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与挑战

（陈锡康） 目录

总序 序 前言 内容提要

1 中国的基本国情、发展机遇和条件 1.1中国的基本国情 1.2发展的历史机遇

1.3促进经济起飞的有利条件

2 2020（或2050）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探讨 2.1适度高速增长

2.2 2020（或2050）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预测 2.3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因素 2.4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探讨 3 2020年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研究 3.1 2020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 3.2 2020年中国消费结构变化 3.3 2020年中国最终需求结构变化 3.4 2020年中国进出口结构变化 3.5 2020年中国地区结构变化 4 中国走向21世纪面临的严峻挑战

4.1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 4.2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4.3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关系 4.4腐败之风以及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4.5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

5 中国走向21世纪的基本发展战略研究 5.1稳定和渐进发展战略 5.2经济发展的持久战战略 5.3适度高速发展战略 5.4高度开放战略

5.5科技兴国和教育兴国战略 5.6中国走向21世纪的八项基本对策 附件

一 中国交通运输现状与2020年发展目标研究 二 中国地区经济差异及其变化趋势分析 三 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排放研究 四 开放型自然资源发展战略 数学附录

一 改进的哈罗德-多马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计算公式 二 投入占用产出分析

三 动态投入占用产出基础模型

四 人力资源系统分析的动态投入占用产出模型 五 投入占用产出综合规划模型 六 半参数部分线性模型

主要参考文献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第四号报告。主要研究中国在21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与基本发展战略。在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和严峻挑战之后，提出了中国在21世纪的战略目标与三个发展阶段、五个基本发展战略与八项基本对策。书中还附有数学模型。

本书可供各级决策部门的领导干部阅读，亦可供经济学、管理科学的科研、教学人员参考。

总序

认清国情，特别是基本国情，是正确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的基本依据，它决定着改革的成败和现代化事业的兴衰。 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变革时期。多次机遇的错过和主观决策的失误使中国在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日益扩大。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正在成为新兴的世界性强国；与此同时，由于历史遗留的沉重负担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可供我们选择的空间和时间都是有限的，历史不容我们再有重大失误。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大国，要逐渐摆脱贫困，步入先进国家行列，必须更加刻苦努力，更加科学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更善于遵循客观规律，捕捉发展的机会，更重视发挥精神的力量，把广大民众的积极性调动到全民一致的目标上去。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科学决策。中国的前途既存在依靠科学技术和艰苦奋斗而再次腾飞的历史机遇，又存在因急于求成、违反规律而再次落伍的现实可能。 当代科学的发展正以其巨大的力量推动着社会的前进，发挥着广泛的社会功能。它不仅改变着人类生产和物质文明的面貌，同时也在以其相对独立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丰富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它要求我们以科学的态度看待世界，用科学方法处理客观事物，求实，创新，一切结论都必须在理论与实践的祭坛前接受最严格的检验。中国的社会经济进步将长期受到人口与资源、发展与环境矛盾的困扰，面临处理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变革与稳定等重大关系的挑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依靠科技创新打破僵局，用科学的态度冷静地分析，寻找发挥潜力的出路。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他们应以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为武器，实事求是，解决前进中的各种困难，推动社会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在十年的时间里，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对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能源、粮食和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综合的系统的研究，先后完成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国情报告。报告用大量的数据和材料说明了当前我国在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危机，将要面临的挑战，

以及难得的历史机遇，提出了现代化持久战、非传统的现代化道路、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城乡协调发展等重点观点，并给出了基本战略和主要对策建设。报告发表之后，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引起了从决策者到学者和民众的广泛关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国情研究和国情教育。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研究结论又不断得到验证、补充和发展。

这些报告读起来并不轻松，反映了中国科学家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思考。它旨在冷静地分析危机所在，促使决策者和广大民众用更加科学、理性的态度去认识国情，了解中国的改革事业，看待中国的未来发展，并唤起民众的危机感和责任感，让全社会在机遇与挑战面前形成新的理解和共识，为振兴中华而长期艰苦奋斗。我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引起更多的同志关心和研究中国的国情和面临的问题，使科学研究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实现我国跨世纪的战略设想。

周光召 1996年2月

前言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自1987年成立以来，已经完成和发表了三个国情研究报告。本书是第4号国情研究报告。这个国情研究报告的重点是在分析中国国情的现状、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研究中国在21世纪的基本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为中央有关部门制订21世纪发展规划提供参考资料。

在周立三院士主持下，本报告的主要观点和结论曾经在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内经过多次讨论。报告的内容提要曾经六易其稿，吸取了国内外很多专家的意见。特别是在1995年1月20日召开的中国科学院1995年度首场院士报告会上报告过。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出席会议的很多中国科学院院士和来宾们曾经在报告会上和会后提出过很多重要意见。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刘遵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国际投入产出协会副主席K.R.波伦斯基（Polenske）等也曾提出过很多宝贵意见。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报告由陈锡康任主编，内容提要由陈锡康执笔。参加总报告编写人员有：第一章，胡鞍钢；第二章，陈锡康；第三章，陈锡康、吴楚材、郭菊娥、黄四民、张落成、薛伟；第四章，胡鞍钢，周立三；第五章，陈锡康、利晓红。参加内容提要和总报告讨论的主要人员有周立三、石玉林、胡鞍钢、陈锡康、李松华、李立贤、王毅、吴楚材、黄四民、张落成、康晓光、刘新建、刘燕鹏、陈雯、卢红等。分报告及数学附录主要执笔人：附件一，张文尝；附件二，吴楚材、张落成、陈雯；附件三，郭菊娥；附件四，李立贤；数学附录一和二，陈锡康；数学附录三和四，刘新建；数学附录五和六，黄四民。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

1995年6月20日

内容提要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在周立三院士主持下已经完成和发表了三份国情研究报告，即国情研究第1号报告《生存与发展》（科学出版社，1989），第2号报告《开源与节约》（科学出版社，1992）和第3号报告《城市与乡村》（科学出版社，1994）。这三份报告在国内外得到很大的关注和重视，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其研究内容是以进行中国国情的现状分析为主，以探讨发展战略、对策和预测为辅。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的第4号报告《机遇与挑战——中国走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目标和基本发展战略研究》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的基本发展战略和长期战略目标。这项研究工作是在前三份报告关于中国基本国情的研究与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份报告主要从生产力角度，从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的综合分析上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和远景发展战略目标进行超前性的研究。报告对中国今后发展持“审慎的乐观”态度，深信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21世纪能够抓住机遇，克服重重困难和挑战，吸取世界上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经过长期持久努力，不仅在经济总量上，而且在人均水平上赶上和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实现近百年来无数革命先烈长期流血奋斗所要达到的振兴中国的目标。这份报告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发挥中国科学院的多学科优势，利用系统科学方法和投入占用产出技术，对中国今后远景经济发展进行一系列科学计算和预测分析。在对中国国情进行长期研究和探讨的基础上，概括出如下四个基本结论和八个基本对策。

基本结论之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严峻的挑战并存。中国有可能抓住机遇，克服挑战和困难，在21世纪上半叶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兴的世界大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经济的格局 一个大国的腾飞和兴起，既取决于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又取决于机遇，即国际国内各种客观存在的有利条件。中国目前已基本上具备了经济腾飞的主要条件，具备了“天时”、“地利”与“人和”。 从国际环境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直处于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在战争和外敌入侵的威胁中，在各种形式的封锁、包围、孤立和制裁下，为生存与发展而艰苦奋斗。但从80年代开始，特别自1991年以后，中国的国际环境有了根本性的转变。现阶段没有严重的外敌入侵威胁，第三次世界大战有可能在较长时期内不会发生，目前中国从北到南，由东到西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安定的周边环境。这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外部条件。

经济腾飞不仅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且需要发展对外贸易，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目前世界上经济竞争已经取代军备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西方经济在1994年走出低谷，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其购买力也将增加，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已经达成协议，世界贸易组织也已成立，这将有力地遏制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全球自由贸易，预计1994年以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将大大超过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目前中国已成为国际资本投资的热点和最大的理想场所，也是很多国家和地区实行产业结构转变、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点地区。这一切从总体上说，对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中国建设所需要的资本、技术和部分资源性产品是有利的。

从地理位置看，中国位于亚洲东部。目前东亚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而中国是东亚地区人口最多、市场潜在容量最大、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周边国家经济的蓬勃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也有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6000万海外华侨和华人在资本、市场、信息、技术等方面对祖国的大力支持，为中国经济腾飞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国内环境看，我国目前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走“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目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上，已经取得重大的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使我国经济更具活力，更有利于快速发展。中国1980—1994年的15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7％，相当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的3倍以上，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重视。这一切表明中国已经具备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主观和客观条件。

中国一方面面临空前未有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还将遇到严峻的挑战和重重困难。在政治上除了要防止重演类似于“文化大革命”式的动乱和其他形式的各种动乱外，特别是要反对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日益严重的腐败作风，要防止三大差别，即贫富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的急剧扩大。如果不能在反腐败和遏制三大差别上作出重大进展，中国有可能发生新的社会动乱和政治动荡，影响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从而破坏经济增长所必须具备的稳定的客观环境。

在经济上必须严重注意由于“各级领导急于求成，广大群众急于致富”而产生的速度过快、经济过热、投资规模过大、物价上升过快的现象。其直接后果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通货膨胀，物资紧缺并随之发生经济上的大起大落，造成“欲速则不达”。

经济上的很多重大困难与中国的基本国情有关，特别是与人口过多而资源相对紧缺这对矛盾有关。中国的国土面积占世界7％，而人口占世界21％。如果自然资源分布大致均匀，则从总体上说，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数量约等于世界的1/3。在工业化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数量极为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污染与环境保护问题，严重的能源、水资源、矿

产资源等的短缺问题，以及由于耕地数量不足而产生的农产品，特别是食品的供不应求和农业生产实际成本过高等问题。

经济上的很多重大困难也与我国的另一项基本国情，即底子过薄有密切联系。由于底子过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制约经济发展的现象。这突出地表现在最近几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货运和客运极端紧张，交通运输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上。这类矛盾如不及时解决，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正常生活。 中国在21世纪有两种前途和可能性：第一种前途和可能是，抓住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克服重重困难和挑战，通过持久的高速增长，于21世纪末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成为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兴的经济大国。第二种前途和可能是，基本战略严重失误，国家不稳定，经济发展缓慢，丧失良好机遇，在21世纪末仍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

我们认为中国有可能实现第一种前途和可能性，其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中国有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全力从事经济建设和有丰富经验的中央政府对经济建设进行组织和领导。

第二，12亿中国人民具有勤劳、节俭、朴素、重视教育、遵守纪律等优秀品质，能自觉地为今后利益长期保持很高的储蓄率。

第三，改革开放以后在全国范围已逐步建立一个使得生产发展与群众个人利益，以及地区、部门和企业利益相结合的经济制度，并且改革开放将进一步深入，这使中国人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得到较充分发挥。 第四，中国是在20世纪后期开始腾飞的，起步晚，将得益于“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有两个含义：首先，利用、仿造和改进科技成果往往比创造和发明这些成果容易，可以缩短时间和节省大量费用，这就提高了后发展国家的发展速度。其次，后发展国家可以学习和吸取先发展国家成功的发展战略和经验，从而达到比起步早的国家在经济腾飞阶段更高的发展速度。

第五，中国能有效地利用从总体上说对中国发展有利的国际环境。 在200多年的世界近代发展史上已经有两个大国兴起，改变了世界格局。第一个是英国，英国在18世纪末期首先进行了产业革命。在庞大生产力的基础上于19世纪成为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国。第二个是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美国进入经济起飞阶段，约在20世纪初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居支配地位。历史将把第三次机会给予中国。中国有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在经济总量上居世界前列，在21世纪末在人均产值，人均发展水平上有可能赶上当时发达国家，成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大国。其特点为：

第一，中国是一个国土面积略大于美国，但人口等于美国4.5倍，等于英国20倍，等于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1.6倍的国家。 第二，与美国、英国、日本不同，中国在近代史上一直是一个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一穷二白的发展中国家。

第三，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沿着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道路走向现代化社会。

总之，如果方针正确，政策对头，措施得力，中国有可能在21世纪末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屹立在东方。中国的兴起意味着占人类1/5以上人口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走向发达国家行列。其兴起对居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极重要的启示。中国的兴起远较英国和美国的兴起意义深远，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

基本结论之二——根据模型计算，中国在21世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将经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步，约在2020—2030年在经济总量上达到世界第一。 第二步，约在2040—2050年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重要经济指标上达到20世纪末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第三步，可能在21世纪末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和人均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达到当时世界上发达国家水平。

在研究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目标时首先应当明确以下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明确经济总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别。经济总量是指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总规模。通常用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表示。主要产品产量如粮食、钢、煤、原油等的产量，进出口总额，投资总额等则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总量的局部性指标。经济总量没有考虑到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所以不能以此表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个人口很多的国家经济总量虽然较大，但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很低。经济发展水平通常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表示。人均主要产品产量，人均进出口额，人均投资额等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些局部性指标。一个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或属于发达国家不能用这个国家的经济总量来衡量，而应当用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等来衡量。

第二，发达国家水平是动态指标，具有时间性。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达国家水平在不断提高。21世纪中叶的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可能高于20世纪末的高收入国家（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只有达到21世纪当时的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认为中国在21世纪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

利用投入占用产出技术和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模型的计算结果，预测中国在1990—2020（205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率见下表。

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预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们预测1990—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3—10.2％，取预测值为9.3％。从上表也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基数变大，其年平均增长率有下降的趋势。这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规律。

按照上述增长速度，中国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等于1990年的10倍，203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等于1990年的19倍。预计中国在2020—2030年期间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上可以超过美国、日本、德国、俄国，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预计中国在2050年前后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万美元左右（以1990年美元价格计算，下同），1990年世界上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数为19590美元，预计2000年为2.5万美元。因而中国在21世纪中叶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可以达到20世纪末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中国在迅速发展，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在内也在继续前进。

1965—1990年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4％。据此推算，2050年世界上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数约为8万美元，尚较中国当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1.7倍。所以中国在21世纪50年代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与当时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很大差距。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是多方面的。除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外，尚需考虑很多其他指标，如成人文盲率、高等教育入学率（大专院校入学学生占20—24岁年龄组人口的比例）、实际生活水平、人的预期寿命、环境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人均财富等。中东部分石油输出国，如科威特、阿联酋等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不能认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预计到2050年中国在人

均实际生活水平，高等教育入学率，环境保护，国土整治等方面与当时的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很大差距。预计到21世纪末，中国有可能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其他主要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指标上达到当时的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基本结论之三——人口过多与资源相对紧缺的矛盾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对基本矛盾。预计在21世纪这对矛盾将更为尖锐。节约和合理利用是解决中国21世纪资源短缺的主要办法，资源条件好坏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作用，但是正确的发展战略和人的因素在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资源条件差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实现经济腾飞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我国人口基数大，净增数量多，文化素质很低，农村人口比重过高。要妥善解决10多亿人口的就业、就学、衣食、住房、交通、医疗、生活服务等问题，对全社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压力。

第二，由于人口超量，人均资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多种农林产品如粮、油、棉、糖、毛、橡胶、原木和很多种矿产品及工业原材料，如铁矿砂、铬矿砂、原油、钢材、铜、锌、铅、部分化工原料和纸张等大量进口。预计到21世纪我国资源性产品的进口量将大幅度增加。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很多重大困难与这对矛盾有密切联系，由于资源约束，人均耕地仅1.2亩，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生产有时不能满足社会需要，食品的供给和需要矛盾在部分年份很尖锐。由于耕地数量少，为达到较高的土地生产率不得不在单位耕地上投入大量人力和生产资料，以致农产品生产成本很高，经常出现农产品价格上升带动全国物价上涨的现象。 预计在21世纪我国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将更为尖锐，中国的资源短缺将更为严重。其原因为：

第一，预计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左右。人均资源数量将比20世纪末减少1/4。目前我国人均耕地为1.2亩，下世纪中叶可能在0.9亩以下。

第二，经济发展规模日益扩大。预计下世纪中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可能比1990年增加50倍左右。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量将大幅度上升。

第三，耕地和一部分不可再生的资源如原油，煤等有逐步减少的趋势。 由于中国人口占世界21％左右，而淡水资源和耕地仅占世界7％，已探明的原油储量仅占世界3％，在下世纪经济总规模大幅度扩大后，中国可能成为世界上资源性产品最大买主之一，可能成为世界上进口小麦和原油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目前中国解决资源短缺的办法是开源与节约并重。由于可开发的资源数量有限，下世纪节约和合理利用将成为解决资源短缺的主要办法。根据中国国情，应当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包括资源节约型的生产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的生活消费体系。

我们认为，资源条件好坏对经济发展起重要的影响作用，但不起决定性作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资源条件差的国家只要国家稳定，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完全有可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的发展经验已证明这一点，而资源条件好的国家如果政治不稳定，没有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可能出现经济长期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现象。

基本结论之四——本报告建议中国的基本发展战略包括稳定和渐进战略；持久战战略；适度高速发展战略；高度开放战略；科技兴国和教育兴国战略

第一，稳定和渐进战略。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和条件，稳定也是改革和开放的前提和条件。国家稳定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定。世界银行在研究了东亚八个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经验后指出，东亚奇迹并非不可思议，最主要的是实现政治稳定。

为了保持国家稳定应当采用渐进方式来推行各项重大的改革措施。其理由如下：

（1）中国的改革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需在实践中摸索。改革的方针、政策与措施是否正确，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均需通过实践检验。通过试验对部分改革内容和措施进行修改。为避免“翻船”，减少改革中的失误和引起的社会动荡，要求采用渐进的方式进行。

（2）部分改革措施，如价格改革，对社会影响很大，应该通过在部分地区和单位进行实际试验，以及通过应用系统科学方法，利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来事先测算其影响大小及社会的承受能力。

（3）中国国土面积广阔，地区差别很大，情况复杂，部分改革措施需因地制宜，区别对待。

应当用渐进的方式进行经济调整，一涌而上、大起大落、急刹车、硬着陆等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是不利的。

第二，持久战战略。经济建设中的急于求成缺乏持久战思想，曾经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失。最明显的是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企图以大搞群众运动的形式在短时期内达到极高的经济发展指标。其结果是1961年国民收入下降29.7％，社会总产值下降33.5％，粮食、棉花产量分别比1958年下降26％和59％。经过三年调整时期，一直到1965年

国民收入数额才恢复到1958年水平。这使中国经济发展至少延迟7年时间。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国方面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各种优势和劣势后指出：“速胜论”和“亡国论”是错误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中国将取得最后胜利。持久战战略对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彻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不仅在经济总量上而且在人均水平上赶上和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是远比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更为艰巨的任务，必须树立持久战思想，把持久战战略作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一个基本发展战略。

第三，适度高速发展战略。什么是高速增长呢？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以下四点即为高速增长：①高于1952—1978年平均增长速度，即高于6％；②高于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即高于6.1％；③高于或等于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的周边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即高于或等于7.5—8％；④高于或等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以下国家和地区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英国3.1％，美国5％，日本7.9％，亚洲“四小龙”8—9％。 概括地说，在目前阶段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左右是低速发展，6％左右为中速发展，高于8％即为高速增长。 为了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解决乡村和城市庞大的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提高企业经济效益都要求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是速度并非愈快愈好，必须适度，否则可能适得其反。我们把满足以下四个条件的高速增长，称为适度高速增长。

（1）经济发展速度必须与国家实际拥有的资金数额、物资数量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状况相协调。

（2）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在资源环境上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能损害下代人的利益，应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求得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

（3）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要求消除和防止国民经济中严重的薄弱环节和“瓶颈”现象。经济发展中的大起大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必然会降低经济的长期发展速度，是与长期高速发展不相容的，所以，协调发展是高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可以在不同发展速度下进行，有低速协调发展，有中速协调发展，也有高速协调发展。应当充分发挥中国的潜力，利用目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实行高速协调发展。应当把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抓住时机，加快发展经济的思想结

合起来，实行适度高速发展战略，即实行高速发展与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相结合的战略。

（4）消费品价格指数的上升率应当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适度高速增长的目的是求得长期持久的高速增长。

第四，高度开放战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开放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显著地快于封闭的国家。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的国家是对外封闭的。我国的经验也证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同时，开放程度较高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显著地快于开放程度较低的地区。高度开放的部门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也显著地快于和好于封闭的被保护的部门。为了促进发展我们要实行高度开放。

高度开放包含以下两方面内容：

（1）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包括扩大开放的规模、地区和领域，降低关税，大规模引进国外的资金、人才、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要求所有的部门都参加到国际竞争中去，通过国际竞争发展和引进先进技术，淘汰落后的制造技术和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彻底改变我国部分内陆省份在思想观念、信息、技术、管理等方面的闭塞现象。

（2）反对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国内各种商品能在各地区间自由流通，自由竞争。在全国建立公平竞争的、高度开放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五，科技兴国和教育兴国战略。邓小平同志曾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对生产的重大作用。他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了在21世纪振兴中华，克服中国在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和挑战，应当把科技兴国、教育兴国作为中国走向21世纪的基本战略，这是中国经济能长期高速发展的基本保证。

在发展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中要重视基础教育和基础科学，走科技引进和独创相结合的道路。

科学技术研究按其性质可分为三大类，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基础研究的特点是作用时间长，对生产的作用比较间接，其作用往往通过应用科学，开发性研究和技术革新等表现出来，因而容易受到忽视。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公司和企业往往把资金和人力投向短期见效的，能很快创造效益的项目，而忽视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教育等。基础研究和部分长远性、综合性、公益性研究由于对当前生产不直接发挥作用常被认为是脱离实际，华而不实，而不受重视。

基础科学和很多长远性、综合性研究是一切应用科学、开发研究、技术革新等的基础。基础科学领域的成果和发现往往为他们开辟新的天地。如果一个国家不重视基础科学，那么一切应用科学、开发研究和技术上的革新与创造等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应用开发活动和技术创新等就只能建立在别的国家科研成果的基础上，从长期看将阻碍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国在走向21世纪时应当把发展基础科学，培养一支高水平的精干的基础科学研究队伍作为科学发展的一项根本方针和重要目标，把基础科学和基础教育作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的一个重点。 基础研究由于作用时间长，影响面广，对生产的作用比较间接，它所需要的经费应当和基础设施、基础教育一样，主要由国家财政来加以解决，其他渠道为辅。

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引进大量国外先进技术。在50年代每年平均引进约233项，70年代后平均每年引进2091项，节约了大量研制时间和研制费用。据估计日本的引进费用仅相当于研制费用的1/35，而获得的经济价值约等于引进费用的50倍。日本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专利的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但是中国应当培养本国科技力量，走引进与独创相结合的道路。这是由于中国有很多本国独特的科技问题需要解决；引进只能缩小与别国的差距，而不能赶上和超过别的国家；从长期看发展科学技术应立足于国内；此外，在经济竞争非常剧烈的时代每个国家为保持自己的优势与竞争力往往不愿把最关键的技术传播出来。

以上我们简要地介绍了本报告的四个基本观点。通过数学模型的大量运算，我们认为，只要政策对头，措施得力，中国有可能在下世纪经历三大发展阶段，成为新兴的世界大国。但是现在我国人口超量、资源超载、环境超标、农业发展滞后情况下，从生产力发展角度看必须认真克服以下四个难点：

第一，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口素质，逐步解决城乡1—2亿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第二，坚决制止资源（包括能源）掠夺性经营，逐步转变为集约经营。 第三，在高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千方百计地保护生态环境。 第四，积极实施各项农田保护措施，实行科技兴农，切实增加农业物质投入和农民收入，增强农业抗衡自然灾害的能力，保证粮食持续增产。 基本对策之一——以立法形式保证科技投入和教育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目前在科技投入和教育投入上，一方面党和政府对科学技术和教育很重视；另一方面在实际经费分配时由于科技投入和教育投入是“软项

目”，不能“立竿见影”，常由于经费紧张而被忽视，以致出现科技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的现象，如我国1990年研究与发展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91％，1991年为0.72％，1992年为0.70％，1993年为0.62％，1994年为0.56％，五年期间这个比重下降了1/3以上。

由于科技投入不足，我国目前大部分科研单位正受到科研经费不足，工资收入过低的严重冲击。很多科研单位由于缺乏经费无法开展正常的科研活动，部分科研单位较长时间无法支付科研人员工资，科研人员工资收入偏低严重影响科技队伍的稳定和吸收优秀青年参加科研工作。据统计1993年北京地区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1级研究员和教授的名义工资约等于解决初期1953年的277（以1953年为100，下同），而同期城镇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为426.3，即30年中实际工资下降了35％。为此我们建议：

第一，以立法形式规定科技投入和教育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科研与发展支出约占国民生产总值2.6％。我们建议以立法形式规定公元2000年我国的研究与发展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2010年为1.5％，2020年为2.0％。以立法形式规定公元2000年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4％，2010年为5％，2020年为6％。 第二，以立法形式规定科技投入和教育投入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并以此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工作成绩的重要指标。我国科学研究费用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有逐年大幅度下降的不正常现象。如1983年科研费用支出为79.03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6.1％；1987年为115.74亿元，占4.7％；1990年为124.08亿元，占3.6％，1992年为149.85亿元，占3.4％。建议以立法形式规定，从目前开始要大幅度提高科学研究费用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2000年达到7％以上，2010年达到9％，2020年达到11％。不仅中央政府要提高科技投入和教育投入的比重。各省、市、自治区也应通过立法规定科技投入和教育投入的比重。 第三，目前发达国家基础性研究费用在研究与发展费用中的比重一般为12—16％。我国目前约为8％。在公元2000年要保证基础性研究费用的比重不低于10％，2010年不低于12％，2020年不低于14％。 第四，根据亚洲四小龙经验，中专生和受过良好基础教育的熟练工人在经济发展中起巨大作用，应当高度重视基础教育和中等技术教育，并把它们作为教育投入的重点。我国应当进一步提高基础教育和中等技术教育的经费在全部教育经费中的比重。

基本对策之二——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为了缓解人口过多和资源相对紧缺的矛盾，我国在21世纪应当继续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争取在2030年前后基本上实现人口零增长，要求下世纪中国人口不超过16亿。

在很长时期内中国应当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第二产业中一部分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中的商业，服务业和旅游业等。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

第二，解决中国农村和城市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利用投入产出技术计算结果表明，我国1990年狭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即在现有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多余的劳动力为1.2亿，约占现有农业劳动力1/3以上。如果采用比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我国农业生产技术达到日本、法国、韩国、印度尼西亚的目前平均水平，则有2.26亿农业剩余劳动力，约占现有农业劳动力的2/3。这是我国长时期中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三，降低资本产出比率，即单位产出所占用的资本数量，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第四，有利于扩大出口。

我国目前有一支数量很大的优秀的科技人员队伍，约1500万人，和一支技术熟练的工人队伍，约2000万人。应当依靠这两支队伍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发展高科学技术产业，争取在公元2000年以后我国的很多中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如家电、民用机械、部分电子元件和产品、造船等在世界市场上逐步占有优势，并争取部分高科技产业在世界市场上占有较重要地位。

基本对策之三——节约与合理利用是我国在21世纪解决资源短缺的主要办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包括资源节约型生产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生活消费体系。实行开放型的资源发展战略 如上所述中国21世纪的人口将达到16亿，经济总规模将比1990年扩大几十倍，对资源的需求量将大幅度上升。鉴于中国是一个具有世界1/5以上人口的大国，不能走亚洲四小龙主要依靠别国资源的道路。中国应当依靠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机制，把节约和合理利用作为解决资源短缺的主要办法，大幅度提高对各种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系数。

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中国应当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目前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所建立的是资源高耗型国民经济体系。如美国2.5亿人拥有1.5亿辆汽车，年耗汽油约占世界汽油总消耗量的1/3。目前美国人均年耗原油2.9吨、煤3.6吨、林木2立方米、钢0.35吨。如果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也达到美国人均年消耗水平，那么中国已探明的原油储量将

在2年内耗尽，森林将在4年内伐光，铁矿石约能维持32年，煤能使用85年。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为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必须建立一个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

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一方面包括资源节约型生产体系，如以节地、书水、节时、节能为中心的农业生产体系，以节能、节材、节水为中心的工业生产体系，以节能、节地为中心的交通综合运输体系，另一方面包括资源节约型的生活消费体系，提倡勤俭节约、适度消费。

根据中国国情，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大规模普及小轿车是不合宜的。应当建立一个方便、完善、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体系，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如在大城市中建立以地铁，公共汽车为中心的公共交通体系，而以自行车、出租车、摩托车、私人小轿车等为辅。其优点为：节约能源、保护环境、预防城市交通恶性堵塞、节约国土资源和费用低廉等。报告建议，应吸取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避免重蹈我国台湾省、泰国等的覆辙，采取措施限制小轿车的盲目发展，把有限的资金用于我国大多数居民所迫切要求的改善现有公共交通体系上去。

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特点不是速度快，而是能源的弹性消费系数低。迄今为止，东亚已有若干国家长期达到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他们在经济增长阶段能源消耗量与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上同步增长。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对能源的弹性消费系数都在0.75以上。中国在

1978—1993年15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对能源的弹性消费系数为0.49。根据我们编制的中国2020年投入占用产出表，预计1990—2020年30年期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对能源的弹性消费系数为0.5左右。这是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在高速增长时期所未有的。

本报告所建议的开放型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是从本国国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把资金和人力用于发挥本国长处，而不是去尽量克服本国资源上的短处来达到自给自足。这将有助于缓解中国人口过多与资源短缺的矛盾。这项战略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充分发挥本国资源的优势，开发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资源并出口其产品。如对我国来说，人力资源以及自然资源中的非金属矿（建筑材料、耐火材料、装饰材料等），部分有色金属矿，如钨、铜、锑、铋、稀土等，以及煤等是我国的优势资源。

第二，进口本国稀缺资源以及生产条件和开发条件很差的资源产品。 第三，吸收和引进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开发本国部分自然资源。 第四，根据国内需要，在国外投资建立部分资源的生产基地，以便获得长期稳定的廉价的资源。

基本对策之四——采取切实措施，贯彻执行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方针

联合国于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会议。会上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我国国家科委、国家计委等国务院52部门共同编制了“中国21世纪议程”。持续发展战略的中心思想是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应把保护环境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发展战略。

目前的问题是这项方针没有得到切实贯彻。由于高速工业化产生了严重污染。据报道因燃烧含硫量高而又未经净化处理的煤炭，我国3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出现较严重的酸雨；自然植被大规模破坏，水土流失，伴随而来的是河道淤积、盐碱化和沙漠化。如1995年2月由于泥沙大量沉淀，我国贯穿东西腹地的大动脉，运载能力相当于11条京广铁路的长江发生了严重的“肠梗阻”。在荆江段附近300艘客货轮因河道泥沙淤积而抛锚待航，有的等待时间超过半个月。

应当采取切实措施，贯彻执行“中国21世纪议程”，贯彻执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方针。如限期责令现有严重危害人类健康，污染环境的企业，如部分小钢铁、小化工、小造纸等企业采取措施处理排放的污染物，否则停止生产。今后只有当一个新企业同时具备了处理污染的能力以后，才能批准投入生产。保证环保费用的逐年增加。争取在公元2010年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5％等。

基本对策之五——树立中央权威，维护国家的集中与统一，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逐步提高中央财政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世界上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经验表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为使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必须有一个强大的、集中的、稳定的、执行连续政策的政府。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地区差别很大的国家，树立党和政府的权威，维护国家的集中和统一，是改革和建设能够顺利、快速进行的必要条件。树立中央权威，加强集中与统一，是振兴中华民族的需要，也是时代和历史的要求。

我国自1980年以来中央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迅速下降。表现在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31.2％下降为1992年的17.3％，而中央财政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81年的12.6％下降为1992年的7.6％。我国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大低于世界上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如1990年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的中央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24.0％，16.7％，29.4％，34.8％，43.0％。1990年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韩国、新加坡的比重分别为18.2％，20.4％，15.1％，15.7％和23.3％。由此可见发达国家中央财政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约等于中国的4倍，而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央财政的平均比重约等于中国的2.4倍。我国1992年政府财政支出中中央占41.4％，地方占58.6％，而美国1990年

政府财政支出中联邦政府支出占56.0％，州政府占23.0％，州以下政府占21.0％。这说明中国是一个政府财力高度分散的国家，这使中央控制宏观经济能力大大下降，中央没有必要的资金进行全国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进行瓶颈产业的投资，无力支付文教科研费用、国防费用等，政府的社会保障功能十分弱小，中央无力扶助经济落后地区，控制和缩小日益扩大的地区差别等。1993年中央决定实行财政体制改革，实行分税制后，情况略有好转，但中央财政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仍非常小。必须坚定不移地、逐步地提高中央财政的比重，加强中央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 基本对策之六——长期保持很高储蓄率，提倡适度消费。适度提高利率，使实际利率为正值，建立以市场机制调节为主的利率形成体制 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储蓄率以及投资的利用效率。在一般情况下储蓄率较高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也比较快。目前东亚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其储蓄率远较世界其他地区为高。如1980—1990年东亚9个国家和地区，即日本、新加坡、台湾省、韩国、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储蓄率的平均值为35.0％，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其中，中国1980—1990年的储蓄率为37.0％。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8.9％。在本书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各类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投资率）有密切的联系。1980—1990年期间世界上经济为负增长的7个国家，其平均投资率仅为15.9％，经济增长率为0—1％的8个国家，其平均投资率为17.0％。经济增长率为1—2％的18个国家，其平均投资率为18.3％。该时期高收入国家（发达国家）平均储蓄率为22.0％，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3.1％。

为使中国经济能长时期高速增长，必须在长时期内保持很高的储蓄率，为了使全国人民自觉自愿地，而不是被迫地保持较高的储蓄率，首先应当适度提高利率，保持实际利率为正值，即银行利率应高于物价的上涨率。

我国目前银行利率过低，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减物价实际上升率）为负值。1994年居民消费品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分别比上年上涨24.1％和21.7％，而居民一年期存款年利率为10.98％，银行对企业贷款的年利率约为11％。过低的利率实际上是对城乡居民和广大小存款者的一种掠夺，也是对少数贷款使用大户的一种无偿的恩赐。过低的利率，廉价的资本，促使全国银行资金极度紧张，计划贷款规模一再突破，基建投资规模迅速上升，市场物价迅猛上涨。

根据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台湾省的成功经验，应使存贷款的实际利率为正值。使利率接近于货币市场的实际结算率。

为了长期保持很高储蓄率应当提倡和发扬勤俭建国、勤俭持家，适度消费的精神，反对铺张浪费、盲目攀比、高消费和畸形消费，发扬中国人民勤劳节俭的优秀品质。

为保持高储蓄率应鼓励居民实行养老储蓄。中国在21世纪将面临老年人口增长的高峰。预计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2亿，2030年将达到3亿。鼓励居民实行养老储蓄一方面可以解决养老问题，另一方面又将提高现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

此外，在税收政策上应当限制高消费，鼓励储蓄和投资。如日本、韩国在经济起飞阶段对奢侈品、畸形消费和高档消费品如小汽车等抽取高额消费税等，值得我们学习。

基本对策之七——精兵简政，控制和降低行政管理费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加强制度建设，反对腐败

一个国家能用于发展经济的资金数量是有限的，把宝贵的资源过多地投入到行政开支上就必然阻碍经济的发展。应当提倡精兵简政，切实消除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控制和降低行政费用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费用支出中的比重。

目前我国各地区各领域的腐败之风已经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地步，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将严重影响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这是涉及到21世纪能否振兴中国的大事。

世界各国都有腐败现象。我国腐败之风特别严重的一个重要根源是过去和现在的经济体制中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制度，如价格、利率、汇率上的双轨制，稀缺物资供应上的配给制，部分国家机关和企业的经济特权和垄断等，为了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必须实行制度创新，改变现有的很多不合理制度，并且建立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人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群众监督和举报制度，进行廉政建设。

基本对策之八——实行出口导向战略，鼓励出口，吸收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长期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和推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报告建议实行以下出口战略：

第一，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丰富、廉价、优质”的特点，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优质、廉价、适销对路的制成品参加国际竞争。 第二，把提高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档次和加工深度作为今后扩大出口主要途径。

第三，争取中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如造船、家电、部分机械电子产品等在国际市场上逐步占有优势，并争取部分高科技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重要地位。

第四，由于我国通货膨胀率较高，为保持和增强中国商品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应当每隔一定时期调整人民币汇率一次。

第五，在充分利用美国的巨大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新的出口市场，争取出口市场多元化。

第六，从经济上控制高档消费品进口，如对进口化妆品、高级轿车等抽取较高的消费税。

本报告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在走向21世纪之际一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又遇到十分严峻的挑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能够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在21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兴的世界大国。

根据中国国情，为实现现代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需经过长期的努力，必须树立持久战思想。预计中国的发展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步争取在公元2020—2030年期间在经济总量上居世界前列；第二步争取在21世纪中叶在人均发展水平上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三步争取在21世纪末在人均发展水平等方面达到当时发达国家水平。

人口过多和资源相对紧缺是在长时期中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对基本矛盾，预计21世纪资源短缺将更为严重，应当认真对待。资源条件好坏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作用，但正确的发展战略和人的因素起决定作用。

本报告提出和讨论了中国走向21世纪的基本发展战略。概括起来有五项，即稳定和渐进战略，持久战战略，适度高速发展战略，高度开放战略，以及科技兴国和教育兴国战略。配合这五项战略本报告提出了八项基本对策。

我们深信中国在21世纪能够抓住机遇，克服挑战，吸取国内外成功的发展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实现长期持久的高速发展，达到无数先烈为之流血奋斗的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21世纪将是中国兴起和腾飞的世纪。

1中国的基本国情、发展机遇和条件

1.1 中国的基本国情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她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而具有十分特殊的国情。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之大、矛盾之多、问题之复杂，不是轻易能够认识的，也不是朝夕之间就能解决的，这就需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历史的观点、宏观的视野进行坚持不懈的系统研究，更需要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多次循环往复的认识过程。

我们在第1号国情报告《生存与发展》（科学出版社，1989）中，对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作了概括。中国国情的突出特点是：人口过多；底子过薄（指人均固定资本量比较少等）；教育文化科技水平低；资源相对紧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针对上述基本国情特点，我们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基本国策应当是：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较高积累，适度消费；普及教育，发展科技；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改革开放，持续发展。六年来的实践表明，上述观点是正确的。我们的许多建议，先后被决策者吸收采纳，也被广大社会公众普遍接受。

六年来，我们对中国国情特点还有哪些新的认识呢？

（1）中国现代社会基本矛盾是传统农业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矛盾。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

现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突出表现为二元经济结构社会：一部分比较发达的现代工业与大量的传统农业并存，一部分现代化城市与广阔的传统农村并存，一部分现代工业企业与大量的落后手工劳动或半机械化的企业并存，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与广大不发达地区和相当数量的贫困地区并存。这表明在不同部门、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不同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因素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是中国现代社会中各利益集团产生和形成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矛盾与冲突的根源，也是中国现代社会中现代化因素不断发生、不断扩散、不断传播，进而不断发展与进步的动力。 （2）人口过多与资源相对紧缺始终是中国现代社会生产力内部的一对矛盾，也是长期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对矛盾。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她正处在有史以来基数最大、增长最快、幅度最高的人口倍增台阶。人口过多对自然资源、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形成持久的巨大压力。我国主要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导致人口与资源矛盾，经济发展与资源供给矛盾日益尖锐。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保护耕地、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开源节流、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方针，必须长期坚持对内对外开放、建立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的基本策略。

（3）过剩的农业劳动力与稀缺的工业资本也是中国现代社会生产力内部的一对矛盾，也是长期制约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一对矛盾。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下，每个农业劳动者供养人口数在世界各国中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农业剩余劳动力基数大，且在日益增长。这就决定了把庞大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乃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关键所在；把庞大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和城镇迁移乃是实现中国城市化的关键所在。 （4）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是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之一。由于各地区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基础、社会发展等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地区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性以及地区间人均收入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的变化。改革以来这种地区发展不平衡性日渐

明显，也是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矛盾不断尖锐的根源之一。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通过制度规范和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发达地方与欠发达地方关系，必须实行地区协调发展战略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必须坚持“共同富裕”目标，确保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5）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这包括“社会转型”，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市场转型”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转型时期，中国不可避免会遇到来自多方面的矛盾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不稳定、社会不稳定和政治不稳定。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平稳地渐进地实现“社会转型”和“市场转型”。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为我们提供哪些丰富的经验呢？

（1）正确认识中国国情，选择适宜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中国具有十分复杂的国情特点。历史经验已表明，原苏联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同样中国在走向21世纪时，西方传统的现代化模式也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必须根据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加速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 （2）必须树立持久战的观点，克服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建国以来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和影响，这一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脱离中国国情，重视总产值，追求高速度，忽视经济效益，导致经济发展大起大落，从而损害了长期的经济发展能力。 （3）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衡量改革与发展政策正确与否，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全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4）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避免发生重大社会动乱，有助于鼓励和支持长期性的国内外投资，有助于国内经济持续性增长。相反，一时的经济停滞或者下降总是与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乱相联系。

（5）渐进改革是中国社会变革的最佳方式。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解放人，发展人的能力。只有从根本上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才能激励和发挥十几亿中国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改革也是矛盾冲突、利益调整过程。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中进行改革，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实验，也是最为复杂的实验。因而，选择积极的渐进改革战略与策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变革方式。

1.2 发展的历史机遇

中国正处在历史上大国兴起的极好机遇。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克服困难，中国将在21世纪上半叶成为新兴的世界经济大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

一个大国并不一定是一个强国，但是一个强国必须首先是一个大国。一个大国的腾飞和兴起，不仅取决于该国领导人和人民的主观努力，而且还取决于历史的机遇。

从100多年的世界现代史看，有三个大国获得十分难得的发展机遇。第一个是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在世纪之交的变化中，迅速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从而改变了本世纪的世界格局。据S.库兹涅茨（Kuznets）研究，1871—1913年期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率为4.3％。据P.贝诺克（Bairoch）研究，1880年时美国制造业产值还远低于英国，但是到了1900年时，美国制造业产值早已超过英国，跃居世界首位。

第二个是日本，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赶上了难得的发展机会，日本用了30—40年的时间实现经济起飞，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据日本经济学家南亮進计算，1955—1988年期间，日本GNP年平均增长率为6.7％，其中1961—1965年为10.0％，1966—1970年为9.7％。现在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了。不管怎么说，日本的经济起飞也导致二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二次大战之后这一期间，亚洲的“四小龙”成功地实现经济起飞。但是“四小龙”人口比较少，地域比较狭小，它的经济起飞作用只是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提供了一种新模式，它并不能改变整个世界格局。

历史把第三次机会给了中国。从1980年左右，中国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如果能够持续发展到2020年，中国也将在世纪之交的40年左右时间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从而改变21世纪的世界格局。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52—1980年期间，中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6.0％；据世界银行统计，1965—1980年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5％。从1980年前后中国经济增长率进一步加快（见表1-1）。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80—1992年期间中国GNP年平均增长率为9.0％。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1992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1％，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3.0％，中国在世界上是经济增长率最快的国家之一。这表明中国已经进入经济起飞阶段。根据我们预测，中国2020年的GNP总量将是1990年的10倍。到那时，按实际购买力评价，GNP总量将居世界前列（详细计算见第二章）。从1980—2020年期间，中国GNP年平均增长率将大大超过美国经济起飞期间的经济增长率，也可能超过日本经济起飞期间的增长速度。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中国总人口基数大，届时可能在15亿人口以上，中国人均GNP在世界范围内仍处于相对低的水平上。

历史已给我们中国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发展机会，中国的经济起飞将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1）中国的兴起意味着占人类1/5以上的人口进入现代社会。中国是一个人口巨国，它的总人口相当于日本的9.2倍，相当于美国的4.5倍，相当于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1倍之多。从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开始到现在，花了长达200多年的时间，才

表1-1中国GNP和国民收入增长指数（1980年为100）

（单位：％）

注：按不变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第32、34页。其中1970—1978年数据引自World Bank，World Tables，1992，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 and London，1992，pp.184—185.

使得人类1/5的人口进入工业社会，成为当今的发达国家。在世纪之交，中国只花40年左右时间就成为世界工业化大国，使15—16亿人口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进入现代社会。这一意义不亚于18世纪后期以来的工业革命的伟大成果，也较之美国、日本兴起的意义更为深远。按汇率法计算，1992年中国GDP总量仅相当于美国GDP总量8.5％，相当于日本GDP总量13.8％；按实际购买力平价法（PPP法）计算，1992年中国GDP总量相当于美国GDP总量37.6％，相当于日本GDP总量的88.4％（见表1-2）。

表1-2中国、美国、日本人均GNP和GDP总量比较（1992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62—163，166—167，220—221页。

（2）中国的兴起意味着影响和改变21世纪世界格局。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目前尽管中国GNP总量还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国，但是中国的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已居世界前列（见表1-3，1-4）。据统计，1993年中国的煤、水泥、棉布、电视机、谷物、肉类、棉花、油菜籽居世界第一位，化肥、化学纤维、花生、茶叶产量居世界第二位，钢、糖、大豆、甘蔗产量和发电量居世界第三位。今后中国GNP总量要增长10倍，总人口将增长至15—16亿人，加上香港、澳门市场容量以及台湾市场消费，无疑她会为世界经济增长和经济繁荣提供最具潜力的巨大市场，这将大大改变21世纪世界经济格局。

表1-3中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及居世界位次和比重（1993年）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 FAO，Quarter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1993，No.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第748—750页。

表1-4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居世界位次和比重（1992年）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Monthly Bulletin of Stastistics，January and March，1994，Industrial Stastistics Yearbook，1991；FAU，Year book of Production，1992；Year book of Fertilizer，1992.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第756—758页。

（3）中国兴起意味着对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与美国、日本等国不同，在近代史上中国一直饱受帝国主义欺负，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甚至衰落，工业化发展起点十分低下。中国的经济复兴提供了一个由盛变衰，又由衰变盛的范例。与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小国或地区不同，在当代工业化进程中，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特别是农村人口比重大，它遇到了一系列重大发展问题：诸如人口、粮食、就业、环境等等，集中反映了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问题，其解决难度要大的多、复杂的多。如果中国能够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无疑是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人口大国提供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极其重要的借鉴，这对推动整个人类发展进程产生积极的重大影响。

这表明，历史已给我们中国人民提供了及其难得的机会，关键是看我们如何抓住机会，创造机会，用好机会，如何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开放，成功地实现经济起飞，实现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

1.3 促进经济起飞的有利条件

从1980年起，中国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并将持续到下世纪初期。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最关键的阶段。我们最为关心的是，在社会变

革与市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哪些将是或者已经是促进经济起飞的有利因素，哪些是不利因素。本节主要讨论前者的影响，第四章着重讨论后者的影响。

这里所讨论的有利因素是指保证中国实现经济起飞的基本条件和基本因素。需要说明的是，有利因素是相对的概念和动态的概念，是与中国1950年开始发动工业化的情形相比较，也是同1980年开始经济起飞的情形相比较，另外也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形相比较而言的。由于各种因素本身具有有利与不利的双重性，即有利因素之中也包含了不利因素，只不过后者的程度或成分比较小，或者前者的成分或程度不断增大而已。

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起飞已经具备了许多带有根本性的、长期性的有利因素，其中有些因素变得越来越大，有些因素尚还有更多的发展潜力。中国已具备经济腾飞、大国兴起的基本条件，具备了“天时”、“地利”与“人和”。

从国际环境看，中国处在一个相对稳定、长期和平的周边环境，这为中国经济起飞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外部条件。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处在十分严峻的、极其不利的国际环境下，不断受到战争和外来势力的威胁、封锁、包围、孤立。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60年代的中印边界冲突、抗美援越、中苏边界冲突；70年代的原苏联边境压力、中越边界冲突。我们始终没有获得一个较长时期的相对安定的周边环境。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的周边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国际环境，外部的战争冲突压力大为减小，极有利于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

从地理位置看，中国位于亚洲东部，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贸易总量急剧增加、市场容量迅速扩大的地区。中国与东亚的关系是水涨船高的关系，只要中国经济起飞，潮水上涨，日本及四小龙也会跟着往上涨。所以，任何一个具有远见的战略家，包括新加坡的李光耀和吴作栋，都看到中国有这样一个难得的发展机会，这不仅对东亚地区产生积极影响，而且对世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反过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增长又进一步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若考虑到香港、澳门回归大陆，中国的GNP总量将增加20％，贸易进出口总量将增加40％。此外，6000万海外华侨和华人从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的重要支持也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力量。 从国际贸易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贸易大国。1994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2367亿美元，占GNP比重45％左右，其中出口依赖度指出口额占GNP比重超过20％，高于一般大国的出口依赖度。据世界银行统计，1992年美国和日本货物和非要素劳务出口占GDP比重分别为11％和10％。今后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国际贸易增长率将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16年来，中国累计利用外资1814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达22万家。199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458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已成为国际资本投资的热点和最大的场所，这对中国实行对外开放，

发挥人力资源优势，促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引进外部资金、技术和进口相当部分的资源性产品较为有利。

从国内环境看，中国保持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社会安定、政治稳定的局面。从5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运动始终不断，且越演越烈，直至爆发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大大影响和延误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一心一意实行“富民强国”的战略，强有力地刺激和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中国经历了历史上一个经济增长速度最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最大、综合国力迅速提高的时期。 从发展过程看，中国具有“后发优势”，人均产值翻番所用时间相当短。中国作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后来者”，虽然起步晚，却得益于“后发优势”。这包括两个含义：一是利用引进和改进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可以缩短赶超时间，节省大量费用，从而提高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二是学习、吸取和借鉴先行国家成功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可以缩短学习过程，减少决策失误，从而达到比起步早的国家在经济腾飞阶段更高的发展速度。据世界银行研究，在工业革命初期各国人均产出翻番所用时间，英国从1780—1838年，花了58年时间使其人均产出增长一倍；美国花了47年（1839—1886年）；韩国花了11年时间（1966—1977年）；而中国所需时间只有10年（指1977—1987年）。除了以上有利条件之外，各种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和条件也是极其有利的。

资料来源：英国：Crafts, N. C. R. 1981.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Survey. In Floud and McCloskey, 1981；日本：Maddison, Angus,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20th Century, Paris, Development Centre, 1989. 其他国家：世界银行数据。

（1）资本存量与资本来源。保持一定的投资率是一国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之一。美国经济学家W.W.罗斯托（Rostow）认为，净投资额占国民净产值比重从5％或者低于10％增加到10％以上才能实现经济起飞。美国经济学家W.A.刘易斯（Lewis）认为，投资率至少要12—15％之间甚至更高的水平才行。美国经济学家M.吉利斯（Gillis）等认为，在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中，实行劳动密集经济战略至少需要15％的投资率，实行资本密集经济战略则需要25％的投资率，才能长期保持人均收入每年4％的增长率。无论是按哪一种标准，中国早已具备经济起飞的投资条件。

中国资本存量相当可观，这是中国经济起飞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介绍，从1950—1993年累计，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4.421万亿元人民币，建成大中型项目5079个，新增固定资产2.8661万亿元。其中，1979—1993年的15年间，国家用于国有单位的基本建设投资就达2.1610万亿元，约占建国45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77％。15年间共建成大中型基建项目1758个。若加上集体、三资、个人等经济类型的固定资产原值，中国固定资产总量相当可观。

中国保持了较高的投资率，具有较强的动员资源能力。据世界银行统计（见表1-5），1981—1989年中国国内投资率约为

表1-51965—1989年投资率与储蓄率的国际比较（占GDP的百分比）

注：①国内总投资减去国民总储蓄。②不包括来自境外的净转移支付。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1年，第119页。

34.9％，比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国内投资率高出10几个至20个百分点。中国投资来源主要来自国内储蓄。1981—1989年期间，中国国内储蓄率为34.4％②。近年来中国国内投资率达到38％，在世界各国中居最高水平。引人注目的是，随着人均收入进入下中等收入阶段，居民储蓄额以及个人金融资产迅速增加，成为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的重要来源。居民个人金融资产主要是近十年来迅速积累的，居民个人投资正在成为全社会投资的重要来源之一。

充分利用外资也是中国国内投资的一个新来源。引进外资伴随着国外现代技术的引进，科学知识的传播，管理组织和方法的借鉴以及国际贸易的竞争，改造了中国企业素质。

（2）工业体系。工业体系是一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工业化基础。经过40多年的经济建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具有相当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工业产品竞争力不断提高，在发展中国家属于工业化程度较高、工业发展实力较强的国家。

中国现已建立国际通行的工业行业500多个。工业企业开展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形成了建国以来投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技术设备最先进的工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高潮。它们将在90年代以后发挥作用，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国不少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居世界前列。中国已是世界上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 工业成为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部门。据作者计算，1980—1990年期间，由于工业部门增长对GNP增长所作出的贡献率为45.8％，加上建筑业，第二产业的贡献率为50.3％，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贡献率分别为20.2％和28.4％。工业部门迅速增长，不仅刺激了其他部门的需求增长，而且也提高了对其他部门的供给增长，从而导致这一时期中国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3）社会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基础。社会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和城市公用事业三大基础部门。经过40多年的建设，主要是后10多年的大规模建设，中国社会基础设施有了明显的改善，对保证国民经济发展创造了初步条件。首先，在辽阔的国土上，已经初步建成了由铁路、公路、水道、民航和管道等五种运输方式共同组成的综合运输网，技术装备水平和运输效率不断提高，客货运量大幅度增长。其次，已经建成遍及全国的邮电通讯网络，邮电业务量大幅度增长。还有，中国城镇体系已初具规模，市政工程和公共交通不断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国土辽阔地理条件复杂，属于大陆型国家，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成本高，周期长，尽管10多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改善，但是仍然落后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世界银行称中国是“世界上最稀疏的交通网络之一，人均道路长度或单位可耕地拥有道

路长度（指公路或铁路）等同于或低于巴西、印度和俄罗斯水平”。1960年印度铁路轨道总里程为5.7万公里，1990年已达7.5万公里，而中国只有5.3万公里。交通特别是铁路交通大大滞后状况已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薄弱环节。这就要求国家必须集中财力，超前发展和强化发展社会基础设施。例如今后十年至少修筑5万公里铁路，平均每年修建5000公里新线和复线，才能缓解铁路运输网瓶颈状况。

（4）国内市场条件。中国具有明显的大国优势，她的最大的优势是拥有巨大的潜在的国内市场，充分的利用和启动这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则从需求方面大大刺激中国经济起飞。

拥有十几亿人口规模，是中国市场迅速扩大的重要因素。中国既是世界上耐用消费品生产大国，也是耐用消费品消费大国。其中总人口规模庞大是一个重要因素。任何一种商品普及率或拥有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商品需求。

人均消费水平迅速上升，是中国市场迅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中国正处在人均收入从低收入向下中等收入过渡阶段。这一阶段有两个显著的消费特点：首先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率比较高，具有较高的消费收入弹性值；其次人们消费结构发生变化，从生活必需品消费转向耐用品消费或住房消费。人均收入增长促进消费需求扩张，消费需求扩张又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

建立一个统一的公平竞争的商品经济市场体系，是充分发挥中国国内市场优势的唯一途径。目前市场调节作用已居主导地位，国家控制价格部分比重进一步降低。妨碍这一优势发挥的最大障碍是人为割据，地区封锁，限制要素自由流动，商品市场垄断，地方政府过度干预，交易费用高昂，基础设施不足。因此打破地区封锁，连通国内各地区市场，连通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允许和鼓励国内外企业相互竞争、公平竞争、公正竞争，都是建立国内统一市场以及经济国际化的重要条件。

（5）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源。人具有能动性，任何自然资源或资本资源都必须在具有素质良好的人力组成和分配下才能发挥效用。国际经验表明，开发人力资源，普遍提高全民素质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途径。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相对于任何一种经济资源，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资本资源，人力资源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丰富的资源，也是中国现代化尚未被充分利用的最大潜在优势。 中国正处在经济负担小、劳动力资源充裕的经济发展黄金时期。据我们预测，到2000年中国劳动力资源总数将达到7.9亿人，劳动力资源可利用总数在6—7亿人之间；青壮年劳动力资源增长达到顶峰，16—29劳动年龄人口约占全国劳动力资源总数的1/2；抚养系数不断下降且处于较低水平，由1990年的0.50，到2000年的0.53，2010年以后约为0.4左

右，经济社会负担相对比较轻。而后中国进入老年型社会，上述有利条件逐渐消失，抚养系数，特别是老年抚养系数急剧上升。可以认为，今后20—30年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十分难得的黄金时期。

中国已经建立了多层次、多类型的综合全民教育体系，这是开发中国人力资源的最有利条件。我国农村已经基本普及基础教育，城市基本普及初中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已初具规模，成人教育迅速发展，高等教育成为培养专门人才的基地，这些条件都有助于扩大中国人力资本存量，普遍提高教育文化素质。同时中国已经培养了一支专业齐全、数量可观、质量较高的专业人才队伍。这支专门人才队伍既是中国改造传统产业的技术力量，也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雄厚实力。

维持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基本机制是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水平，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在产业、职业、地域间有序流动和转移，伴随着收入水平上升而引起消费需求迅速扩大，加之进入世界市场，充分利用国际贸易、市场和资源，互为因果，相互推动，形成支撑和带动经济增长的多缸发动机。

总之，上述因素都是中国经济起飞的有利因素，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巨大潜力。它们的综合效应是无法用统计数字加以估计。这些因素一旦与改革开放相互结合、相互作用，则会发挥出巨大的潜力，明显地奠定中国经济起飞的极其坚实的基础。

2 2020（或2050）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