，结合自己课堂教学的认知体验，突出了两个要点：一是提升学生的元认知意识，二是强调元认知矛盾的作用。第四个阶段是Alves和Vale （2003）的翻译切分模式。他们的研究关注初译稿和终译稿的具体切分模式，将其称为微观翻译单位，可以组合成语簇，进一步形成宏观的翻译单位，以一种网路应用设计来注释和询问翻译过程数据。在第五个阶段，戈夫瑞克总结了Ehrensberger-Dow和Perrin（2009）的过程分析方法，如观察、采访、计算机记录、写作进程的图形展示、屏幕记录以及以线索为基础的内省式有声报告。他们认为，在翻译过程中是否修改译文以及是否在使用资料时体现元语言意识和翻译能力有关。戈夫瑞克对上述五个阶段的总结分别肯定了五种不同特点的理论研究，但她也非常客观地指出，这些方法都有特殊的优点和缺点，并从总体上作了方法论评价。其次，戈夫瑞克描述了翻译过程研究方法方面的差异。她认为，有时候方法论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方法的正确性方面，而忽略了其他的理论层面。例如，有些研究中会涉及使用了哪些口头报告、有声思维、内省或者对话协议，研究目的可能为了说明一种研究方法的有效性，而忽略了其他方面。事实上，好的研究方法的准确性取决于研究目的，而研究方法的选择总是在受试和资源之间的准确性、可靠性与可提供之间的妥协。不同的方法为翻译过程提供不同的信息。口头报告数据通过过程给我们提供了审视受试主体意识变化的过程。而来自神经科学的方法只给了我们关于有限领域的线索，如大脑的哪些区域参与了解决问题的运动。研究问题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除了这些方法提供的信息类型差异，戈夫瑞克认为，不同认知研究在可能达到的生态准确性方面也有差异。神经科学的方法需要特别的人工实验环境，受试一定不能动，甚至他们的眼睛和嘴也不能动。因为这样的身体的研究问题，也关注不同的翻译现象，如显化问题，或者是翻译过程的具体部分，如修改。其中新出现的领域包括翻译的专长研究和翻译能力的发展研究。过程研究在方法上更加精细，研究设计变得更为复杂。但还有一些基本的方法论问题仍然没有回答，如内省式口头报告的正确性和可靠性研究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对此戈夫瑞克作了进一步的客观评价，可以总结为阶段评价和方法评价两个方面。首先，戈夫瑞克将翻译认知研究分成了五个凸显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最早的翻译能力发展研究阶段，代表人物是西班牙巴塞罗那的PACTE小组（2000，2002，2005，2007，2011）。他们研究了翻译能力的发展模式以及翻译亚能力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职业译者和外语学习者的翻译能力进行比较，分析了翻译产品的接受以及决策涉及的研究进程的内外部联系。戈夫瑞克认为，PACTE小组的变量研究都与工具性和策略性的亚能力相联系，结果所表明的两组受试的差异既证明了被分析的两组变量的相关性，也表明了该模式中各自的亚能力。第二个阶段是澳大利亚研究者Bayer-Hohenwarter（2012）的翻译认知时间压力研究。在时间压力研究中，准确衡量翻译的时间压力并创造一个实验环境进而将其作为一个参数，这是最主要的挑战。这一领域的有效结果只能通过应用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来实现。戈夫瑞克指出了这种研究方式对于研究翻译时间连续性方面的优势，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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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活动能够引起一些人为现象，这些人为现象会破坏反映大脑活动的记录。fMRT更多导向于解释过程的调查，不包含眼动，因其可以提供可听的输入。fMRT实验包含了同步解说，受试必须自言自语地完成解释任务，这并不是真正的言说，所有这一切都在嘈杂的环境中进行。尽管这些可能产生为研究目的而提供的数据，但是涉及受试生理的真实性并没有考虑在内。即时口头报告和内省报告的差别在于提取数据的时间不同，即时报告的发生与任务表现同步，而内省发生在任务表现之后。戈夫瑞克强调，就提取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而言，时间因素非常关键。她还特别指出有声思维和内省都只分析在记忆工作中被活跃加工的信息，这一点值得研究者关注。戈夫瑞克还评价了对话协议、键盘录入和眼动研究三个方法。她认为，对话协议据报导比有声思维能提供更为丰富的数据，因为两个或者更多的人同时翻译文本必须要对自己的翻译建议进行说明和辩护，也需要对同伴提出的翻译建议进行批评。而对话提取的实验语境对受试来说更加舒适一些。键盘录入使用Translog软件极大地增强了停顿长度的衡量，并增加了准确性。键盘录入数据可被用来进行停顿分析，将键盘录入和口头报告结合起来也有利于翻译过程研究。眼动研究设备相对来说是免打扰的，这就增加了使用过程中的生态准确性。原理是学生的眼睛活动、瞳孔扩张与认知过程和感知过程相关。一系列研究表明，特别是瞳孔扩张会随着认知任务的增加而增加。戈夫瑞克（Göpferich & 176）总结道：“从上面不Jääskeläinen，2009：动之间。Kaindl（1999）将跨学科研究分成专制的、输入的和互惠的三种形式，即学科综合、学科互动和学科转换三个阶段。学科综合指明了共同分享一个兴趣目标的多学科共存现象，从不同学科的角度来进行调查，而不是将这些想法融入到一个共同的框架中。学科互动是指一种学科使用另一种学科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来使自己的领域获得更深的洞察力。在这种合作形式里，两种或者多种学科互相阐发，有时会形同互相平等的搭档，有时又会是一种学科吸纳了另一种学科的知识构建本学科的理论，而对另一种学科无回报。互惠式的跨学科研究对涉及到的各个学科都提供了新的学科理论观点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就非常接近学科转换了。总之，学科综合是学科之间最弱形式的合作，而学科转换构成了学科之间最密切的合作形式。受其系统性特点的影响，学科转换是将不同学科的知识融入一种知识的衔接体系。戈夫瑞克认为，就认知翻译研究而言，以翻译学为目标的学科共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占主流地位，学科综合的性质很突出。而早期的研究也是学科之间的松散结合，互动的强度并不高。后来随着研究逐步多样化，开始更多引入其他学科的概念、方法和理论，如认知翻译研究对心理学、生态学和信息科学以及认知语言学的借鉴就非常明显。戈夫瑞克指出，不论何时有一个高度关注的翻译现象，且这一现象不能在一种学科中被详尽解释，它就将被延伸到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采用其他学科的原则来解释这一现象。这就为认知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研究领域。能力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其来源学科独立出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在翻译认知能力的研究过程中存在将学科综合兴趣纳入能力发展研究的方向。例如，专业能力的特点被分解为以下五个方面：（1）能力表现具有连续性特征；（2）能够解决专业领域内高度复杂的问题；（3）专业知识在习得过程中被重构和互动到一个更高的程度；（4）能够更准确地提取知识来弥补工作记忆的局限，拥有优越的分析能力与创造能力和实践技能；（5）能够综合各方面的情况，预先做好计划，将专业的陈述35
同方法的介绍可见，每一种方法都对翻译过程的具体方面提供了路径，但也有一些局限性。为了能够全面了解译者心智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必须使用一种补充方法的混合来处理研究问题。”三、重新评估认知翻译本质戈夫瑞克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认知翻译研究，特别是最具代表性的翻译能力的认知研究作了进一步的本质研究的探讨。她描述了认知翻译研究之理论背景的本质特点，将其建立在Kaindl对学科三种形式的合作与互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性知识转化为程序性知识。这五个方面贯穿了Kaindl所提出的学科转换思想，特别是翻译的专业能力发展的调查结果是由认知心理学家来进行的（Ericsson & Smith，1999）。戈夫瑞克进一步描述了翻译能力研究的发展趋势。随着翻译能力的增强，译者关注的翻译单位逐渐增大。不断增加的体验也允许处理复杂性更高的问题，如对文本层次的考率多于简单的对等研究。有经验的译者会更多考虑与生产目标文本相关的方面，使其满足针对特定观众的具体功能，他们发展了一种宏观策略或者全球化策略。更加高级的译者会采取更少的原文导向，表现出更多的推理活动，考虑很大比例的共语境。译者会对翻译问题提出更多尝试性的解决方案。职业译者以一种不同的方（1988：106）的研式来使用参考资源。Gerloff究表明，职业译者比学生和双语者更多使用参考文献，职业译者和双语者主要是用这些参考文献来解决文本生成的问题，而学生主要是使用参考文献来解决理解的问题。Jääskeläinen（1989）的研究还发现，新手在字典里查找很多条目内容，更喜欢双语字典，而有经验的学生会对每个条目查阅更多的字典，喜欢使用单语字典。Jääskeläinen和Tirkkonen-Condit （1991）的研究发现，随着翻译能力的增长，与有意识的决策过程主题相关的问题也在变化。尽管一些过程变得更加自动化，释放的加工能力可以用来处理别的问题，但通常是关于翻译过程更为复杂的方面，这些随之成为有意识的决策的主题。2009年，戈夫瑞克建立了自己的认知翻译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学科转换非常突出。戈夫瑞克还强调要正确认识翻译认知研究方法上的工具性本质。由于认知翻译研究特别突出实验性方法和数据分析，戈夫瑞克指出，在不同的数据收集过程中具有准确性和可靠性的系统的方法论研究仍然缺失。例如，准确性问题涉及到的方法要考虑翻译语境多少是被操控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实验控制的。可靠性问题涉及另外一些方法，其中需要实施最小数量的控制。这些数据究竟能否客观、真实地反映研究目标也受到了质疑。生态上的可信性是过程研究的另一个挑战。实验语境是否离我们正常的、日常的翻译环境太远？在某种意义上，生态可信性关注到的实验研究中常规的环境总是在某种程度上被操纵。除了对方法系统的、比较性质的评价，其他方面也值得进一步研究，如受试背景变量的角色和意义、职业专业性的教育背景等，也应将其作为影响翻译表现的参数加以考虑。建立新的认知翻译能力模型四、翻译能力研究是翻译认知研究的主要方面（PACTE，2000，2002，2003，2005；Shreve，1997；Wilss，1992）。典型的理论研究还有Hönig（1995）的翻译能力最小定义方法，包含联想能力，及培养一种宏观策略能力，并且能够连续使用这种能力。PACTE小组（2007）对翻译能力的研究主要是以策略能力研究为基础，后来又提出修改的翻译能力模式，包括以策略亚能力为中心的双语亚能力、语言外能力、工具亚能力及关于翻译亚能力的知识和心理—生理成分。戈夫瑞克对现有翻译能力的共性研究作了总结。对于翻译能力包括什么且如何习得，答案并不唯一。翻译能力经常自动成为第二语言能力的副产品，尽管翻译学者、研究者知道翻译过程中所需要的东西远远超过了解两种或者更多的语言。对翻译能力及其习得进行模式化研究，研究结果与含有不同程度翻译能力的受试的翻译过程相比较，如语言专业学生、学翻译的学生和专业翻译人员。对组成翻译能力的各成分进行理论反思。就不同领域中36
模式。核心能力包括策略能力和动机。外围能力包括：（1）专业能力，包含了理解原文和构成目的语文本必须的、通用的和专业的知识，译者至少要敏感地意识到填补个人的知识断层需要哪些外部来源的额外知识；（2）心理动机能力，指阅读和写作过程中的心理动机，这些能力越发展，所需的认知能力越少，为其他方面的认知能力所预留的空间就越大；（3）翻译日常激活的能力，指激活翻译生成的微观策略能力，如回忆和应用某些知识与能力；（4）工具与研究能力，指使用翻译为主的传统和电子工具的能力，文字处理、术语和翻译管理以及机器翻译和机辅翻译都应考虑在内；（5）至少两种语言的交际能力，包含两种语言中的词法、认知翻译研究的新趋势
句法和语用知识。此外还包括外部信息资源与可用工具、工作环境（如时间压力）、翻译规范、翻译任务、译者的自我概念或职业道德风貌及在理论与实践翻译训练中涉及的主题与方法。与现有翻译能力研究不同的是，戈夫瑞克的翻译能力模式研究是纵向的研究，即调查翻译能力的发展，分析翻译行为，具体包括相同的受试、常规的间隔及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戈夫瑞克的翻译能力研究模式历时三年，比较了12个翻译专业学生和10个专业译者从第二语言英语译回母语德语的过程。数据收集方法包括有声思维、键盘纪录、屏幕纪录、内省调查与问卷等。其翻译能力研究受到PACTE小组（2000）研究的启发，也认为关于翻译能力本质的理论反思导致了翻译能力模式的发展，促使翻译能力被概念化为几个亚能力，如交际能力、专业能力、工具与研究能力。戈夫瑞克肯定了PACTE小组对翻译能力的划分，即以习得为中心的译前能力、亚能力的发展与融合、学习策略与翻译能力。她还认为，根据这个模型，翻译能力的习得包括个人亚能力的发展，而综合能力的发展反过来也会促进个人能力的发展，并进一步促进根据个别任务和交流语境来安排优先顺序的能力。这些能力的综合发展不仅包括陈述性知识的积累，更是对现有知识的重构，戈夫瑞克将其扩展到心理学领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戈夫瑞克的翻译能力模式将翻译日常激活的能力作为翻译能力的一个亚组成部分，这在其他模式中并没有出现。它具体包含回忆和应用某些知识和能力方面，特别是具体的语言对，还有标准的转换操作或者迁移，促进了可接受的目标语言的等值。戈夫瑞克的翻译能力分析包含了产品导向和过程导向两个方面。产品导向分析包括所有在原文中产生的错误按照重要的语言范畴加以分类，所有的错误按照功能性原则进行三个级别的分类，并依据其在交际功能中的失误程度来划分。过程导向分析包括翻译参与者与翻译文本所需要的时间、每个翻译阶段的持续时长及受试所使用的策略方式的范围和程度。五、结语戈夫瑞克的翻译过程研究给我们的启发很多。翻译过程研究不仅仅是一个研究方法上的变化，它所带来的理论思考是多方面的。由于过程研究倚重于翻译实验，而实验报告对有些研究问题仍然模糊，其可信性和可靠性，特别是应用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检验，如关于有声报告数量的研究还没有开展。实验研究中也会出现与实际情况自相矛盾的结果，特别是实验环境是人为控制的。戈夫瑞克等人的研究将过程研究的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结合起来，特别是对日常翻译能力的重视，值得研究者借鉴。参考文献：[1] Alves, F.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oriented Research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3.[2] Bayer-Hohenwarter, G. Translatorische Kreativität: Definition Messung Entwicklung[M]. Tübingen: Narr, 2012.[3] Bergen, D. The Role of Metacognition and Cognitive Confli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J].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009, (2): 231-250.[4] Ehrensberger-Dow, M. & D. Perrin. Capturing Translation Processes to Access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J].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009, (2): 275-288.[5] Ericsson, K. A. & H. A. Simon. Protocol Analysis: Verbal Reports as Data[C]. London: The MIT Press,1999.[6] Gerloff, P. From French to English: A Look at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n Students, Bilinguals,and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7] Göpferich, S. From Multidisciplinarity to Transdisciplinarity: The Investigation of Competence Development as a Case in Point[J].Electronic Proceedings of the KäTu Symposium o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2011, (5).[8] Göpferich, S. The Translation of Instructive Texts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A]. In S. Göpferich, F. Alves & I. M. Mees (eds.) New Approaches in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C].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2011. 5-5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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