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中国疆域辽阔，民族关系的主流比较协调，封建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状况良好，虽经8世纪中期“安史之乱”的干扰，一系列社会矛盾相继爆发，在前进的长河中激起不小的旋涡，但就这一历史阶段发育的整体而言，无论物质、精神、制度、风俗文化领域，均呈现出繁荣昌盛、朝气勃勃的气象，充溢着刚健自强，恢宏向上，开放开廓的精神，当时的许多成就，如“丝路”远伸，商队东来，科技、诗歌、乐舞艺术、佛教哲学、官制、兵制、科举制、胡汉交融的风习等等，直到今天仍对人们起到激励、鼓舞的作用，因而为学界所乐道，人们将唐朝与汉代文化的繁荣，并誉为“汉唐气象”，看作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两个亮点。
第一节 繁华的物质文化
一 饮食
隋唐五代时期饮食文化发展的表现，一是饮食品种增加，二是工艺技术提高。主食原料仍是传统的黍（糜子，去壳为黄米）、稷（即粟，良种叫粱，去壳为小米）、麦（小麦）、麰（又作牟，即大麦）、菽（大豆）、麻（籽可食）、稻（果实去壳为粘米）、粳（米不粘者）、秫（shú，高粱）等。用这些粮食做成的食物品种类繁多，主要有：
饼 包括现在的饼、馒头、包子、面条等。细分有煎饼、蒸饼（即今馒头）、环饼、汤
饼（即不托，宋人叫餺飥，即今面条）、薄饼、胡饼、齑饼、（音 duī）饼、烧饼、毕罗等。其中胡饼和毕罗都是向少数民族学来的。胡饼是西北少数民族的食物，敦煌文书记载，唐代敦煌僧人和工匠都吃胡饼，每个饼用面半升，块头很大。1969年新疆吐鲁番阿期塔那唐墓出土了一枚胡饼，直径19.5厘米，很像今天维吾尔族人的素馕。胡饼有素的、油加胡麻的和夹肉的几类。毕罗是一种带馅的面点。唐代从“蕃中”传入北方汉地，尤其在关中比较流行，当时长安有许多毕罗肆（店），家庭主食中，也有用樱桃等作馅做成毕罗的。
饭 包括北方人常食的黄米饭，荞麦、大麦饭，南方人多食的稻米、糯米、粳米饭和用菰米做的雕胡饭等。盖浇饭叫饡（zàn），有些做得十分讲究，如《清异录》记载唐
敬宗食用的凉面就是“用水晶饭（即糯米饭）、龙睛粉、龙脑末（即冰片）、牛酪浆调事毕，入金提缸垂下冰池，待其冷透供进”的一种高级饭食。
粥 粟米、稻米、麦、面都可以做成粥，叫米粥、麦粥、面粥等。加上其它原料，又可以做成粉粥、饧（táng）粥、杏酪粥、云母粥、胡麻粥、地黄粥、茶粥、葱粥、乳粥、豆沙加糖粥等。每种粥的颜色、味道都有不同。
糕 糕是点心（唐人叫菓子）中比较精细的食品。种类也很繁多，《清异录》卷下记唐人韦巨源《烧尾宴食账》中所记糕的品种，就有“七返膏（糕）、水晶龙凤糕（即糯米枣糕）、玉露团（酥糕）”等数种。同书记载五代后周时，开封有个以卖糕致富，入赀为官的“花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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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外”，他卖的糕有“满天星（金米）、糁拌（夹枣豆）、金糕糜员外糁（外有花）、花截肚（内有花）、大小虹桥（晕子）、木蜜金毛面（枣狮子）”等。1新出现的面点品种，则有春茧、包子、饺子等，1966—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发现许多精美的花式点心，其中饺子形状与今日的完全一样，是研究唐代糕点的重要实物资料。
糗（qiǔ，又叫糒bèi，餱粮） 它是将各种粮食炒熟后和起来碾（磨）成粉，便于出远门携带的干粮。
副食原料，蔬菜除前代已有的外，还引进了菠薐等。瓜果有葡萄、甘蔗、枣、石榴、橘、柰、瓜、梨、李、桃、杏、樱桃、荔枝等，西瓜是这一时期引进的。2肉食除猪、牛、羊、鸡、鸭等传统品种外，鲵鱼、海蟹、比目鱼、海镜、海蜇、蚝肉、乌贼、石花菜等海味也搬上了餐桌，一些地方的人甚至尝试着吃蝙蝠、蜂房、象鼻、蚁子、老鼠、蛇蝎、蚯蚓、蜣螂、蝼蛄乃至臭虫等，表现了一种宽广的开拓精神。烹调方法仍以蒸、煮、烙、烧、煎、炸、烤、酿为主，菜肴除炙（烤鲜肉）、燔（烤干肉）、脍（kuài，细切肉）、脯（干肉）、鮓（zhǎ，腌制的鱼）制品及羹臛（肉羹）、菹（切碎的菜、肉）齑醢（jīhǎi 即酱）品等传统食法外，在做法上还有几点新技术：
一是不同食物选用不同的燃料，如隋人已知“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
1 参见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第二章第一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第44—47页。 2 《新五代史》卷73《四夷附录》中有“西瓜”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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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荄火，气味各不同”。1
二是引进了砂糖、胡椒等国外调味品。太宗、高宗时两度派人到印度学习制糖法，学会了用甘蔗制红糖和白砂糖技术2，丰富了饮食风味，加快了甜食的发展。大历（766——779）间，四川出现了冰糖，而前此，我国只有饴糖（自然糖）。
三是烹饪技艺进一步提高。由隋掌管皇家饮食的尚食直长谢讽撰成的《食经》，记载了许多珍贵菜名，如咄嗟脍、白消熊、拖刀羊皮雅脍、露浆山子羊蒸、金丸玉菜、臛鳖、帖乳花面英等。唐朝尚食之馔，“穷海陆之珍以充圆方。一饭之资，亦中人百家之产”。3不仅反映了菜肴原料的珍贵，也透露出制作技艺的信息。五代后蜀国王的《食典》有百卷之多，其在菜肴制做技艺上达到的高超水平是可以想见的。据《明皇杂录》记载，唐天宝（742—756）间，诸公主为讨好玄宗，乃相效进食。水陆珍羞，一盘之贵盖中人十家之产。中书令韦巨源仿而效之，据《清异录》记载，他所进的食物中，就有生进二十四气馄饨，即仅馄饨就有24个品种。此外，还有金银夹花平截（剔蟹细碎卷）、素蒸音声部（用面制作蒸成的蓬莱仙人像等70件面食），升平炙（用羊、鹿舌等制成）、雪婴儿（用蛙、豆英等贴制而成）、清凉臛碎（狸肉夹脂做成）、五生盘（用羊、猪、牛、熊、鹿肉为原料制成）、遍地锦装鳖（用鳖辅之以羊脂、鸭蛋等制成），用这些菜肴配制而成的一餐饭叫“烧尾宴”，它包括58种肴馔，从原料到制作，应代表当时饮食文化的较高水平。
1 《隋书》卷69《王劭传》。 2 唐耕耦辑：《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收录的唐代印度制糖法残卷，介绍了印度甘蔗品种及沙糖的具体制作方法。 3 《全唐文》卷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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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菜制作技术也有新的发展，豆腐的食用已很普遍。厨师还掌握了较高水平的素食荤做法。如在面及蒟蒻（音jǔ ruò）等作料上染上颜色，制成豚肩、羊臛、脍炙等食品，形象逼真，色泽鲜艳，诱人食欲，是佛、道教人士待客的佳肴。
民间的烹饪技艺，据《清异录》记载，唐代有位名叫梵正的尼姑，庖制精巧。能“用鲊、鲈脍、脯、盐酱瓜蔬，黄赤杂色，斗成景物。若坐及二十人，则人装一景，合成辋川图小样。”
1能用花式冷盘再现辋川风景区全景，那样的烹饪技艺无疑是相当高的了。
据《唐国史补》记载，隋唐五代内地酒类著名的有郢州的富水，乌程的若下，荥阳的土窟春，富平的不冻春，剑南的烧春，河东的乾和蒲萄，岭南的灵溪、搏罗，宜城的九云，浔阳的湓水，京城的西市腔，虾蟆陵的郎官清、阿婆清。还有波斯等国传入的三勒浆类酒等。蒸馏酒即烧酒也可能已经出现了。2酒类以外，饮茶已很普遍。唐德宗（780—805年）时陆羽撰的《茶经》问世，穆宗（821—824年）时李肇在《唐国史补》中再次记载了当时的一些名茶。据该书所载，甚至连吐蕃赞普也存有寿州（治今安徽寿县）、舒州（治今安徽潜山县）、顾渚（在今江苏省）、蕲门（在今湖北省）、昌明（今四川江油市）及灉水（在今广西省）、洞庭湖一带出产的名茶。在一般官员言谈中，则认为“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3反映了这一时期饮茶的普遍性。
1 辋川图是诗人王维为他游居的辋川画的风景画。 2 参李华瑞：《中国烧酒起始探微》，载《历史研究》1993年5期。 3 《旧唐书》卷173《李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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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边远牧业少数民族，普通牧民则仍主要以肉为食，以乳、茶为饮料。在上层统治者中，饮食文化亦有发展。他们除食胡饼外，还有名叫浑羊殁忽的荤菜及于阗全蒸羊，野猪鲊等。
二 衣饰
隋唐五代时期的服制，在前代基础上又有新的增减和提高。主要是减少了前代一些设而不用的礼服；增加了从边疆少数民族学来的所谓胡服，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服饰种类更多，色彩更加艳丽。下面就男女服饰略作介绍。
㈠男服 这一时期的男服分礼服和便服两大类。礼服又叫冠服，其主要特征是高冠革履，褒衣博带。按服用场所，又分为祭服、朝服、公服等；便服也叫常服，曾称为讌服和亵服。幞头帏帽，袍衫袄子，各种单裤、复裤（即绵裤）、裈裤、鞋靴等，都是这一时期人常用的便服。冠服制度虽经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高宗、武后等创新和修改，但使用时间较长，作为基本规则的还是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四年（621）制定的《衣服令》。此令规定，皇帝衣服有大裘冕、衮冕、鷩（音bì）冕、毳冕、絺冕、玄冕、通天冠、缁布冠、弁服、武弁、黑介帻、白纱帽、平巾帻（音zé）白帢（音qià）共14种。皇后之服有袆衣、鞠衣和钿钗襢（音zhàn）衣共三种。
群臣之服，有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平冕、爵弁、武弁、弁服、进贤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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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冠、法冠、高山冠、委貌冠、却非冠、平巾帻、黑介帻、介帻、平巾绿帻、具服（朝服）、从省服（公服）等共21种。1每一种服装的质料、颜色、样式、花纹、佩饰、服用场所、配套着装等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如皇帝大裘冕是祭天地的服装，衮冕是登基、飨庙、征还、遣将、饮至、加元服、纳后、元日受朝贺、册拜王公的服装；鷩冕是出行的服装；毳冕是祭海嶽的服装；絺冕是祭社稷、飨先农的服装；玄冕是蜡祭百神、朝日、夕月的服装等。群臣祭祀、朝会、办公、出征也着不同的礼服，即祭服、朝服、公服和戎服。自天子以至庶民平时都穿常服，常服由幞（音fú，又叫折上巾）、袍衫及靴带组成。为了在常服上也区分贵贱、高低的等级，大业六年（610），隋炀帝从常服颜色上规定五品以上服紫袍，六品以下服绯或绿袍，胥吏服青袍，庶民穿白袍，屠夫、商人穿黑袍，士卒穿黄袍。武将卫士或文人骑马则穿袴褶。
唐高祖在常服袍色上也作过一些规定。到贞观四年（630），唐太宗规定常服袍色，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黄袍仍为官民通服。他还为皇帝制定了翼善冠，为贵臣制定了进德冠，以与常服配套。高宗上元元年（674），再次下诏完善服色等级。从此，唐代常服服色就基本按品级以紫、绯、绿、青为准了。
武则天、玄宗以后，又在常服上绣上不同动物花纹图案赐给臣下，叫异文袍。唐文宗规定官员都可以按品级在袍上绣不同的图案，当时虽未形成严格规整的制度，但已开启了宋明章服制度的先河。
1 见《新唐书》卷24《车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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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出现的新服饰，一是幞头中的“巾子”。它是用一块绢布罩在发髻上，外用罗绢之类裹出各种样式。唐后期，人们嫌每日裹一次幞头太费事，便做一个幞头形的木帽子，刷上漆，外面蒙上纱 ，用时一戴即可。同时将幞头的脚用铁丝扎起来，让它平伸出去，这便是后来乌纱帽的滥觞。
二是衣服中的半臂。它式样像坎肩，但比坎肩多了短袖，大襟、交领、袖口宽敞，似为汉魏时绣（音jué 又叫半袖）的流变形式。唐代还有一种叫
（音 kè）裆的短衣，前后
不开襟，袖短仅能掩住肩膀。穿时由颈部套下，罩在长袖衣外，下与腰齐。
三是从唐初开始，将长靿靴改为短靿，可以穿着上朝。吉莫靴、蛮靴也在唐代流行。
四是唐代常服配有鱼袋。武则天改为龟袋，并按品级分别用金、银、铜饰龟袋，中宗后恢复佩鱼1及鱼袋。睿宗时将鱼袋与常服服色相联系，规定穿紫者金饰，穿绯者银饰。玄宗以后，鱼袋成为常服中紫绯服的一个组成部分， 凡穿紫、绯服者必佩鱼袋，二者合称章服。五代周世宗下诏停废鱼袋中装的铜鱼，于是章服就只有鱼袋了。
平民、商贾、奴婢等社会下层的服饰，也在颜色、质料、花纹等方面有一些规定。
㈡女服 妇女服装的法令规定较男装简单，但也分礼服和便服两大类。礼服是皇后、妃
1 鱼即鱼符，它是刻有官员职务的身份证明，要随身佩带，唐初规定官员退休后交回政府。玄宗开元九年（721年）后扩大了官员佩鱼的范围，又规定官员退休后可不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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嫔、内外命妇的服装。它比北周系统的十二等服简单多了。隋文帝定皇后服为袆衣、鞠衣、青服、朱服四等。炀帝沿而不变。《新唐书》卷24《车服志》记载：皇后之服有袆衣、鞠衣和钿钗襢（音 zhan ）衣三等。袆衣是受册命、助祭、朝会时的服装；鞠衣是亲蚕服；钿钗襢衣是燕见宾客的服装。每类服装又有详细的规定。命妇之服有翟衣、钿钗礼衣、礼衣、公服、花钗礼衣和大袖连裳共6等。
便服是从贵妇到百姓通用的服饰。主要包括衫、襦、裙、帔等。衫、襦都是短上衣，袖或窄或宽，穿时掖在腰内。区别是衫为单衣较薄，襦为夹或绵衣，较厚，又叫短袄。衫、襦一般用布、罗做成，颜色有白、青、绯、绿、黄等，而以红色较多。衫子讲究的还在上面饰以金银线，襦则多绣有各式花样。“薄罗衫子金泥缝”、“连枝花样绣罗襦”，反映的就是这类衫、襦。
裙子是妇女传统的服装。隋唐初期的裙子较瘦，上面有单色或间色褶。一般做得比较长，叫长裙，当时又时兴将裙腰系在胸上，使其显得更长。褶裙因太浪费，遭到唐高宗、玄宗禁止，唐中期以后，便不再流行。继之而起的是宽肥裙，束胸仍然很高，质料有红、黄、绿色的绸裙、罗裙、金泥簇蝶裙，最奢侈的是太平公主的百鸟毛裙。
帔又叫帔子、帔帛、披帛、领巾等。它是搭在肩背上的巾子，用绫帛、丝罗等材料做成，有长有短，式样各不相同，颜色多为红、黄、绿色。披时按衫、裙的颜色相搭配，以增强艳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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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袖也是隋唐妇女喜着的便服，它像男服的半臂而领口更低，为对襟，穿时套在窄袖衫外。
这一时期的妇女喜戴帽子。在各式帽子中，最有特色的是羃和帷帽。羃是从西域传来的首服。笠状，帽簷周围垂有布帛，长可过膝，遮蔽全身。高宗永徽（650—655）以后，帷帽代替羃流行，它也是斗笠状帽子，四周垂布帛或网。与羃
的区别是垂饰较短，只到
脖颈，适于遮挡风沙。玄宗开元（713—741）以后，戴帷帽的渐渐少了，妇女又时兴戴胡帽。其形状是尖顶，有帽耳上翻，缀有毛皮或毡，还有绣花，也有戴花冠及不戴帽子的。
这一时期妇女的鞋类服饰有履（分高头、小头、平头，用草、锦、帛线等做成）、靴（用锦、皮做成）、屐（用木、皮做成）等。
妇女妆饰除继承前代传统外，头饰讲究各种发髻发鬟（huán）式样，见于记载的有凌虚髻、祥云髻，朝云近香髻、归秦髻、奉仙髻、归顺髻、愁来髻、飞髻、百合髻、交心髻、鸾凤髻、抛云髻、慵来髻、倭堕髻、艸髻、丸髻、乌蛮髻、椎髻、宫人髻、假髻（又叫义髻，特髻等）、双鬟、三鬟、扫闹鬟1 等等。头发上还插有金钗、搔头、步摇、梳、花（叫头花）等，虽然这些发式和饰物的具体形制已不能详知，但古人的爱美之心，已是昭然可见。
面饰除涂脂抹粉（粉有白、红、黄等色，额黄即是在额上涂黄粉），还有画眉，有的将眉毛刮去后在眼上下用红紫色涂画；有花子，也叫花钿、媚子，是将各种花样贴在眉心的一
1 参见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第二章第二节，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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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装饰；有面靥，是用丹或墨在颊或眉心点点儿；点唇，即用红或乌（黑）色唇膏涂在嘴唇上。
头饰、面饰而外，五代南唐还兴起一种妇女裹足的陋习，《十国春秋》卷18记载：南唐后主宫人“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命窅娘以帛绕足，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莲花中，回旋有凌波之态，由是人皆效之”。这就是裹足的来历。
三 居止
隋唐五代的居止建设，当以隋文帝的仁寿宫，炀帝在江都（今扬州）的行宫及唐宫城水平最高，京城内外散布的无数贵族、官僚宅居、寺观等，是私人住宅的典型，普通民居的建筑格局这时也基本定型了。
仁寿宫是开皇十三年（593）隋文帝令杨素督建的，它座落在岐州（今陕西千阳县）北，“崇台累榭，宛转相属”，1 从京师到仁寿宫沿途有行宫12所，是用数以万计劳动者的生命为代价造起来的。隋文帝晚年常在此宫避暑，他因喜欢这座宫殿，连年号也改为“仁寿”了。隋炀帝的扬州行宫主要以精巧玲珑取胜。唐代长安居止建筑最豪华的是宫殿区。包括正北的太极宫，东北的大明宫和东部的兴庆宫。太极宫是唐初皇帝政治活动的中心，中央各官署在其南，被称为皇城。宫城和皇城都有高大的围墙环绕，各门由士兵严守。此宫北边的玄
1 《隋书》卷24《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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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门，就是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兄弟建成和元吉，逼其父让位的地方。大明宫是高宗以后王室政治生活的中心，其正殿为含元殿，皇帝常在这里举行重大典礼。含元殿北的宣政殿是一般常朝的场所，宣政殿向北，通过东西上阁门，就到了紫宸殿，又叫便殿，这是皇帝接见大臣和处理政务的地方。兴庆宫宫殿区是唐玄宗兴建的，占有两坊之地，其西南的“花萼相辉楼”和“勤政务本楼”，建筑豪华，玄宗常在楼前广场上设宴观乐。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三大宫殿都有覆道相通，大明宫还有覆道直通曲江，这就保证了皇室的交通安全。
私人宅居一般都有明显的中轴线，左右建筑布局对称，由门屏、大门、亭、中堂、后室及东西厢房组成。厨房、厕所多在庭院西边，外侧有马厩等附属建筑。前院横长，后院方阔，有的还堆有假山。1959年陕西西安市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一套住宅明器，就是这样安排的一个狭长四合院模型。结构比较复杂的私宅，有二院或多重院落，每个院落基本结构仍是四合院式。这一时期私人园林建筑比前代更多了。建筑园林，要有山有水。城里没有这些条件，于是皇帝、达官贵人就在城郊或乡下另建园林别墅，供其玩乐。隋炀帝在洛阳建造的西苑周围有200里，内分16院，聚石为山，凿地以象征五湖四海，每湖占地10里，湖中石山亭殿，屈曲环绕。又凿北海，周围有40里，湖中造山三座，仿蓬莱、方丈、瀛洲，每座山上都满布台榭回廊。西苑继承了秦、汉以来水中造山的传统，但沿湖建院，利用巧石则是炀帝时的创新。
也有的私家园林建在城里。白居易在洛阳履道里的园林建筑，“地方十七亩，居室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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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1裴度在洛阳集贤里的园林式宅居，“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2贵族官僚园林建在城外的叫“别业”、“别墅”或“庄”、“园”。王维的辋川别业（墅）、李德裕的平泉庄都是在别墅或庄园中建造园林。平泉庄去洛城30里，《剧谈录》说它“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有虚栏，前引泉水，萦回穿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竹间行径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隐隐见云霞龙凤草树之形”，一座园内，大小景有数十处之多。在这些 “别业”、“墅”、“庄”中，很可能还有粮食、蔬菜、果树、药材等种植业，这与南北朝潘岳《金谷园序》、谢灵运《山居赋》描绘的情形差不多，而建筑又精巧豪奢了许多。
按照封建礼制，各级官员住宅建筑有一定规格标准。针对贵族官僚非法建造住宅的问题，最高统治者发出许多禁令。唐文宗太和六年（832）《营缮令》规定，“王公以下舍屋不得施重栱藻井；三品已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五间五架；五品已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七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仍通作鸟头大门。勋官各依本品。六品七品已下，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非常参官，不得造轴心舍及施悬鱼、对凤、瓦兽、通袱、乳梁装饰……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3等等。《唐律》甚至规定：“诸营造舍宅……于令有违者，杖一百”。4德宗时，官僚马璘造中堂费钱20万贯，士庶争相参观，被德宗下令拆毁了。5然而随着政治腐败和中央皇权的衰弱，隋唐末世，尤其到了五代时期，军阀、官僚建造宅舍根本置法令于不顾。杨素当隋朝盛时，他在“东西二京，
1 《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 2 《旧唐书》卷170《裴度传》。
3 见《唐会要》卷31，文中鸟头大门以左右门柱顶套黑色柱筒，形似鸟头而得名。 4 《唐律疏议》卷26《杂律》。 5 《旧唐书》卷152《马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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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1前蜀内给事欧阳晃为了扩建私第，竟“纵火焚西邻军营，明旦召匠广其居，帝不问”，2都是具体的例证。
这一时期的室内陈设主要有帐幄、帷、屏幕、帘等。帐幄有户外用的，也有室内用的，在室内设的与帷一样，除装饰外还有保暖作用，屏起遮掩作用，幕和帘都与帷差不多，只是悬挂位置不同，故名字也不一样。除挂的外，还有地上或床榻坐具上铺的茵褥席，用竹、木棉或毛等织成。家俱类有床、榻、几、案、橱、柜等。床和榻都有用于坐和卧的两类，胡床是从少数民族引进的，可折迭。几放在席上供依凭，案是架东西或茶、酒、食物的，有短腿、长腿之分，长腿案即是桌子的雏形。唐墓和敦煌壁画中已有高脚桌、椅和图像，文献资料中这一时期还没有“桌子”一词。橱主要用于存放书卷，柜是置放钱物的。家内陈设，还有梳妆台、箱子等。
这一时期，边疆少数民族文化水平高的已住土木建筑。大多数如靺鞨等仍主要以庐帐为居。庐帐大的可容百人，小的也合家住于一帐。吐蕃人有城郭庐舍，但仍喜住毡帐，西域少数民族则多住平顶土石屋，南蛮有“干栏”即楼式建筑。这一切，都反映了他们在居止文化上的进步。
四 交通
1 《隋书》卷48《杨素传》。 2 《十国春秋》卷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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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道路 隋唐前期，国家统一，民族关系比较融洽，国内、国际交通发达。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唐代每个州都有四通八达的道路，其中最主要的是各州通往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的道路。从全国的状况来看，隋朝除国内州郡之间交通畅达，其最大的成就，一是修通了南起余杭，中经江都（今扬州）、洛阳、直到涿郡（今北京市）的大运河。它不仅便利了南北交通，而且对维护国家统一也起了巨大的作用；二是维护了汉晋以来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诸国交通的“丝绸之路”。裴短《西域图记》记载，当时从敦煌到西海（地中海）的交通大道有3条：北道经伊吾（今新疆哈密）、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铁勒部（今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南一带）、过葱岭而达于西海；中道经高昌（今吐鲁番）、焉耆（治今新疆焉耆县南）、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哈什市）、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到达西海；南道则经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于阗（今新疆和田市）、朱俱波（今新疆叶城县）、 嗢磐陀（今塔什库尔干），过葱岭而到西海；1三是新辟了通突厥道。据《隋书》卷51云：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幸榆林，欲出塞外，经突厥中，突厥可汗染干亲率其贵人及诸部芟草开路，从榆林北境到其牙帐，又向东到蓟州（今属北京市），“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而开御道。”2
唐朝社会开放，疆域辽阔，国内交通网络发达，井然有序，为了加强对周边各族及国际间的联系，在原有道路基础上，新开了许多“入四夷之路”。见于《新唐书》卷43下记载者有七条：“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通、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其中
1 《隋书》卷67《裴矩传》。
2 《隋书》卷51《长孙览传附长孙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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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条道路又有其“四至八到”。安南通天竺道今已不属中国范围，其余都是中原与周边民族、地区和国家交通的干线。包括著名的海上和陆上两条“丝绸之路”。此外，唐五代时期新开的国内水路也不少，《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重要水道就有20多条。五代后唐明宗时幽州开凿的东南河长165里，宽百米，深近4米。由于造船航行技术的提高，许多江河湖海都变成了人们水上交通的坦途。架桥和修路一样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这一时期的桥大都由石、木、竹、藤、绳、笮等材料架设。还有浮桥，一般是用“竹笮大艑，两岸石仓铁牛以为固”架起来的。天复十六年（916），后唐李存进“课军造苇笮、维大舰数十艘，作土山、植巨木于岸以缆之”，在大黄河上造起一座浮桥，“人皆服其勤智”1陆上石桥留传至今的有隋李春设计的赵州安济桥。水上桥著名者有山西永济县境内黄河上的蒲津桥，京兆府的灞陵桥、东渭桥、中渭桥、洛阳的天津桥等。大渡河上有一座长50丈的桥，陕州黄河上有座太阳桥长76丈，宽2丈，洛水上的永济桥也长40丈。
㈡交通工具和服务设施 这一时期的交通工具还是车、骑、船、舆，但在形制、使用上有新的发展。隋开皇元年（581），内史令李德林建议废除北朝烦琐的舆辇制度，只保留了孝文帝太和（477 ——499）时所制的天子五辂，2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礼仪用车，分别用于祭祀、纳后、乡射、巡狩、畋猎等活动。还有安车（驾用4马）、耕根车（驾用六马）、四望车（驾用一牛），分别用于藉田、临幸、丧吊、拜陵等。随皇帝出行的仪仗用车，则有羊车（驾用小马，即象羊一样大小的果下马）、属车（驾用一牛）、指南车、记里鼓车、白鹭车、鸾旗
1 《旧五代史》卷53《李存进传 》。
2 五辂：即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形制差不多，只有装潢、颜色、纹饰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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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辟恶车、轩车、豹尾车、黄钺车等。皇后、太子乃至百官用车，也都有具体规定。1炀帝时又作了修订，唐朝沿而未改。唐高宗以来，皇帝多不喜欢乘辂车，每次举行礼仪，往来都是乘辇（象轺车而无轮子，用人抬着行进）。武则天以后，遂以为常。玄宗以乘辇不合礼仪规定，乃在开元十一年（723）冬南郊祭天时仍乘辂前往，礼毕骑马而回。五辂车舆实际已不再是礼仪出行的工具了。官、民一般用车，如牛车、马车、驴车、驼车等，应用都比较广泛。隋朝官员出行普遍乘牛车。唐以后朝士不再坐牛车；坐牛车的主要是妇女。杨贵妃姊妹乘坐的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2
马、驴、骡、牛、骆驼、大象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无论北方还是南方人，骑马、驴、骡、牛的较为普遍。大象主要畜养于云南等地，乘人载物，与中原马、牛一样。骆驼则多用于北方，特别是西北少数民族。船有木船、竹船、竹木船、皮船等类型。形制较高级的，则有楼船、轮船等。隋炀帝幸江都所乘的楼船，是在大船上建三层楼，高百尺。3唐代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皐的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4此外，使用人力的交通工具还有舆（又叫担子），它形似辇而小，是后世轿的雏形；有兜笼（又叫兜子），类似今日的滑竿，有的四周有遮蔽，门上有帘子，是商人、庶民妻女的乘具。贵州山区还用“背笼”送客，被送者坐在笼里，由人背着登山入谷。穷人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就只好安步当车了。
1 见《隋书》卷10《礼仪五》。 2 《明皇杂录》卷下。
3 《隋书》卷24《食货志》。 4 《旧唐书》卷131《李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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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交通设施还有馆驿和旅店。馆驿是政府设立的，用于为来往使臣、官员提供食宿和交通工具。驿又叫驿舍、邮亭、邮舍、亭候、传舍等。它最早专管通信交通设施，隋朝以后就与专管住宿的传舍合而为一了。据《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记载，“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其中陆驿1297所，水驿260所，其余为水陆相兼驿。两驿之间的实际距离会因地而异，如两京附近是10至30里一驿，西北沙州等地两驿相隔有上百里者。驿有专职官员及驿丁、水夫、驿马、驿船等人员设施。使臣、官员可凭传符或符券1等乘驿。
旅店又叫逆旅、客舍、邸舍、馆舍、旅舍、旅馆、旅邸、邸店等，它是由私人在水陆交通要道上设立，目的在营利。凡不能免费住馆驿的出门人，就到旅店来食宿。
㈢交通行政管理 除道路维修、馆驿设置、公使符券、转牒、私人过所、公验的发放、查验外，还有交通关卡稽查，《唐律疏议》卷8云：“水陆等关，两处各有门禁，行人来往皆有公文，谓译使验符券，传送据递牒，军防、丁夫有总历，自余各请过所而度。若无公文，私从关门过，合徒一年。”符券前已述及，文中递牒即转牒。总历或即“行历”，与过所、公验（又叫公凭、凭由）一样，都是不同形式的私人通行证。区别是过所比较正规，要由个人提出申请，逐级上报，批准后由主管部门发给，有一定书写格式，行历可能是个人行程简历。公验是在个人申请书上由府、州、县签字盖章即可，是过所的简化形式，多用于晚唐五代。城市交通，除宫门出入防范甚严外，还有巡察、禁夜等管理程序。巡察是派士兵夜巡，盘查
1 传符是乘驿凭证，铜制，上写驿数、行程、程粮等，装在骨筒中，用泥封死，盖上门下省的印。到驿验符乘传。符券玄宗以后始行，它是在京由门下省，在外由留守、军、州长官发给的纸券，性质与符券一样。唐中后期又有“转牒”、“食牒”或“馆帖”、“传牒”、“驿券”、“传券”、“券牒”等名目，都是节度使手批的在馆驿食宿的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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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禁夜是城、坊中早上击鼓开门，任人行走，入夜后击鼓闭城坊门，禁止通行。“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有行者，皆为犯夜。”1犯夜又叫冲夜、侵夜、冒夜等。除传递公文，婚嫁有文牒者，奔丧，求医，追捕犯人或其它急事有文牒者外，犯夜是要被稽查处罚的。
第二节 相容相兼的儒学和宗教
一 儒学
自南北朝以来，人们把儒学称作儒教，这是因为它以礼教或名教为核心。但就严格意义来说，儒学毕竟和宗教有别。隋唐五代的儒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条沿袭汉晋，以儒经文句的训释、经典的整理为职志，另一条则以阐释儒学的大义道统为旨归。前者以孔颖达最有名，后者则以韩愈为代表。
㈠训释整理派 隋朝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低谷时代。隋文帝不重视儒学，儒者多流于贫贱，至使当时“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2考察史实，“鄙俗”多由生活困穷所致，如此而已当时著名的儒生刘炫，听到隋文帝购求书籍，便伪造了《连山易》、《鲁史记》等书百余卷，骗取赏物。另一大儒刘焯则对学生所交的“束修”斤斤计较，以致对整个儒生队伍带来不好的影响。开皇（581—600）初，文帝令国子监推荐四五百名学生考试经义，准备录取一些人做官，由于南北方考生所据经说不同，博士无法评定高低，影响了儒生的政治出路。
1 《唐律疏议》卷26。 2 《隋书》卷75《儒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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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寿元年（601），隋文帝借口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下令废除了京师和州县各类学校，只在京师保留了一所国子学，学生名额限制在70人。隋炀帝上台后虽然恢复了学校教育制度，但儒生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善。以致不少生徒后来都参加了农民大起义。
唐朝总结了隋朝的经验教训，实行三教并行政策。贞观（627—649）间，唐太宗以儒学流派太多，经文章句注释繁杂，乃命国子祭酒孔颖达1以及颜师古2、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编成《五经正义》180卷，《易》以王弼注为主，《诗》取毛亨、郑玄的注传，《书》取杜预注。其义解则根据旧说而改编，这样统一了儒经注疏，作为明经科考试的依据。这一工作不仅推动了儒经的研究和整理，也为唐朝政府的思想统治提供了方便。此后，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如李鼎祚的《周易集解》，贾公彦的《周礼疏》，无名氏的《公羊传疏》、杨士勋的《谷梁传疏》等等。著名的儒家学者，则有蔡广成专周易之学，强蒙擅长《论语》，啖助、赵匡、陆质精于《春秋》，施士匄长于《毛诗》，袁彝、仲子陵、韦彤、裴
（音qú）对礼
学多有研究，等等。到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根据儒生郑覃的建议，经过程订证补充，将《周易》、《尚书》、《诗经》、《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等12部儒经，楷书勒石，立于太学，作为研习和考试的标准版本，史称“开成石经”。我们今日能见到的十三经，除《孟子》外，其余都被石经收录了。
㈡阐释义理派 此派以韩愈3、柳宗元4等为代表。韩愈面对盛行一时的佛教和道教，不
1 孔颖达（574—648）：字冲远（《新唐书》本传作字仲达），冀州衡水（今属河北省）人，《旧唐书》卷73有传。 2 颜师古（581—645）：名籀，以字行，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北齐颜之推之孙。《旧唐书》卷73有传。 3 韩愈（768—824）：字退之，祖籍昌黎（今河北省昌黎县），官至吏部侍郎，著作收入《韩昌黎文集》。今有《韩愈集》流行。 4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唐德宗贞元九年（793）进士，官至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著作收入《柳河东文集》。今有《柳宗元全集》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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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行动上不惜一死，谏迎佛骨；还从理论上论释道、性、道统等问题，以与佛、道相对抗。针对释、老的“道”论，韩愈重新解释了儒家主张的道，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1他认为只要按儒家的仁、义、德办事就是道，道的内容就是仁、义、德。在人性论问题上，他发挥孟子和董仲舒的观点，认为性的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五德”，他提出性三品说，以与佛教“人人皆有佛性”的观点相对抗。认为上品之性合乎五德是善的；中品有所合有所不合，仍可引导到善；只有下品与五德相违，是恶的。他认为性与外物相接会产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情也分为三品，上品七情得中合度是圣人；中品七情有偏但知求中，是普通人；下品任情胡为是小人。2这和佛教的禁欲主义也是格格不入的。为了与佛道道统相对抗，韩愈还牵强附会地提出一个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为序列的儒家道统说，并以孟子继承人自居。
韩愈的学生李翱（772—841）在韩愈性三品说的基础上提出“性善情恶”论，他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人之性皆善，故“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也！”3就是说人性的本质都是善的，只是由于情的干扰，才产生了邪念。因此，只有取消情欲才能恢复本性，这就是他的“灭情复性”说。不过在李翱看来，圣人“虽有情也，未尝有情也”，就是说圣人虽有感情，但不会动情欲，因而能保持善性也就用不着复性；“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也”，“溺之”，就是被情欲完全蒙蔽了，因而“虽终身而不自觐其性焉”，就是说百姓没有复性的希望。“复其性者，贤人循之而不已者也”，这就是说，复性只是贤人
1 《韩愈集》卷11。岳麓书社，2000年版（下同），第145页。 2《韩愈集》卷11。第148页。 3《李翱集》卷2《复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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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复性的方法，即“弗思弗虑，情则不生”1，这种停止思虑，保持内心寂然静默的功夫，与佛教禅宗的“无念为本”、“明心见性”十分接近。韩愈、李翱不是从章句训诂而是从义理阐释上发挥儒家学说的路子，上承孟子，下开宋明理学的先河，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影响十分巨大。
这一时期，与韩愈、李翱一样从义理上阐释儒家思想而有唯物论色彩的思想家，还有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柳宗元的宇宙观继承了王充以来的气论。认为宇宙是由气构成的，气充满天地之间，“东西南北，其极无方，夫何鸿洞，而课校修长”，2“一气回薄茫无穷，其上无始下无终”。3正是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生成了天地、四时、寒暑和推动万物的运动，这是《周易》中阴阳学说的唯物论阐释。
在自然观上，柳宗元还猜测到了日心地动的自然规则，认为太阳是不动的，只有人所在的大地在运动并不时地变换着与太阳的角度，“当焉为明，不逮为晦”，4即大地朝着太阳就是白天，看不到太阳就是夜间。他认为万物的运行都是自在的，“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5天与人也是各行不相预，人“功者自功，祸者自祸”，与天无关，天“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6这是对“天人感应”说的断然否定，也是对韩愈把天看作人格神，相信鬼神月令等迷信观点的批评。
1 引文均见李翱：《复性书》。 2 《天对》，载《柳宗元全集》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下同）。 3 《南岳弥陀和尚碑》。 4 《天对》，见《柳宗元全集》卷14。 5 《非国语上》，见《柳宗元全集》卷44。 6 《天说》，见《柳宗元全集》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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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在人性论上不同意韩愈的性三品说。他认为人受之于天的只是气。气有两种，对于人来说，“刚健之气”现为“志”，“纯粹之气”现为“明”，人通过天赐予的志与明这两种“天爵”，可以达到仁义礼智信，但五德是后天努力的结果，而不像韩愈所说是与生俱来的。
在社会观上，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是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势”所决定。“势”即环境条件，事物发展的必然性等。他说初民最早和野兽一起生活在森林中，时常发生争夺，需要有一个能断曲直的人出来管理，于是首领应运而生，有些人不服从首领的管束，于是又有“君长政刑”。接着又有里胥、县大夫、诸侯、方伯、连帅、天子等产生，这就是封建制。封建制的产生是客观历史形势决定的，而不是圣人意志的结果。郡县制代替封建制也是“势”所必然，秦的灭亡是人“势”造成的，“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1这些见解都是很深刻的。
柳宗元认为佛教思想与儒家有相通互补之处，二者并不矛盾。因此，他注意吸取一些佛教观点，对于道教服食炼气之术则持批判态度。
刘禹锡2是柳宗元的挚友。他与柳宗元一样认为万物乘气而生，气是宇宙的实质，世界上没有无形即非物质的事物，不过有些形粗而显能看见，有些形细而隐，看不见罢了。“乌有天地之内有无形者邪？古所谓无形，盖无常形尔，必因物而后见尔。乌能逃乎数邪？”3这个唯物论观点，是针对佛教大乘空宗的。
1 《封建论》，见《柳宗元全集》卷3。 2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21岁中进士，后又中博学宏词科，官至太子宾客，著作收入《刘禹锡全集》。 3 《天论》，见《刘禹锡全集》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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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在天人关系上，主张“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他认为，“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1因此人与天“交相胜”（各有所长）、“还相用”（相须互补）。他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张强化社会法制，使“人道明”，“理明”，德怨不归乎天，铲除天命论和有神论滋生的社会土壤。他把社会混乱而无法制，人们认识愚昧（理昧），对客观必然性缺乏了解看作有神论产生的社会基础，这一见解也十分精辟。
二 道教
隋唐五代是道教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大都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尤其是隋文帝杨坚、炀帝杨广，唐高祖李渊、高宗李治、玄宗李隆基、宪宗李纯及武宗李炎等，崇道热情更高。这一时期，道教的发展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南北道派融会，出现了统摄各派的最高神原始天尊。隋朝的统一，为南北道派
的交流和融摄提供了政治历史条件。隋初，南方道教茅山宗吸收了灵宝派和三皇派的道经，进而与北方楼观道相结合。融会后的道教抬出了一位新的最高神——原始天尊。据说原始天尊姓乐名静信，“生于太元之先，禀自然之气，冲虚凝远，莫知其极”。“天地沦坏，劫数终尽，而天尊之体不坏”，他“所度皆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诸仙官，转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所说之经，亦禀元一之气，自然而有”，“亦
1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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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尊常在不灭”。1世人所奉之道，是在每一次天地沦坏，劫数终尽的时候，由天尊“开劫度人”，命天真以下仙人展转传给的。其传授的次序，先是《五千文箓》、次《三洞箓》、次《洞玄箓》、最后是《上清箓》，神仙道法等次的划分，反映道教诸宗汇合后上清派仍占主导地位，而原始天尊的出现也适应了国家统一对意识形态的需要。
二是宫观林立，扩大了道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这一时期，道教宫观之多，规模
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开皇元年（581年），隋朝政府就下令修复了陕西盩厔县的老子庙。三年（583年），又在京师附近造观36所，名曰玄坛，度道士2000人。并下令重修楼观宫宇，度道士120人。又置玄都观，以学贯南北各派的道士王延为观主；置清虚观，以道士吕师为观主；又为道士孙昂立清都观。炀帝大业七年（611年），召陶弘景的弟子茅山高道王远知到涿郡临朔宫，“亲执弟子之礼”，还为他在京城修了玉清玄坛。王远知和他的弟子潘师正在北方广传茅山宗，使其成为全国道教的主流。道教36小洞天之一的西岳华山，隋唐时也增建了王母观、素灵宫、仙宫观等道教宫观。并有杜怀庆、姚得一、张公弼、韦集、吕岩（洞宾）等先后来居。终南山唐代所建道宫，首推太和宫（唐太宗改称翠微宫），此外，还有四皓庙、终南山神广惠公祠、会灵观等，唐代新罗高道金可记曾住此山。位于今陕西周至县的楼观是道教的祖庭之一。隋开皇初，道士尹达在这里重修宫宇，度道士120人。唐朝皇室认老子为始祖，李渊起兵时又得到楼观道士岐晖2的资助，故李渊建国后于武德二年（619年）五月，就敕建楼观老君殿、天尊堂和尹真人庙，以岐晖为观主，赐庄田200顷予道观。
1 《隋书》卷35《经籍四》。 2岐晖（557——630）：京兆人，13岁入道，周武帝灭佛时还俗。隋初复入道。李渊起兵时，曾发80余道士向蒲津关应接，并捐衣粮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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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三年改楼观为宗圣观。并于武德八年（625年）颁《先老后释诏》，“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唐朝统治者立道教为国教，高宗乾封元年（666年），令天下诸州皆置道观一所。永淳二年（683年）十二月，又令天下诸州置道观，上州3所，中州2所，下州1所，每观度
1玄宗开元道士7人。（713——741）时，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建玄元皇帝庙，开元十九年（731）
五月，令五岳各置老君庙。开元二十九年（741）正月，又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天宝元年（742）九月，改庙为太上玄元皇帝宫。次年正月加号大圣祖。三月，敕西京改为太清宫，东都改为太微宫，诸州为紫极宫。天宝十二载（753）二月，加封老子为“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每岁四时及腊修朝献之礼。据《唐六典》卷4《尚书礼部·祠部》记载，当时全国共有道观1687所。僖宗中和四年（884年）又增加到1900余所，道士15000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长安城中的道观就有30多所。
2与此同时，唐代还一度以道教为国教，令王公习《老子》，玄宗将其定为科举考试内容，道
士名籍也隶属于宗正寺，班列于诸王之次；天下诸州均须遵守道教节日。在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下，道教的影响不断扩大 。
三是名师辈出，发展了道教理论和科仪。这一时期，见于史籍的高道除上面提到的
数人外还有孙思邈、成玄英、司马承祯、张万福、吴筠、吕岩、谭峭等。孙思邈是一个道释医兼通的人，他的主要成就在医学方面，我们讲在科技文化部分叙述。
1 《全唐文》卷 13《改元宏道大赦诏》。
2 《宋元方志丛刊》第一册《类编长安志》卷5，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12——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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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玄英，生卒年不详，字子实，陕州（今河南陕县）人，唐太宗曾召至京师，加号西华法师。高宗时流于郁州。著有《老子道德经注》、《南华真经注》、《度人经注》等。他根据《道德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思想，开启了唐代以“重玄”思想注解《道德经》的学派。他认为，“玄者深远之义，亦是不滞之名。有无二心，微妙两观，源乎一道，同出异名，异名一道，谓之深远，深远之玄，理归无滞。既不滞有，亦不滞无，二俱不滞，故谓之玄也”
1
可见他用以解释“道”的“玄”就是“非有非无”，用这个观点分析有无、美恶、是非等，
否定了一切矛盾，把一切对立的东西都说成是虚幻的，而只有“虚通之妙理，众生之正性”的道才是真实，人们只有通过这个“重玄之道”，才能进入至虚至空的境界，身心合于道而超越生死。这里明显地反映出佛教中观思想、庄子齐生死思想结合的痕迹。它对道教的宇宙观、神仙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承祯（647——735），字子微，法号道隐，自号白云子，河内温（今河南温
县）人。21岁出家，师事潘师正，为茅山宗第12代宗师，隐于天台山。武则天及睿宗时两次召至京都，问以阴阳术数，以“无为之旨，理国之道也”答之。后深得玄宗厚爱，著有《修真秘旨》、《坐忘论》、《天隐子》等多种。在《坐忘论》中他以《老子》、《庄子》等道教经典为基础，吸收儒家正心诚意、佛教止观禅定等思想，提出“安心坐忘”的修炼方法，认为得道就是“神与道合”，要按敬信（完全信道）、断缘（断除尘缘）、收心（使心虚静）、简事（断简外事）、真观（善察事理）、泰定（即无心于定，而无所不定）、得道（即身与道
1 蒙文通：《校理老子成玄英疏叙录》，载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集刊〉第7期。转见卿希泰 唐大潮：《道教史》，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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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7个步骤和层次进行修炼。在《天隐子》一书中，他又论述了成仙的可能和途径。他主静、去欲、坐忘的思想，奠定了道教修炼由外丹法向内丹法转变的理论基础。对宋、元道教内丹学和理学都给予很大影响。
张万福，生卒年籍贯不详，唐睿宗时为京城道士，玄宗时为太清观大德，著有《传授三洞经戒法箓略说》、《三洞法服科戒文》等。他主要成就在于对道教科仪的整顿和发展。他认为人的禀气有清浊，禀性有贤愚，故天尊开演经戒时便因材施教。教分三乘，法门也有顿渐，要按修道者不同品位传授不同的戒律。戒律是修道者首要科目，无戒不成仙，只有持戒才能断除情欲，止恶从善，得到仙缘。为此，他按正一、三皇、灵宝、上清等不同道派传戒的需要，提出不同的戒目及传授程序，将正一、三皇等列为较低层次，而以上清品位最高，反映了上清经法在当时道教中的主流地位。张万福还认为心是身之主，修道即修心。修心的要害在一个“诚”字，心诚则灵，不诚则不灵。只有修心才能保持神形不离，而达到长生。这一主张，体现了道教修炼从传统“炼形”向“炼神”转化及从内在心性探索成仙之道的趋势，也反映了道教的儒学化趋势，心、性、诚都是借用了儒家的基本概念。
吴筠（？——778），字贞（一作正）节，华州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少通经，善属文，举进士不第，乃入嵩山为道士，从潘师正受上清经法，又曾到茅山、天台山等地游学访道。玄宗召为翰林待诏，后辞归茅山，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卒于越中。他曾在基本理论和修炼方术上对道教作出了贡献。他给“道德”以新的解释，认为“道”是“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无外，其微无内，浩旷无端，杳冥无对，至幽靡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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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垂光，至静无心而品物有方，混漠无形，寂寥无声，万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生者有极，成者必亏，生生成成，今古不移，此之谓道也”。“德”是“天地所禀，阴阳所资，经以五行，纬以四时，牧之以君，训之以师，幽明动植，咸畅其宜。泽流无穷，群生不知谢其功，惠加无极，百姓不知赖其力，此之谓德也。”“天、地、人、物、灵、仙、鬼、神，非道无以生，非德无以成”。1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道德、天地、帝王三位一体，“道德者，天地之祖，天地者，万物之父，帝王者，三才之主。然则，道德、天地、帝王一也”。2他认为治人在乎道德，因而要强调社会道德的教育。在修炼方法上，他强调精气神的修炼，其方法是“守静去躁”，躁由“情欲”的冲动而生，故去躁又当去欲，齐毁誉，处林岭，修清真，虚凝淡泊怡其性，吐故纳新和其神，高虚保定之，良药匡补之，表里兼济，形神具超，就能成仙。
李筌，生卒年不详。号达观子，唐代陇西人。主要活动于玄宗至肃宗时代。肃宗时一度出仕，为荆南节度副使或判官等职，后入名山访道，不知所终。著有《阴符经注疏》、《骊山母传阴符玄义》、《青囊括》、《太白阴经》、《六壬大玉帐歌》等。主张“执天之道”，“奉天而言”，按阴阳五行的自然之理行事，同时强调人的作用。
吕岩，字洞宾，号纯阳子，八仙之一。关中人，生活年代在唐末至宋初。本为儒生，因科场不利，转而学道，遇五代道士钟离权授以内丹之道，隐居于终南山，年百余岁，而状貌如婴。与陈抟等有交往。他重修内丹，兼摄禅宗。提出炼丹者，以身为丹炉，神气精液为药
1 《道藏》第23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版（下同），第674页。 2同上，第6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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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目、耳、口、鼻为炉门，常固守之，勿伤内真，然后于天地之炉，造化之鼎，调和药物，匹配阴阳，制炼神气。顺天道，“常存其身之元阳真一太和纯粹之气，则坐致长生矣”，“其要在乎变炼五行而已”。`1还提出修炼要从消除六欲七情入手，泻心之积气而集其神等，对道教内丹修炼法有贡献，在道教史上名望极高。宣和元年（1119），敕封为“妙通真人”。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赠“纯阳演正警化真君”，至大三年（1310）加封为“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著有《九真玉书》、《肘后三成篇》及《金丹诗诀》等。他所传授钟离权的《灵宝毕法》是钟吕金丹道的要典。
谭峭，生卒年不详，字景升，泉州人，出身儒家门第，从小好道，后游终南、太白、嵩、华、泰岳等名山。师嵩山道士为师，内养外炼均有成效，羽化于青城山，道家称为紫宵真人，著有《化书》。该书用儒道结合的观点，从事物变化中阐述修道成仙的思想、社会治乱的因由及实现天下大治的道路。他认为世界起源于虚，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归虚。提出用泯灭形影、寒暑、死生、昏明、奢俭、荣辱、是非、祸福等一切差别的办法，来实现“虚实相通”的“大同”境界。还提出“食为五常之本，五常为食之末”，以“均食”致“太平”的设想，在哲学思想、历史观和内丹理论发展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
三 佛教
隋文帝即位后，出于他个人的宗教感情2和强化国家管理的需要，实行大兴佛法的政策。
1 《道藏》第20册，第739——740页。
2 《隋书》卷 1《高祖纪上》云：杨坚生于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寺，有尼来自河东，“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抚养”。文帝即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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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元年（581），隋文帝“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1开皇十年（590），“新度之僧乃有五十余万”。2又令在五岳各建佛寺一所；诸州县建僧尼寺各一所。据《辨证论》卷3记载，隋文帝建立的寺院共有3792所，佛塔110座，造像16580躯，缮写新经132086卷，修补旧经3853部。还仿北齐制度，置昭玄大统、昭玄统、昭玄都及外国僧主等僧官，统管全国佛教事务。地方僧官则有统都、沙门都、断事、僧正等。3著名的寺院如大兴善寺，殿宇崇广与太庙差不多。仁寿四年（604），献皇后死，隋文帝令在京城西南建禅定寺。“架塔七层，骇临云际，殿堂高竦，房宇重深，周闾等宫阙，林圃如天苑，举国崇盛，莫有高者……诏于海内召名德禅师百二十人，各二侍者”，入住该寺“即以（昙）迁为寺主”。4其它寺院，也都相当豪华。日严寺是仁寿元年晋王杨广所立，胜光寺为蜀王杨秀所立，延兴寺是文帝为高僧昙延所立，禅定寺是文帝为献皇后所立。真寂寺乃高颎建造，由三阶教祖信行所住。
隋炀帝也是笃好佛教。他在位时共度僧尼16200人，造佛像3850躯，维修旧佛像10．1万躯，装补古经、缮写新经612藏。他们父子两代又组织著名译师那连提耶舍、毗尼多流支、达磨闍那、闍那崛多、达磨笈多等译出经论59部，262卷。中国沙门彦琮、
法经等还受文帝之命，撰《众经目录》。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又称《隋开皇三宝录》、
僧昙延力请兴复佛教。
1 《隋书》卷35《经籍志四》。
2 《高僧传合集·续高僧传》卷10《靖嵩传》。 3 《资治通鉴》卷179，开皇二十年十二月条。 4 《高僧传合集·续高僧传》卷18《昙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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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房录》）等。当时，长安和南北其他地方聚集了许多高僧，最著名的是那连提耶舍、闍那崛多、慧远、吉藏、达磨笈多等。
那连提耶舍（491——589），北天竺乌场国人，原在北齐译经，隋时，文帝请入大兴善寺，前后译出《大庄严法门经》等共8部23卷佛经。
闍那崛多（527——604），原在北周译经，隋时住大兴善寺，译出《佛本行集经》、《大方等大集护经》等共39部192卷。
慧远（523——592），俗姓李，敦煌人，13岁出家，通大小乘经论。宣政元年（578）曾向北周武帝抗争，反对废佛，被誉为“护法菩萨”。1入隋，先后住长安大兴善寺、净影寺，讲说经论，他是隋文帝聘请的六大高僧之一。开皇十二年（592）敕主译经，刊定辞义，当年卒于净影寺。著有《大乘义章》、《大涅槃经义记》、《十二经论疏》《起信论义疏》等。
吉藏（549——623），俗姓安，祖籍安息，祖辈避仇，移居中国。吉藏出生于金陵。7岁出家，曾住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嘉祥寺，扬州慧日寺和长安日严寺。后为唐高祖聘请的十大德之一。著有《中论疏》、《百论疏》、《十二门论疏》、《三论玄义》、《法华玄义》、《大乘玄论》、《三谛章》等。是三论宗的创立者。该宗中心理论是诸法性空的中道实相论。认为一切万有只是因缘和合而生，所以无自性，但为引导众生，而用假名来说有，这就是中道。该宗还认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因被客尘烦恼所蔽，才流转生死，只要拂除客尘，湛然寂静，
1 《续高僧传》卷10《慧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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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有的觉体即宛尔而显。1
达磨笈多（？——619），天竺人，于开皇十年经龟兹、高昌等地，游方至瓜州（今甘肃安西县），受请入长安大兴善寺，炀帝时又到洛阳上林园翻经馆，主持译经。从开皇中叶到大业末，共译出《药师如来本愿经》、《起世因本经》、《金刚般若经》、《菩提资粮论》、《摄大乘论释论》等9部46卷。
唐朝建立后，高祖采纳傅奕的建议，“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削减寺观，
2但由于“玄武门之变”，这一诏令未及实行。李世民上台后，采取扶植佛教的政策。从贞观
三年（629）开始，下令组织译场，翻译佛经。同时，在旧战场建造寺院7所，度僧3000人，使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很大的发展。太宗死后，高宗、武后继续组织中西高僧译经。武则天令在全国各州建大云寺，开凿石窟，雕铸佛像，佛教发展的势头一直延续到中宗和睿宗时期。京师建寺最为集中又最豪华。如高宗为其母所建大慈恩寺，凡十余院，总1897间，敕度300僧居住，3武则天所建寺院的数量、豪华，又远超过了高宗时代，故狄仁杰疏云：“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侈，画缋尽工。” 当时著名的僧人，如玄奘、道宣、善导、窥基、道世、神秀、义净、法藏、怀素，西域译经僧菩提流志，于阗人实叉难陀等，大都集中在长安地区。鉴于政府“造寺极多，务取崇丽，大则用钱百数十万，小则三五万，无虑所费千万以上，人力劳弊，怨嗟盈路”，4而中宗以来，贵戚、官僚也争营佛寺，奏度僧人，兼
1 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第一辑，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83——284页。 2 《资治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四月条。
3 《宋元方处丛刊·类编长安志》卷5。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06页。 4 《资治通鉴》卷209，景龙三年三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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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法妄为；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等有损政府利益的现象愈来愈严重，玄宗即位后，在姚崇的建议下，加上他倾向道教的宗教感情，遂于开元二年（714）正月“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伪妄还俗者万二千余人”。1同年七月，禁百官家不得与僧尼道士来往。“禁人间铸佛写经”。2但佛教势力并未因此衰落下去，反而由于善无畏、金刚智等人传入密教，佛教又有新的发展。据《唐六典·尚书礼部·祠部郎中》记载，当时寺院总数又比唐初增加了半数。佛教典籍的编篡，尤其是《开元录》收录大小乘三藏、集、传及失译共2278部、7046卷，为历史上编辑最全、最好的《大藏经》目录，是宋初雕印《大藏经》的基本依据。
“安史之乱”后，北方佛教发展的势头受到了摧残，但从统治阶级来说，其信仰和扶植佛教的兴头并未少减。唐肃宗在灵武时，自谓“屡梦金色人念宝胜佛”。后来，他听到新罗沙门无漏诵此佛号，乃命郭子仪请无漏到内寺供养。3至德二年（757），肃宗召沙门百人入行宫念佛以祈保佑。同时，又于五岳各建佛寺，选高僧住持。长安和洛阳二京从叛军手中夺回后，令关辅诸州纳钱度僧道万余人。乾元元年（758）肃宗还请西域僧人不空为其灌顶授戒。代宗在元载、王缙、杜鸿渐三宰相的诱导下，也深信佛教。史载他常于禁中饭僧百余人；有寇至便合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敕天下无得捶曳僧尼”，“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4大历二年（767），宦官鱼朝恩献其庄为章敬寺，为章敬太后（代宗母）资冥福。朝廷复加兴造，穷极壮丽。城中材木不足充费，乃奏拆曲江亭馆、华清宫观楼
1 《资治通鉴》卷211，开元二年正月条。 2 同上书 开元二年七月条。 3 《宋高僧传》卷21《无漏传》。
4 《资治通鉴》卷224大历二年七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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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百司行廨、将相没官宅给其用，“土木之役，仅逾万亿。”1大历三年（768）正月，“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2时军旅未宁，诸祠寺写经造像，焚币埋玉，赏赉比丘、道士、巫祝之流，岁巨万计。3 代宗死，德宗即位，下令禁置寺观及请度僧尼，有贵戚等献金铜像并却之。4又停内出盂兰盆及内道场，遣内道场僧众出宫廷。5表现出微弱的抑佛姿态。但几年以后，又于贞元二年（786）在章敬寺从律师道澄受菩萨戒，并请道澄入宫为妃嫔内侍授戒，6还恢复了代宗时的盂兰盆会。贞元十二年（796）德宗生日，命在五台山寺设万僧斋。宗教热情稍不逊于代宗。德宗之后的顺、宪、穆、敬、文宗等，在位时间虽有长短，但在崇佛上却完全一致。如文宗太和四年（830），唐政府特许前此非法入度的僧尼登记，申报中书省给牒，凭以入籍，当时申报的就有70万人。7是唐朝佛教史上最高的度僧数。由于度僧太滥，翰林学士李训等建议停止度僧，沙汰现有僧尼。太和九年（835）七月，文宗乃“诏不得度人为僧尼”。8这一诏令不久又停止执行，却预示了佛教与最高统治集团利益冲突的激化。
唐武宗在位六年时间，对佛教的态度经过急剧的转变。会昌元年（841），他还是崇佛的，曾令长安大庄严寺、荐福寺、兴福寺、崇圣寺设佛牙供养大会。又令章敬寺镜霜法师于诸寺传授阿弥陀净土念佛法，敕长安左右街七寺开俗讲。会昌二年（842）他生日的时候，命中书门下按惯例在慈恩寺设斋行香，另赐钱300贯办素食宴僧，京兆府也要“量事陈设”。9到
1 《旧唐书》卷184〈鱼朝恩传〉。
2 《资治通鉴》卷224大历三年正月条。 3 《新唐书》卷150〈常衮传〉。 4 《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5 同上。
6 《宋高僧传》卷16〈道澄传〉。 7 《佛祖统纪》卷42。
8 《旧唐书》卷17 《文宗纪下》。 9 《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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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会昌三年（843），他就在道士赵归真等的劝诱下，令焚宫内佛经，埋佛菩萨天王像等。会昌五年（845）七月，乃下诏“毁山野招提、兰若，上都（长安）、东都（洛阳）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锺磬以铸钱”，“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二千余人，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1
然而武宗下令毁佛之时，正是他服食金丹，药躁致疾之日。会昌六年（846）三月，武宗死，宣宗继立以后，便立即杖杀了道士赵归真等，制止了毁佛行为，并很快修复废寺，度僧几复其旧。大中十三年（859）八月，宣宗死，懿宗即位，崇佛比其父更甚。他因奉佛，“怠于政事，尝于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尼授戒，两街僧尼皆入预；又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又数幸诸寺，施与无度”，臣下劝谏，“竟不能从”。2懿宗以后的僖宗、昭宗直到哀帝，崇佛有似于乃祖，可谓长盛不衰。隋唐前期形成的佛教宗派，包括三论宗（法性宗）、法相宗（瑜伽宗）、天台宗、华严宗（贤首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密宗及成实宗、具舍宗等，其中传播最为广泛的是简便易行的净土宗、禅宗和律宗。
五代各王朝基本沿袭了唐朝的佛教政策。如各代帝王、大臣按惯例都要在生日到寺院上香、斋僧、度僧尼；虽有禁止私度僧尼、私建寺院、僧尼入度前要到京师考试经业等政令，
1 《资治通鉴》卷248会昌五年七月、八月条。 2 《资治通鉴》卷250咸通三年四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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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执行又是另一个样，以致寺院、僧尼数越来越多，影响了国家的赋役征发。周世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即位不久，便毅然下令整顿佛教。显德二年（955）五月诏：天下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严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须征得祖父母、父母或伯叔的同意。全国只许两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设戒坛。禁止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之类自残形体、幻惑流俗的崇佛方式。各府州每年都要造僧帐，有死亡、归俗者随时除名。这一年，天下寺院保留者共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所，还俗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人，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人。鉴于政府久不铸钱，而民间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钱益少。同年九月，乃下令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自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值；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论刑有差”。1从此，佛教开始走入低谷。
四 其它宗教
隋唐五代时期，许多大食、波斯和中亚商人来中国内地经商，将他们信奉的宗教也带了进来，并在长安等地区建立了一些寺院。当时传入的宗教主要有祆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
祆教又名火祆教、拜火教。流行于波斯、中亚等地。为公元前600——前520年波斯人琐罗亚斯德所创立。其经典叫《塞德阿维斯陀》，该教认为宇宙间有善神和恶神主宰的两种势力在斗争着，善神名叫奥尔玛兹德，本性清净、光明、笃实，有一切善根；恶神名叫奥
1 以上均见《资治通鉴》卷292，显德二年五月、九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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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罗，它本性污秽、黑暗、虚妄，为万恶之源。世上战乱不已，纷扰不休，就是因为两种神在不停地战斗。只有善神战胜恶神，人世才会出现清净、光明的社会。人类本是善神的眷属，因被恶神引诱，误食了其美饵，遂至善恶不分。善神怜悯人类，故遣琐罗亚斯德下界，教导人们止恶向善，在世安享太平，死后往生极乐。火是善神的分体，光明的象征，因此祆教徒在室内设“常明火坛”，到室外拜天地日月水火诸神。
6世纪时，波斯萨珊王朝定祆教为国教。“西域诸胡事火祆者，皆诣波斯受法焉”。1祆教传入中国后，隋朝政府曾设“萨保府”进行管理。唐武德四年（621），长安布政坊始建祆寺。贞观五年（631）准许祆教徒穆护、何禄二人在中国传教。后来，除长安外，洛阳、瓜、沙、凉州等地也建立了祆寺。会昌五年（845）灭佛时，祆教同时被毁。到了宋朝，汴京及镇江等地还有祆寺，但那只不过是祆教的余波。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支。它主要信奉圣母玛利亚，由东罗马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叙利亚人聂斯脱利创立。他认为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并非一体，耶稣本身不是神而只是神的代言人。他的看法被视为邪说，因而被流放到撒哈拉绿洲（一说上埃及），但西亚人多信其说，景教一时成为波斯国教。唐贞观九年（635），景教由波斯人阿罗本传入中国。唐高宗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此后，“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各寺院统称为波斯寺，大食灭波斯后又改称为大秦寺。据传唐将郭子仪、诗人李白都信景教。明天启中（1621——1627），长安出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大秦寺僧景净所立，该碑记载了景教流行中
1 《旧唐书》卷198《波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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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历史资料。
摩尼教为公元3世纪波斯人摩尼创立。其教义以火祆教为主体，又吸收了一部分佛教、基督教和古巴比伦宗教理论。祆教徒以摩尼教是异教，就将摩尼杀死，但其教仍在中亚流行开来，并由商人带到了中国。摩尼教以波斯善恶二元思想为基础，编成《度人经》，提出“二宗三际”说。二宗指“明”和“暗”，它们经常相互斗争。三际指初际、中际和末际，说初际未有天地，明暗各殊，势均力敌；中际暗来侵明，明暗相斗；末际明暗各归本原。该教要求信徒严守戒律，不许杀生、食肉、饮酒，小病不许吃药，禁止婚姻，禁止一切肉体快乐的行为，每年四分之一的时间断食。还讲究沉默隐遁，教徒间团结互助，死后裸葬等。武则天延载元年（694），波斯人拂多诞将该教传到唐朝。唐玄宗时禁止中国人信其教，但该教在回纥人中大为流行。“安史之乱”后，回纥助唐平叛有功，唐朝允许回纥人在长安附近建摩尼寺。后来，荆州、越州、洪州及长江沿岸也建了许多摩尼寺。中国人信其教的也很多。会昌灭佛时，唐政府下令没收摩尼教财物，毁其经像，摩尼教一时被禁绝了。五代至宋时期，政府屡禁“吃菜事魔”。梁太祖贞明六年（920）陈州摩尼教徒起义，推母乙为天子，被后梁政府镇压。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利用摩尼教来组织起义军。元末农民起义中的明教也是摩尼教的异名，可见摩尼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1
伊斯兰教是大食人穆罕默德（约570——632）创立的。经典有《古兰经》（《可兰经》）。其教奉安拉为唯一的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伊斯兰教相信世间一切事物都由安拉“前
1 参考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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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并信仰人“死后复活”，要接受“末日审判”等。它规定教徒必作的功课是念（清真言）、拜（礼）、斋（戒）、课（纳天课）、朝（觐圣地）等。伊斯兰教创立后，于唐初传入中国。《旧唐书·高宗本纪》云：永徽二年（651）八月，“大食始遣使朝贡”。这些使臣未必就将伊斯兰教传给中国人，但确将该教带进了中国。唐代大食、波斯商人经陆路和海路来华者络绎不绝，陆路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由西亚经波斯、阿富汗、中亚河中地区进入今新疆、河西走廊而到长安；海路从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经孟加拉湾过马六甲海峡至南海，进入广州、泉州、扬州等地。阿拉伯、波斯商人是伊斯兰教的主要传播者。此外，唐肃宗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向大食国借兵，叛乱平息后，允许大食兵世居中国。这些兵士和商人、使臣一样，也在中国信奉和热心传播伊斯兰教。
第三节 成果丰硕的科技、文艺和史学
一 科技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管理的需要，隋唐五代时期的科技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反映在天文历法、医学和雕版印刷几方面。
㈠天文历法 隋代杰出天文学家刘焯（544—610年），于604年撰成《皇极历》，是当时最精确的历法。《皇极历》中有一份24节气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改正数值表，即日躔表，通过刘焯创立的等间距二次差内差法和日躔表，可以对任一时刻的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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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进行准确的运算。他成功地解决了同时考虑日、月运动不均匀性影响的定朔计算法，提高了真正朔日时刻的计算精度。刘焯创立了推算五星晨见东方时刻的三段计算法，即平见——常见——定见法。它是先把太阳和五星的运动看作匀速的，由此算出平见时刻，再加上五星运动不均匀性改正值而得到常见时刻，最后在常见时刻后再加上太阳运动不均匀性改正值而得到定见时刻。在日月食研究中，刘焯提出了“推应食不食术”和“推不应食而食术”1及食差对日食食分大小影响的算法、交食起讫时刻的算法，还对交食的亏起方位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讨论。
刘焯还首创黄道和白道宿度变换的理论。他曾测得相当准确的75年差一度的新岁差值。他的《皇极历》虽未被采用，但其科学价值是不可泯灭的。和刘焯同时的另一位天文学家张胄玄于610年编成《大业历》，此历在五星运动的研究及一些数值计算上别树一帜，取得了在天文学和数学上都有重要意义的成就。
唐代天文历法学的杰出代表是僧一行、曹士蒍（音wěi）和边冈等人。
一行（683—727），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县）人，俗名张遂。他对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新贡献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大衍历》的编制，创立了一种新的历法体例；在内容上纠正了北朝张子信、隋代刘焯以来日躔表的失误，提出了我国古代第一份从总体规律上符合实际的日躔表。发明了不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他通过测算，确立了五星运动近日点及其进动的新概念；在计算过程中，他编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正切函数表。二是为了编制《大衍历》，
1 《隋书》卷18《律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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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梁令瓒等人，在唐初天文学家李淳风所制浑天黄道仪基础上，创制了测量天体位置（赤、黄、白道和地平四种坐标）的黄道游仪。一行和梁令瓒一起还继张衡水运浑象仪之后，创制了演示天象和报时的水运浑天仪，该仪器不仅能自动地表演天球和日月运行状况，而且能令两个立于地平环上的木人自动地按刻击鼓，依辰敲钟，是最早的自动报时器。三是实测了子午线的长度。从724至725年间，他分别派人到北起约北纬51°，南至约北纬18°的13个地点，测量各点的北极出地高度（即地理纬度）、冬夏至和春秋分日影长度及冬夏至昼夜漏刻长度等数据，为历法的制定准备了计算资料。在这项工作中，一行根据实测数据的分析，得出南北相距“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极差一度”1的结论，它是世界上第一次对子午线1°长度的实测。
曹士蒍是一位民间天文学家，他在天文学上的贡献，是在唐德宗建中元年至四年（780—783）撰成的《符天历》。该历以唐高宗显庆五年（660）为历元，以这种近距历元取代了传统的历元法，又改进了传统历法天文数据的计算形式，还采用历法数值表格和公式化的计算方法，是中国古代历法体系进一步公式化、数学化的重要标志。昭宗景福元年（892），唐代另一天文历法家边冈编成的《崇玄历》，又大大地发展了曹士蒍的数学方法，并在黄赤道宿度变换、月亮极黄纬和交食等历法计算中，都建立了相应的算式。边冈首创了计算每天中午日影长度的二个三次函数式，把传统的24节气晷影长度表格及其每日晷长的计算公式化了。他还制定出两个太阳视赤纬的四次函数式。在天文学和数学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1 见《新唐书》卷31《天文志》。按这一结论，子午线每度长为131.11公里，比近代的测算值偏大约2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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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天文学家徐昴在其于穆宗长庆二年（822）编成的《宣明历》中，对日食的计算也作了重要的改进。他们的许多天文历法和数学成就，都为后人所继承。1
㈡医学 隋唐时代政府都设专门机构，负责医务、医政管理和医学教育。如唐朝中央医政管理有尚书省祠部、太常寺太医署，医疗机构包括殿中省尚药局、太常寺太医署、太子药藏局、病坊，医教机构有太医署和州府医学。太医署集医政，医疗和医教三者于一身，是当时医疗组织的核心。2地方医疗与医教不分，州府置医博士、助教、学生等，由功曹、司功参军负责采药、制药。军队行军打仗有随军医师，凡养马的地方，均设兽医。还有福利性的医院如悲田养病坊，原为寺院所设，长安（701—704）后政府置使管理，给钱置本，出借收利，仍由僧尼负责，医治乞儿等社会流落人员。
唐代太医署医学教育分医、针、按摩、咒禁四科。各科配博士、助教各1至2名，学生10至40人。由博士、助教共同教授。是世界最早的医学校。各州府医学也有博士、助教及10至20名学生。民间私人学医、行医也很普遍。官私医学生都可以通过贡举，“考试登用，如国子监”。3
这一时期的著名医学家和医学成就，见于记载的隋代名医有巢元方。他在大业（605—618）中任太医学士，著《诸病源候论》50卷。该书分67门，1720论。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疾病的病源和症候。对传染病、寄生虫病、预防及小儿、孕妇保健等
1 参见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第23章第4节，第125—131页。 2 参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第四章第五节，第477页。 3 《新唐书》卷48《百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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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描述都相当精彩科学，反映了当时临证医学和理论医学的水平，是我国第一部病因症候学专著。与巢元方同时的许澄著有《备疾草要方》3卷，《古今录验方》50卷。
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682），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是隋唐前期著名道士和医学家。孙思邈早于北周大成元年（579）就入太白山（在今陕西眉县）学道，究养形长寿之术。周静帝即位，杨坚辅政，征为国子博士，不就。隋时曾游峨眉山。隋亡后，隐居终南山。与名僧道宣友善。唐太宗、高宗都曾请他作官，固辞不受。一生山居著书，为人治病。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摄养枕中方》、《保生铭》等，因学识广博，医术高明，被后人尊为“药王”。孙思邈继承传统医学理论，又吸收一部分道、佛思想，形成自己独具风格的养生保健、预防医学、药学及医德思想体系，如在《千金要方》卷1中，他提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不问贵贱，不计恩怨，不避寒暑、艰难，一心赴救，这样才是“苍生之大医”。在预防医学上，他提出老年人应“唾不至远，行不疾步，耳不疾听，目不疾视，坐不久处，立不至疲，卧不至懻。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可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欲过多。”“兼之以导引，行气”及“房中补益”之术的养生之道。1 还认为老年人当从事调气、按摩、导引、行气、散步等活动。孙思邈于大业（605——618）间制成“太一神精丹”，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用砒霜治疗疟疾的良方。此外，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思路。他的著作和成就，代表了这一时期医学的最高水平。
1 〈千金要方·养性序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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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焘，畿辅郿（今陕西眉县）人。是唐初宰相王珪之孙，官至持节都督邺郡诸军事兼刺史，著有《外台秘要》40卷、《外台要略》14卷（已轶）。《外台秘要》分1104门，载药方6000首，先论症后处方，所论疾病包括伤寒、温病、天行温疫、杂病、五官、外科痈疽、痔漏、创伤、妇产、小儿、乳石发动、灸法等，处方注明来源，搜罗相当宏富，不少古方赖以保存下来，是中唐医学的代表作。
隋唐五代医学的另一成就是验方搜集和药典编著。前者如隋炀帝撰《四海类聚单方》，唐玄宗撰《开元广济方》，德宗撰《贞元要广利方》等。民间所集录者，有甄权《古今录验方》，陆贽《集验方》，刘禹锡《传信方》，李绛《兵部手集方》，五代陈玄于后唐长兴（930—933）间所集《要术》等。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编成的《新修本草》20卷，共载药物844种，图文并茂，超越前代。书成后，医学生据以学习，国家据此考试，它是当时中国，也是世界最早的国家药典。
这一时期的卫生保健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㈢雕版印刷 印刷是继造纸术发明之后中国对世界文化事业作出的又一巨大贡献。在唐代科技文化蓬勃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先民借鉴前代已有刻印、刻石、木刻符箓和染织业上的镂板印花等技术后，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唐前期印刷品的实物国内目前尚未发现，据传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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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一部中国汉字译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国外有专家研究认为，该经刻印于武则天长安四年（704）至玄宗天宝十年（751）间1，是中国传到南韩的早期印刷品。国内记载和实物多见于唐后期。穆宗长庆四年（825），元稹为白居易《白氏长庆集》所作序中，说白居易的诗“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2文中的“模勒”，即雕版，这是国内最早涉及雕版印刷的文献记载。僖宗中和三年（883），柳玭到蜀中旬休，在成都市场“阅书”，见“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讳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3敦煌莫高窟发现署有“咸通九年（868）四月十五日”年号的《金刚经》卷子，长16尺，高1尺，由7张印纸粘连而成，卷首有释迦牟尼坐在莲台上说法的插图，雕刻刀法纯熟，线条清晰，印色均匀，质量上乘。当时还发现两件历日残片。此外，考古学家又于成都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发现了印有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字样的《陀罗尼经咒》，也是中晚唐的印品。4
雕版印刷术是随着佛教文化的繁荣，科举制出现以后，社会对于复本书籍需要量急剧增加的历史条件下，由民间艺人受符、印雕刻的启示而发明。它比手工抄书省力省时，又能减少书籍传抄中的讹脱错误。因而，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就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行业。
二 文学
1 见庄葳：《中国书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6页。 2 《元氏长庆集》卷51。
3 《旧五代史》卷 43《唐书·明宗纪》注引。 4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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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诗歌 隋唐五代的诗歌是当时文学繁荣的标志，也是时代精神的刻划。从诗歌在这一时期发展的历史来看，380年间，诗歌经历了从齐梁宫体到初唐“风骨”派、盛唐刚健派、中唐讽喻派、晚唐五代秾艳派流转递变的过程；在这一主流行程中又穿插着其他风格的流派，交织成花团锦簇般的画卷。
隋承齐梁诗风，成就不大，只有隋唐之际的王绩诗作平淡自然，反映了些许反传统的倾向。唐高宗、武后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相对稳定，以文辞取士的科举制，吸引众多知识分子在诗文上下功夫，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号称初唐四杰，是当时诗坛显著的代表人物，他们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堆砌词藻的诗风，但已提出轻“绮碎”而重“骨气”的口号，开始以城市和边塞为素材，对于创制七言歌行，发展五律、五绝的诗歌形式作出了贡献。沈佺期、宋之问在前人的基础上，完成了五、七言律诗的创制。陈子昂（661—702），进而举起诗歌革新的旗帜，反对齐梁宫体，倡导“汉魏风骨”，他的诗刚健素朴，一扫齐梁以来绮靡、颓废的遗风。
开元、天宝时期是文学家羡称的盛唐时代，这一时期的诗歌体裁大备、流派众多、风格异彩纷呈，从不同角度洋溢出中国文化刚健自强，蓬勃向上的基本精神。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是这一时期两个主要的诗派。田园诗派较早的作家有王维（701—761）、孟浩然（689—740）等，他们以清新秀丽的语言，描绘了幽美的山水和宁静的田园生活，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言简意深，情韵隽永。王维的代表作有《渭川田家》、《积雨辋川庄作》。孟浩然的代表作有《过故人庄》、《夜归鹿门歌》等。边塞派早期诗人以高适、岑参为代表，他们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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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奇异辽阔的塞外风光和边关健儿驰骋沙场，克敌立功的壮志豪情，另一方面也反映征夫思妇的幽怨，慷慨激昂的豪气与缠绵婉转的柔情。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王昌龄的《从军行》、《出塞》，李颀的《古从军行》等，都是边塞派的传世佳作。
代表盛唐诗歌最高成就的两大诗人是李白和杜甫。李白（701—762）字太白，陇西成纪（治今甘肃静宁县）人，其先世曾谪发到西域，李白即出生于碎叶，后迁居四川，一生大半浪游四方。42岁时被荐为翰林，掌管机密诏令的起草，后被排挤出京，52岁时应召为永王李璘的幕僚，永王与肃宗争位失败，李白被流放到夜郎（今贵州相梓县），遇赦返归，62岁时死于安徽当涂县。李白继承了屈原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汲取六朝以来优秀诗人的艺术技巧和民歌语言，撷英咀华，大胆创新。诗作豪迈奔放，气势宏阔，壮浪纵恣，一泻千里，善用想象夸张的手法，生动轻快的语言，抒发自己“济苍生”、“安黎元”的政治抱负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古风59首和大量乐府诗中，揭发了统治集团骄奢淫逸的生活，谴责其穷兵黩武无视人民疾苦的行为，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庐山谣》、《行路难》等诗篇中，又以传神之笔描画了他对游历祖国名山大川的感受。他的诗深受道教思想的影响，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杜甫（712—770），字子美，河南巩县人。他汲取《诗经》、《楚辞》以来直到同时代人的优秀文学成果，“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以清醒的洞察和积极入世的精神，深刻、全面地反映现实生活。他的诗感情真挚而细腻，格调沉郁而雄浑，语言洗炼而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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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唐代诗坛上与李白齐名的巨星。他虽然很早就已经有诗名，但却屡试不第，偃蹇潦落，一生大部分时光在忧伤悲苦中度过。由于生活的艰难，他逐渐体察人民的痛苦，“安史之乱”前就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写了《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作品。安史之乱期间，写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杰出诗篇，他用诗歌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充满了对祖国、人民的感情，被誉为“诗史”。
文学史上的中唐，一般指肃宗以后至穆宗（756—824）这一历史时期。期间著名诗人首推“大历十才子”。1他们着力于山水田园、自然景物的描写，诗歌有一定艺术成就。贞元、元和（785—826）间，白居易、2元稹（779—831）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他们以学习陈子昂、杜甫为号召，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写了很多讽喻时政的诗，如白居易的《秦中吟》10首、《新乐府》50首、《卖炭翁》、《上阳白发人》、《长恨歌》、《琵琶行》等。元稹、张籍、王建等也写了许多反映现实矛盾的乐府诗。白居易的杂律诗，元稹的艳体诗，反映了当时都市生活，下开了晚唐纤丽的诗风。
与白居易等人风格不同的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奇险派诗人。韩愈重视诗的艺术技巧，追求奇谲险怪的意境，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山石》、《南山诗》等，他以文入诗，笔力刚健，气势恢弘。属于这一派的还有贾岛、孟郊、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人。
1 大历为唐代宗年号（766—779）。据《新唐书·卢纶传》，十才子指卢纶、吉中孚、韩翃 、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李端等10人，文学史上对于10才子也有不同的人指。 2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原籍太原，后迁下邽（陕西渭南县），官至刑部尚书、太傅，著有《白氏长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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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敬宗（825—827）以后至五代诗人以杜牧（803—853）、李商隐（813—858）和五代韦庄的影响最大。他们生活在藩镇割据，党争激烈，社会危机四伏的时代，诗歌内容多是感时伤怀，消极颓废之作，而形式则谐和婉转，清丽含蓄，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杜牧的《感怀》、《郡斋独酌》，李商隐的《无题》等都属于这类作品。韦庄、韩偓等五代诗人，也作了不少悯时伤离情调哀伤的诗歌。
与颓废派不同的是在唐末农民起义的年代里，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诗人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写出许多针砭时政的佳作。
唐中期以后，一种新体诗——词开始流行，白居易、刘禹锡、张志和、韦应物等都曾用民间“曲子词”的形式进行创作。内容主要是女性的情态和思恋，辞句纤丽，缕金刻翠，最有代表性的，是温庭筠及“花间派”作家。五代韦庄、南唐冯延巳、李璟、李煜也是几位重要的词人。
㈡散文 南北朝以来，文章形式就分为有韵的文（韵文）和无韵的笔（散文）两大类，但在实际应用中，以四六排偶、用典藻饰为特征的韵文占了统治地位，从辞赋、诏令、信札到日常公文都用排偶文字即骈（意为对偶）文。这种形式从文学的造型来说是一种进步。但齐梁以来，偏务文字雕琢，浮艳柔靡日益成为文学发展的障碍。因此，从北周到隋朝，就有人屡倡改革，提倡用古文，即先秦、西汉的文体写文章。入唐，陈子昂打破骈俪的限制，开始用散文体写作，开元、天宝以后，继之而起者有张说、张九龄、李华、萧颖士、独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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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结、梁肃等人。贞元、元和之际，韩愈、柳宗元等更在文坛上掀起一场古文运动，经过他们的努力，“古文”遂成为唐代文坛有地位的文学体裁。韩愈用散文的形式，攻击佛老，阐释儒家思想，如《原道》、《原人》等，把文学从描写风云月露、感时伤怀的狭隘圈子里解放出来，使其成为“载道”的工具，直接服务于现实的思想、政治斗争。他一生留下300多篇古文，文章大气磅礴，感情充沛、文字精炼，语言生动。与他同时的柳宗元也是语意深刻，文字含蓄，一生留下文章400余篇，著名者如《段太尉逸事状》、《捕蛇者说》、《三戒》、“永州八记”等。他们的创作，被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㈢传奇和变文 传奇是小说的一种，始创于隋唐之际，1流传下来的作品有《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和张鷟（音浊zhuó）的《游仙窟》。贞元（785—805）以后，传奇小说的创作开始繁盛，代表作有陈鸿的《长恨歌传》，元稹的《会真记》，李朝威的《柳毅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等。它们以精美的语言，成功地塑造了各种性格的人物形象。到了晚唐时期，更有许多传奇小说集出现，如牛僧孺的《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牛肃的《纪闻》，裴鉶的《传奇》，皇甫枚的《三水小牍》等，多是文人猎奇记怪之作，思想艺术性都不高，其贡献在于把当时的小说从只记神怪引向了反映现实生活，对后世的创作提供了多方面的题材。有些还可以当作社会史料来引用。
变文是一种民间文学。它来源于随佛教一起传入的梵呗唱导。梵呗是印度人用佛曲唱赞偈，唱导是用边叙边唱的形式宣传佛教教义。对僧人讲唱的叫僧讲，对俗人讲唱的叫俗讲。
1 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云：“唐之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于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作为文体的传奇或因这类小说汇编本的书名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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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讲的文本就叫做变文。变文原义是将佛经故事改编成散、韵文结合的讲唱形式，如《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唐后期俗讲盛极一时，变文的内容也突破了佛经故事，出现了讲唱俗人的作品，如《伍子胥变文》、《秋胡变文》、《孟姜女变文》、《王昭君变文》、《张议潮变文》等。它对传奇小说、说唱文学如评书弹词等有很大的影响。
三 艺术
隋唐五代的艺术，在书法、美术、乐舞诸领域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㈠书法 隋唐五代是各种书体大备、书家荟萃，成就非凡的时代。唐朝翰林院有侍书学士，国子监有书学博士，科举有“书科”，书法为举人进身途径之一，唐太宗等皇帝都是书法家，影响之下，书法和诗歌一样，成为士人普遍研习的科目。从艺术本身来说，隋代书法已从南北朝粗犷浑朴的风格，转向追求严谨、闲雅和华美，如《龙藏寺碑》、《美人董氏墓志铭》等，实开唐代楷法之先河。著名书法家可以智永（和尚）为代表，他是王羲之七世孙，能作各体书，传有《真草千字文》。智永总结历代书法用笔的技巧，概括为永字八法，1对后世学书者影响极大。
唐前期著名的书法家是虞世南（558—638）、欧阳询（557—641）、褚遂良（596—658）、薛稷（649—713）四大家及李邕（678—747）等，他们迎合唐太宗、武则天所好，都通过僧智永，上学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笔法，以楷书著称，兼用方笔和圆笔。草书大家有孙过
1 永字八法，指一侧、二勒、三啄、四磔、五策、六掠、七 趯 、八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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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字虔礼）、张旭（字伯高）、怀素（725—785，俗姓钱，法字藏真）。孙过庭工正、行、草书，尤以草书擅名。张旭和怀素为草书二绝，世谓“张颠怀狂”。
唐后期书法家最著名者为颜真卿（709—785）和柳公权（778—865），颜真卿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为北齐颜之推和初唐颜师古的后裔。他先学褚遂良、张旭笔法，后从篆书中体会出中锋直下的运笔技巧，乃弃辅锋不用，专用中锋。其书笔势开张，宽舒圆满，雄浑刚健，雍容庄严，代表作有楷书《颜勤礼碑》，史称颜书一出，天下影从，古法为之一变。柳公权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先学王献之，得力于颜真卿，又综合诸家，变化颜体，作书“体势劲媚，自成一家”，称为柳体。代表作有《玄秘塔碑》、《神策军碑》及敦煌所出《金刚经》等。
㈡美术 隋唐五代的美术，在绘画、雕塑和工艺各方面都取得了灿烂的成就。仅唐代有名姓可考的画师就有近400人。
隋唐绘画继南北朝之后，仍以佛道、贵族、历史人物画为主。隋唐前期著名画师有尉迟乙僧和闫立本、闫立德兄弟。乙僧是西域人，隋初来到中原，擅画佛教人物。他的画着色浓重，阴阳凹凸分明，带有浓厚的印度色彩。闫立本曾画过《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留传下来的（宋摹本）《步辇图》，画唐太宗许配文成公主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接见其使臣大论禄东赞的场面。传世作品有《历代帝王像》，画两汉至隋十三个帝王，虽出于想象，但神态各具特色。玄宗时的吴道子，善画人物，他的人物画用晕染法，一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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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洛阳寺院作画300多壁，画中人物形象各不相同。衣带飘扬犹如风动，人们称之为“吴带当风”，他兼善山水画，重在写意，人称“画圣”。传世作品有《送子天王图》等。其他画家，周昉善画仕女，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王维、张璪善画山水，边鸾善画花鸟，曹霸、韩干善画马，韩滉、戴嵩长于画牛。
隋唐五代时期的雕塑艺术广泛应用于寺观、宫廷、陵墓造像及陶瓷、玉石器等工艺中。不少画家往往就是雕塑名手，如吴道子及其同时的杨惠之。杨惠之被称为“塑圣”，据说他为艺人留杯亭塑的像，见者自后即能相识，并误认为真人。当时寺观造像著名的有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高17米的卢舍那佛及胁待弟子、菩萨、天王、力士等雕像。敦煌千佛洞、太原天龙山、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邠县大佛寺、河南巩县石佛寺等，都有塑艺精湛的石雕或泥塑像。唐代海通和尚用毕生精力在四川乐山县将一整座山凿成大佛，创造了世界上大佛之最。唐太宗“昭陵六骏”，英武雄健，神态各异，唐高宗乾陵前的石人、石狮、石马等石雕，亦各颇有气势。唐三彩陶俑，无论文吏、男女侍者或马驼，都描金饰彩，各具神态。此外，不少丝织、金银器、陶瓷工艺品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这一时期美术的时代风貌。
㈢乐舞 隋唐五代时期，音乐舞蹈发达，是当时文化繁荣的一大表现，这主要反映在4个方面：
1．管理机构严密，队伍庞大。隋朝在太常寺下设有太乐署掌管音乐；清商署管理平陈所获南朝旧乐；鼓吹署掌管百戏及鼓吹乐人等。各署有令，丞1至2人，太乐，各乐师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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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商署2人，鼓吹署有哄师2人。太乐、鼓吹二署是并列的，清商署受太乐署兼管。唐朝音乐机构，将隋的清商署与鼓吹署合并，太常寺下设太乐、鼓吹二署和教坊。玄宗时，除宫廷中设内教坊外，长安、洛阳又各设外教坊2所，不属太常，派宦官为教坊使，进行管理。宫中还有“梨园”，专门培养乐工。隋朝乐工就“其数益多前代”，1到了盛唐时期，各类“音声人，至数万人”。2
2．吸收了周边各族乐舞，内容复杂。仅宫廷宴乐，隋初就有7部，炀帝时调整为9部，即西凉、清商、龟兹、安国、天竺、高丽、文康（又名礼毕）、疏勒、康国。唐贞观十六年（624年）增为10部，即燕乐、清商、西凉、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天竺、高丽和高昌。这些音乐，除燕乐、清商二部为中原音乐外，其余八部都吸收了西北、中亚、天竺等少数民族和外国的音乐。高宗时，10部乐开始向“坐部伎”和“立部伎”2部乐转化，到玄宗时就确定下来。坐部伎坐在堂上演奏，共有乐6部3，立部伎立于堂下演奏，共有乐8部4，它仍是以中原音乐为基础，吸收了周边各少数民族和国外音乐音素的综合性音乐。
3．民间乐舞兴盛。这一时期，除朝廷、州郡官府广蓄乐人伶工外，民间乐舞也很盛行。隋文帝开皇初，将能演百十余个节目的“百戏”演员“并放遣之”，使其流落民间，到炀帝大业二年（606），又“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仍能作精彩表演。如有一个节目，“以绳系两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对舞绳上，相逢切肩而过，歌舞不辍”，“又有神鳌负山，幻
1 《隋书》卷15《音乐志下》。 2 《新唐书》卷22《礼乐志十二》。
3 坐部伎6部包括燕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小破阵乐。
4 立部8部乐即安舞，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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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吐火，千变万化，旷古莫俦”，1可见这些百戏演员遣散以后仍在民间演练，不然一旦追集，他们怎能作出那样熟练精彩的表演？唐朝“安史之乱”后，“梨园弟子散如烟”，2教坊乐舞也随他们流传到民间。唐诗中屡见不鲜的“胡姬”、“胡舞”、“胡拳”、“踏歌”；敦煌壁画中充满活力的飞天舞，反弹琵琶舞、菩萨蛮舞及敦煌遗书中的舞曲、歌词、舞谱、佛梵呗、唱导，还有道观中的道调，3都是民间歌舞繁兴的例证。
4．歌舞水平比前代提高。隋炀帝时一次百戏表演，“其营费钜亿万……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擫管以上，一万八千人。”4唐太宗时的《秦王破阵乐》有52段之长，结构、节奏都很复杂，演奏时教乐工128人，被银甲执戟而舞，伴之以数十种乐器，十分壮观。根据唐玄宗创作乐曲编排的《霓裳羽衣舞》以及民间流行的《柘枝舞》、《绿腰舞》等等，舞者服饰华丽，舞姿优美，代表了当时音乐舞蹈的最高水平，也为以后戏曲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四 史学
隋唐五代史学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国家修史机构的建立和几种开创性史书体裁的出现等方面。
（一）国家修史机构的建立 隋唐以前，史书多是私修。开皇十三年（593），隋政府下
1 《隋书》卷15《音乐下》。
2 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3 《新唐书》卷21《礼乐志十一》云：“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后也，于是命乐工制道调”。 4 《隋书》卷15《音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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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禁止私人“撰集国史，臧否人物”，1反映了最高统治者控制修史的倾向。唐高祖武德（618—626）间，曾用令狐德棻的建议编著前朝史书，迟迟不成。唐太宗总结这些经验，改组史
2从贞观三年馆，并“移馆于禁中”，令“宰相兼修”，又组建了一套强有力的编修班子。（629）
到高宗显庆四年（659）30年间，史馆前后编成6部正史，即《晋书》、《梁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陈书》，加上李延寿私修而得到政府认可的《南史》、《北史》，我国24史中就有8部是唐人编撰。“正史”以外，史馆还编写历朝实录。官修史书的制度也由此确定下来，为以后历代所沿袭。
（二）史学理论著作的出现 我国前此没有史学理论专著，有关论述散见于短篇文章，如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等，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江苏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他从小喜爱史学，博览群籍，20岁中进士，此后预修国史近30年。他专攻史学，兼及史部以外的图书，学识渊博，著述很多，但留传至今的代表作只有《史通》一部。该书分内外两篇，内篇论述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史观及史书的文字；外篇论述史官、史籍原流并杂评前代史学得失，是一部系统的富有创见性的史学理论著作。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的一些见解，如修史不仅仅是为了区分善恶、惩恶劝善，更重要的，它乃是“生民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即治国需要的观点；关于历史在发展，“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即因时而治的观点；他反对把日月蚀、慧星见、山崩河溢、五行、符瑞等自然现象看作天命征兆的观点，他重人事，轻天命，批判
1 《隋书》卷 2《高祖纪下》。
2 唐史馆编制大致为：监修国史1人，由宰相兼；修撰4人，以登朝官兼之；直馆若干人，以未登朝官任之。此外，有楷书手25人，典书4人，亭长2人，掌故6人，装璜直1人，熟纸匠6人（见《旧唐书·职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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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古非今的观点以及史家应具备才（编史、写史本领）、学（丰富的历史知识）、识（对历史事件、人物的正确观点），“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不避强御”、“无所阿容”的观点等等，都是十分可贵和具有进步意义的，后世作史一直将其奉为圭臬。
（三）典制体史书的修撰 唐朝以前的典章制度没有通史性专著，创立典制体通史是从杜佑开始的。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历任德、顺、宪宗三朝宰相。他历时30余年，将刘知几的儿子刘秩撰《政典》35卷，扩编为200卷，于贞元十七年（801）完成，名为《通典》。全书上起黄帝，下至唐玄宗天宝末年，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9门，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典制沿革，在“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1的思想支配下，将食货典列为第一，“详而不繁，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注者可比”。2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创立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是唐代史学繁荣的标志之一。
隋唐五代时期重要的史学著作，还有裴矩的《西域图记》，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吴兢的《贞观政要》，唐高宗时官修的《西域国志》，高宗、武后、玄宗时三次编修的《十道图》，李林甫撰的《唐六典》，李吉甫修的《元和郡县图志》，樊绰著的《蛮书》（又名《云南志》），五代后晋刘昫等撰的《旧唐书》及历朝实录等。
第四节 规模恢宏的制度
1 杜佑：《通典·食货典序》。 2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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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政区划与官制
（一）行政区划 隋唐五代时期的行政区划，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隋文帝开皇三年（583），鉴于南北朝行政机构重叠，管理分散，不便于加强中央集权制统治，乃裁减郡制，实行州县两级管理。大业三年（607），又裁州设郡，实行郡县两级制管理，另设司隶、刺史15员，分部巡察各郡守。《隋书·地理志》记载，大业五年（609），隋朝有190郡，1255县，比隋初少了很多。1唐朝初年，李渊又一度改郡为州，恢复为隋初的州县两级制。贞观元年（627），唐太宗依山川形势划全国为10道。2统府州358个，县1551个。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在关内道长安附近新设京畿道，河南道洛阳附近新设都畿道，山南道和江南道各分为东、西二道，又新置黔中道。于是全国由10道变为15道，统府州328个，县1573个。3道置采访使，为检察官，乾元元年（758）后改称观察使，兼理一部分民政。
开元元年（713），唐玄宗升京都雍州为京兆府、东都洛州为河南府。又陆续改并州为太原府、荆州为江陵府、华州为兴德府、岐州为凤翔府、陕州为兴唐府、蒲州为河中府、梁州为兴元府、益州为成都府，前后共改设10府，除京都外，都是皇帝驻跸之地。
唐自武德七年（624）以后，在一些重要地区设都督府，长官为都督，兼理军事和民政，为一级行政区划。睿宗景云元年（710），全国有都督府24个，分辖各州。
1 据《隋书·地理志序》记载，隋初有240州，680郡，1524县。
2 10道：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和岭南。 3 《旧唐书》卷 38《地理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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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平高昌，设安西都护府，后来又增置安北都护府、单于都护府、安东都护府、安南都护府、北庭都护府，1共6个。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下有若干都督府。少数民族地区则设羁縻州府，内迁少数民族置侨府、州、县，由朝廷任命当地各族首领，为世袭制都督或刺史等官。
唐节度使一职，从睿宗景云二年（711）以凉州都督充任河西节度使开始任命，到玄宗天宝（713—756）间，节度使已增至10个2。“安史之乱”后，内地也开始设节度使，并兼掌行政大权，俨然为实际的行政区划单位。《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肃宗（756——761）时有节度使44个。《元和郡县志》记载，到宪宗元和（806—820）间节度使增至47个。于是道的采访、观察等使陆续被撒消，“安史之乱”前的道、州（府）、县三级制，实际上变成了节度使（镇）、州（府）、县三级制。
五代的行政区划基本沿袭了唐制。
（二）官制 隋代官制，主要有太师、太傅、太保三师，为“训导之官”。太尉、司徒、司空，为“论道之官”。3三师三公地位最高却无实权，往往是对功臣的“赠官”。实际掌权的机构有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其中最主要的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尚书省总管全国政务，设尚书令及左右仆射，左右丞。下辖吏、兵、礼、工、都官、度支6部尚
1 《新唐书》卷 40《地理志三》。
2 即河西节度使、范阳节度使、陇右节度使、剑南节度使、安西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北庭节度使、平卢节度使、岭南节度使。
3 《唐六典》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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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24曹（长官为侍郎）。门下省总领侍从官，长官为纳言。内史省相当于魏晋的中书省，避隋文帝父杨忠讳改，后又改称内书省，主官为内书令，副长官内书侍郎，掌机密，拟诏令，议朝政。属官有内书舍人，通事舍人等。秘书省掌艺文图籍，长官为秘书监，副官有丞、郎等。内侍省是宦官侍奉机构，长官为内侍，副长官为内长侍。炀帝改为长秋监，有长秋令、少令，为正副长官，皆用士人担任，役使人员仍用宦官。此外有御史台，为监察机构，设御史大夫，中丞、御史等；谒者台，职务是奉诏出使，慰抚劳问，并可持节按察地方，受冤狱而奏之，长官为谒者大夫。司隶台，掌京畿内外巡察，长官为司隶大夫，属官有刺史14人，掌巡察郡县。御史、谒者、司隶合称三台。又有太常、光禄、卫尉、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九寺，其中国子寺掌学校，主官为祭酒，将作寺掌营造，主官为将作大匠。其余各寺主官为卿、少卿。
地方职官，隋初文帝根据“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把州郡县改为州县二级制，同时，又规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一律由中央任免，并每年由吏部进行考核，州县正官三年一换，佐官四年一换，不能重任，吏部选任地方官又尽用外地人；地方官赴任不准带父母及15岁以上的儿子，结束了世族垄断地方实权的局面。地方上还设有总管府，长官为总管，隋炀帝时撒销。州一级，雍州设牧，其余设刺史（郡设太守），县设令。
唐因隋制，由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共同执行宰相职务。中书取旨、门下审议、尚书执行。除三省长官外，皇帝还委任其他官员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为宰相成员。尚书省下设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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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后世一直沿用到清代。尚书令因李世民曾任，故不常设，以左右仆射为长官。六部设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等职。改隋内史省为中书省，设中书令；改门下省纳言为侍中，保留秘书、内侍省，职务未变；新设殿中省，长官为殿中监，管理皇帝日常生活。又添设翰林院，置学士、待诏若干人，起草诏令。太子官属号称东宫官，除太子三师、三少外，又设太子宾客为太子辅导官，设詹事府，长官为詹事、少詹事，总管太子事务；设左春坊类似于门下省，主官为左庶子。右春坊类似于中书省，主官为右庶子。还有家令寺、率更寺、仆寺及十率府。1唐代官分九品，每品分为正、从二阶，共18阶。爵9等，有王（食邑万户）、嗣 王（即郡王，食邑5000户）、国公（食邑3000户）、郡公（食邑2000户）、县公（食邑1500户）、县侯（食邑1000户）、县伯（食邑700户）、县子（食邑500户）、县男（食邑300户）。
唐朝改隋的总管为都督。都督、刺史均加“使持节”，以表示钦使。大都督为重镇，由亲王或太子遥领，职务由长史（后由节度使）代行，巡视官有巡察使或处置使，观察等使。地方行政官州设刺史（太守），县设令，下属有丞、尉及主簿、功曹、计曹、仓曹、户曹、宾曹、士曹等吏员。
五代官制与唐略同。
二 教育制与科举制
1 十率府职比16卫。它们是左右率府、左右司御率府、左右清道率府、左右监门率府、左右内率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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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文化的繁荣反映在教育和选拔人才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办学层次多。隋文帝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置国子寺为专门的教育行政机关。下辖五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此外，大理寺还设有律学。唐改国子寺为国子监，各类学校有直辖于国子监的，即国子学，收三品以上子弟；太学收五品以上子弟；四门学收七品以上子弟及庶人之俊秀者；书学收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通书者，主要学习《石经》、《说文》、《字林》及其他字书，训练书法；算学招生对象同书学，主要学习《九章》、《周髀》、《缀术》等；律学招生对象同书学，主要学习国家律令格式。
其它教育机构有属于各官府的，如门下省的弘文馆，东宫的崇文馆，都是为三品以上达官贵人子弟所设学校。又太医署设有医学，司天台设有天文学、历数、漏刻学，太仆寺设有兽医学，军队的屯营、飞骑也有学校。在京师专门学校中，还有广文馆，为应试提高之所。有京师学，为《五经》研习之地，有崇玄学，专攻道教经典《老子》、《庄子》、《列子》等。
地方有州（府）、县学，私人办学也得到政府鼓励。
二是所设科目多。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及《国语》、《尔雅》、《说文》等。京师弘文馆、崇文馆、广文馆、京师学，地方州（府）学的一部分及县学都以经学为主，私学也主要学经学。此外，其他的专科学校如书学、算学、律学、医学、天文、历法、漏刻、崇玄学等，都主要学习该科专业，科目相当广泛，极有利于文化的普遍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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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登科途径多。国子监各学学生毕业考试合格，可送尚书省录用，也可以保送入高级学校，如州、县学生通一经者可升入四门学，四门学学生可升入太学，太学生可补国子学。各学毕业生都可参加相应的科举考试。隋唐实行杂科取士，取士科目，隋有“四科”、“十科”等举人，唐有秀才、进士、俊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科。这里秀才、进士等只表示不同的入仕途径，而不像明、清时期那样，将秀才、举人、进士作为不同的科举等级。此外，医、卜、星、相、琴、棋、书、画等都有机会登科。其途径，学校推荐的为生徒，州县推荐的叫乡贡、举人，还有一类直接由朝廷考试叫制举或制科。考试内容因科而异。各科录用人数，唐代进士每科录取少则几人，多则三四十人。明经一般二三百人。数量极少，故进士、明经二科也最为士人所重。科举取士不光要看试卷，还要有公卿名人的推荐才能登第，这就需要士子找关系，走名门，多方请托，因此科举制也不是真正的公平竞争。
三 兵制与法制
隋唐五代的兵制经历了由府兵制向募兵制转化的过程。隋、唐前期仍实行创立于西魏、北周时期的府兵制，但在兵源、军将名目等方面又作了许多改革。西魏、北周的府兵大都是鲜卑贵族和汉族官僚、地主的子弟，兵籍与民籍分开，专事训练和征战，是专业兵。隋文帝于开皇十年（590）改革府兵制，令军人“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1这是将府兵统统下放州、县落籍，边生产，边训练，免除租调，保留军籍，轮番宿卫或出征。实现了兵农合一，寓兵于农。府兵出征自带资粮器械，大大减轻了国家的负担。
1 《隋书》卷2《高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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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又改军府名称为骠骑府，改军府郎将为骠骑将军。隋炀帝进而改称军府为鹰扬府，军官为正、副鹰扬郎将，下设坊主、团主等，府兵都是直接从民间征聘。
唐朝因袭了隋朝兵制。改鹰扬府为折冲府，改鹰扬郎将为折冲都尉。府兵的编制是10人为一火，设“火长”，50人为一队，设“队正”，300人为一团，设“校尉”，团以上为折冲府。折冲府分为三等，上府有兵1200人，中府1000人，下府800人。折冲府设折冲都尉2人，左右果毅都尉各1人，还有长史、兵曹、别将各1人。诸府统属于中央的十二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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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每卫有大将军、上将军各1人，将军2人，属官有司马、长史等。每卫领40—60个
折冲府，折冲府设在州、县。贞观十年（636），全国置折冲府634个，其中关内261个。2约占全部折冲府的40％，河东、河南的折冲府也较多，这就保证了京师军队的优势，便于朝廷随时调用。卫士都是按“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3的原则，从民间挑来的。21岁入军，60岁免役。他们平时在乡务农，农闲时受军事训练。轮番到京城宿卫，叫番上，遇有战事要自备衣粮兵械应征作战。战事结束，兵散于府，将归于朝，以避免将领专兵的麻烦。唐代府兵外又有以守卫皇朝宫室为专职的禁军，地方上还有州兵，边境地区有边兵，遇有战事，又可以临时招募征人，但都为数不多，府兵是军队的主要力量。
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唐玄宗时期，土地兼并激烈，均田制破坏，府兵制难以继续实行。开元十一年（723）玄宗采纳宰相张说的建议，招募京畿附近各州、县逃亡府兵及白丁、壮夫13万人，号称“彍骑”，“长从宿卫”，以代替府兵番上制度。开元二十五年（737
1 十二卫是左右卫、左右骁骑、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 2 《新唐书》卷50《兵志》。
3 《唐律疏议》卷16《擅兴律揀点卫士征人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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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又令各军镇也招募边防军，家属随同前往者可以给田宅，称“健儿”、“长征兵”或“长征健儿”，府兵征行从此停止了。此后，中央禁卫军和边镇兵全由召募而来。募兵制的实行，使寓兵于农又变成了兵农分离，当兵成了一种职业。同时由于节度使可以随意募兵，内地与边镇的兵力部署也发生了变化，天宝元年（742），全国有军队57万多人，其中49万驻在京师以外，这就为藩镇的叛变和割据提供了条件。到唐后期，中央所恃仅为招募而来的禁卫军（又称衙兵）。禁军分南、北衙，南衙分隶于12卫，由宰相管辖；北衙包括羽林、龙武、神策等10军，由皇帝直辖。各军有大将军、将军。又派宦官为护军中尉及中护军，实为禁军统帅。出兵打仗，除主帅外，多以宦官监军，以防军将专兵，这又为宦官专权提供了条件。
五代军士也实行招募制，编为侍卫亲军。后周置殿前司，统领中央禁军，以正副都检点统领。柴荣改革后，裁汰老弱，增募壮丁，送京师由他“躬亲试阅”，挑选最强者编为殿前诸班。既减少了养兵之费，又大大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为他的统一战争提供了一支劲旅。
南北朝以来，尤其在少数民族建立的北朝政权下，刑法十分严酷。隋文帝即位后，命令大臣高熲、郑译等十余人更订法律。开皇三年（583），颁发了《开皇律》共12卷，500条。它吸收魏、晋、齐、梁旧律的优点，又取消了前代枭（悬头于木上）、轘（车裂躯体）及鞭法，死刑只有绞、斩二等，废除前代讯囚酷法，规定拷掠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有程式，行杖不得换人，百姓有冤可以经郡及州、省上告，直到向朝廷申诉。史称其律“刑网简要，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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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失。”1隋炀帝时制订的《大业律》，又增加了不少繁峻之法。
唐初高祖于武德元年（618）令刘文静等参照《开皇律》制定了53条法律。后裴寂、肖瑀等又按《开皇律》篇目，制定了《武德律》，于武德七年（624）颁行。唐太宗在《武德律》基础上，进一步减轻刑罚，制定出《贞观律》，它“比隋代旧律，减大辟92条，减流入徒71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2高宗令长孙无忌等在《贞观律》基础上进行修订，于永徽二年（651）颁布了《永徽律》。《永徽律》沿袭《开皇律》以来的体例，仍为12篇500条，内容包括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刑名有笞、杖、徒、流、死五类。又令长孙无忌等19人按篇章逐条解释，撰成《律疏》30卷（元以后称《唐律疏议》），于永徽四年（653）颁行。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
律以外还有令、格、式。令是国家基本制度和体制的法规；格是国家机关的办事规程；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这样，律从消极方面规定了违犯法令应得的刑罚，令、格、式则从积极的方面规定了国家的制度、法规、办事章程等。唐律比隋律更加宽简，律文解释也更加明确。到五代乱世，便又无严格法制可言了。
四 田制与赋役制
1 《隋书》卷25《刑法志》。 2 《旧唐书》卷50《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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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前期的土地制度基本沿袭了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唐中期以后这一制度遭到了破坏，无复统一的田制可言。按均田制规定，隋朝每丁授露田80亩，永业田20亩，妇女只授露田40亩；奴婢授田与平民相同，但人数有所限制，一般官僚、地主最多限授60人，亲王最高限授300人；耕牛1头授田60亩，每户仅限4头牛授田。法令规定如此，实际授田很不一致，多数农民得不到应授的田数，而贵族官僚占有的土地却不能动。唐承隋制，规定成丁年龄前后有变化，一般以16岁为中，21岁成丁，60岁为老。授田制度，规定成丁及18岁以上男子授田1顷，其中20亩为永业田，可传给子孙或出售，80亩为口分田，死后还官。土地贫瘠需要轮耕者加倍授田；老男、残疾人授田40亩，守寡妇女授田30亩（如当户主的增授20亩），以20亩为永业田，余为口分田。贵族官僚授田另有规定：亲王可授永业田100顷，1品官60顷，上柱国永业田30顷，柱国25顷等等。此外，中央和地方官还有职分田，作为薪俸的一部分，其数额，1品官12顷，2品官10顷，直到9品小官也有2顷；各级官府还占有公廨田，以地租作为办公费用。中央官署占田最高的26顷，最低2顷；地方官署最高的占田40顷，最低的1顷。地多人稀的叫宽乡，地少人稠授田不足的叫狭乡。狭乡口分田只授半数，但可在宽乡遥授土地。唐朝政府严格控制土地买卖，只准徙乡及贫困无资供葬者出卖永业田，由狭乡迁往宽乡者可卖口分田。隋代奴婢可受田，唐朝则奴婢不授田。均田制决不是平均分配土地，也不保证每个农民都能占有法令规定的土地额，它是在保证贵族官僚占有大量田地的前提下，部分地满足农民的田地需求，并以此为根据，确保国家赋役来源。均田制在不同地区、不同历史阶段实行情况不平衡，但这种用法令强制农民与土地结合，又禁止随意买卖土地及无限制地占田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兼并和维持小农经济的作用，在劳动人民的辛勤耕作下，均田制对隋、唐社会经济的繁荣起了巨大的经济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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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田制破坏以后，晚唐、五代的田制就逐渐向私有化为主的方向发展。
隋、唐赋役制前后有变化，但都以户籍为基础。隋朝政府为了增加赋税收入，于开皇五年（585）实行“大索貌阅”和“输籍法”。前者是严格核对户口，个人体貌与户籍上登记的年龄不符时，里正、党长1要受到流配远方的处罚，还悬赏互相告发，强迫堂兄弟以下亲属分居，自立户头，以防隐冒。后者是规定按财产和人丁多少划分户等，依户等负担税额，叫“输籍定样”。“输籍法”既防止了人民逃税和地方官舞弊，又使百姓的赋税负担比世族豪强的私租减轻，有利于诱使私家佃农脱离世族豪强的荫庇，乐意作政府的“编户”，这些措施，都使政府掌握的户口大大增加了。
隋朝的赋役制度为租调力役制。开皇二年（582）在确定每户应负担赋役“丁”数的前提下，规定每丁交纳租粟3石，调绢1匹（4丈）或布1端（5丈），绵3两或麻3斤，单丁及仆隶减半。力役是男丁每年服役一月。开皇三年（583），隋政府把成丁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每年服役时间减为20天，调绢减为2丈。开皇十年（590），又规定丁男50岁免役收庸（用布帛代替力役），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
唐前期赋役实行租庸调制，仍以人丁为征收单位。法定负担额与隋朝差不多：成丁每年向国家交租粟2石，调绢2丈，绵3两；不产丝绵的纳布2丈5尺，麻3斤。成丁每年服役20日，闰年加2日，如无徭役，则纳绢或布代役，每天折绢3尺或布3尺7寸5分，叫作庸。如政府额外加役，加15天免调，加30天租调全免。额外加役每年不得过30天。租
1 隋制：京内5家为保，有保长，5保为闾，4闾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相当于闾正），党长（相当于族正），负责检查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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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调外还有两种附加税，一是地税，每亩2升，名义是作义仓储粮以备灾荒，后变为正式税收；二是户税，按户等收税，主要收钱。徭役也有“别差科”即杂役，它在一定意义上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安史之乱”后，“人口凋耗，版图空虚”，尽管政府“科敛凡数百名”，但仍“所入无几”，唐德宗时，杨炎为相，于建中元年（780）作两税法，废除租庸制和一切杂税。两税法以户为征收单位，“凡百役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定，而均收之。”1史学界在讨论两税法的含义时分歧颇多，如有的说是指户税和地税，有的说是指一半收钱，一半收谷物和其他实物，其实杨炎的两税法，就是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的户税，这从上引资料的内在逻辑联系可以看出来。2
两税法实行不久，已经废弃的“科敛凡数百名”又纷纷出笼，尤其到五代时期，正税以外增加的税收名目更是多不胜数，连民众穿鞋子、用农具都要交税，封建税收制度又到非整顿不可的地步了。
第五节 奋发向上的社会风俗
1 《文献通考》卷3。
2两宋以后，田制不立，土地兼并激烈，农民破产流亡，封建政府无法再按人户征税，于是加大地税，仍分夏、秋两次征收，唐代春、秋两次征收的户税，遂演变成了仍分春、秋两次征收的地税，这是两税法内涵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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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婚姻
魏晋南北朝掀起的民族大融合，到隋唐五代时余波未息，仍在深入地进行，反映在婚姻习俗上，便是民族间通婚的盛行。少数民族通过和亲、到内地出使、经商等途径，娶汉族姑娘者很多；汉族而娶少数民族者也不少，隋文帝的独孤皇后，唐太宗的长孙皇后便是鲜卑人。政令有时禁止边地胡、汉通婚，但各民族之间的婚姻联系并没有因此中断。统观隋唐五代的婚俗，有如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官民婚姻仍多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确定。汉族传统婚俗得到继承和占有主导的地位。如结婚年龄流行男二十，女十五上下，对此，唐初还以诏令的形式加以强调。1开元二十二年（734），玄宗敕令“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可婚嫁”，2但这只是对婚姻最小年龄的规定，从社会实际婚龄的统计资料看，当时流行最普遍的还是传统男二十，女十五上下的婚龄。又如当时择婚标准，仍讲究门当户对，多要彩礼；男子要有“才气”，女子要具备“三从四德”3等。婚事程式，仍大致遵从“六礼”那一套；在具体实行中，也可能将其中几项合并进行。4举行婚礼的时辰多在黄昏时分，婚礼仪式依旧有催妆、拜天地、弄新妇、拜舅姑、庙见等内容。这一时期，从皇室到百姓，都有实行“冥婚”即为死亡子女配婚的习俗。整个婚姻过程中，传统的习俗仍占主导的地位。
1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颁布《令有司劝庶人婚聘及时诏》，见《唐大诏令集》卷110。 2 《唐会要》卷83《嫁娶》。
3 三从四德：三从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品德）、妇言（言辞）、妇容（仪态）和妇功（家务本领）。 4 如刘复：《敦煌掇琐·婚事程式》中，就将“六礼”中的纳采、问名简化为“通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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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习俗。封演《封氏见闻录》云：“近代婚家，有障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及有卜地安帐，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上述习俗中的“近代”包括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只是继承了前代习俗、又有发展而已。如障车，就是在新娘彩车经过时，亲友邻里的年青人故意遮拥道路，要求婚家发给酒食财物，以为戏乐。这种风俗中往往夹杂无赖者勒索的恶习，史书记载，有的人家办一次婚事，被邀财物“动逾万计”，至使“婚家礼贶，过于聘财”，为此，唐朝政府曾多次下令禁止，但仍不能改变。下婿、却扇与前代无异。观花蜡，可能即“弄新妇”或后代的闹洞房，是贺喜亲朋到洞房去戏弄新娘的习俗。卜地安帐，即新郎在家门外用青布幔搭成临时帐房，称青庐，供新郎、新娘拜堂及贺喜者宴乐，这是从少数民族学来的。拜堂即拜天地、父母及夫妇互拜的传统仪式。此外，还有躝（音lan）新妇迹的习俗，它是新娘进门时，舅姑等从便门出去，再从新娘走进的门里跟踪踏进。新妇入门，“先拜猪樴（音zhi）及灶”，1以表示对新家的确认。有转席，即新娘下车脚不着土地，而是踏着从车下到门前铺好的毡褥前进，新娘每走过一条毡褥，就有青衣（妇人）将走过的毡褥转移到末一条毡褥后，这样一直接到新屋，象征传宗接代，锦绣前程。还有坐鞍，新妇走过转席，进洞房时要从事先放好的马鞍上跨过或坐一下，寓意婚后平安，据载这是从鲜卑人那里学来的一种风俗。2
三是儒教的影响弱化，女子再嫁比较普遍。这一时期，统治者实行各教并存的政策，儒家思想远未一统天下，女子在婚姻上从一而终等儒家观念的影响也就相当有限。先秦时期中原内地盛行过的烝、报婚制度，这时在内地是不多见了，但在婚姻观念自始就比较自由宽松
1 《酉阳杂俎》前集卷1《礼异》。 2 《酉阳杂俎》续集卷4《贬误》云：“新妇乘鞍，悉北朝余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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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疆少数民族中依然盛行，而且可以通婚的范围比烝、报婚更大。如突厥族“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1启民可汗死后，其子始毕可汗娶隋义成公主（启民可汗妻）就是一例，回鹘、党项、吐谷浑等边疆少数民族，也都存在父卒，妻其庶母，兄亡，妻其诸嫂，子弟死，父兄也可以娶其妇的婚俗。2受其影响，本来就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唐太宗杀齐王元吉后，纳其姬于宫中。玄宗为寿王娶杨玉环，见其貌美，乃自纳之。这些在汉族婚俗中被认为大悖伦常的秽事，在李世民、李隆基等都不以为非。皇室公主也有的一嫁再嫁。据《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记载，从唐高祖到昭宗210多位公主，可以明确看出二嫁三嫁的就有27名。唐玄宗的齐国公主，原配“张垍（音ji），又嫁裴颍，末嫁杨敷”，3是一位公主多嫁的典型人物。至于民间夫死更嫁者，多是出于生活所迫，也为习俗所容许。与南宋以后相比，就宽松多了。
二 丧葬
丧葬习俗，可按丧俗、葬俗和持服三个环节来介绍：
㈠丧俗 隋唐五代时期，从人临终到送殡，已有许多程式化的俗规，无论官民，均按此行事。包括临终属纩，它是临终老人居于正寝，以丝絮置于口鼻上，察验是否已绝气；复，即招魂；幠殓，即在正寝南窗下设床，将死者遗体安置其上，并楔齿（用角柶撑开死者上下齿）以便饭含，用燕几（小木几）固定双足，以便为其着履，然后用殓禽复盖，设帏帐遮蔽
1 《隋书》卷84《突厥传》。
2 参见《旧唐书》卷198《吐谷浑传》、《党项传》。 3 《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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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置酒脯（后世称倒头饭）祭奠；讣告，即向上级、下级或亲友告丧；吊唁致 襚（音suì，即吊唁者赠送死者衣被）。为死者洗浴、栉发、修剪指（趾）甲、饭含、袭（为死者穿上新衣、冠、履，用瑱塞耳，加面衣、手衣），设冒（用禽覆盖），移至中堂；悬重（在庭中设木牌，暂代神主牌位）、设铭旌、设燎（在庭中和堂上燃烛），以上须在初终头天做完。次日以后，又有小殓（穿寿衣）；大殓（入棺仪式）；成服（穿丧服）；朝夕哭奠；筮宅、卜日（确定墓地和下葬日期）；既夕哭（葬前二日晚上，在殡所对灵柩哭奠）；迁柩（葬前一日将灵柩迁入祖庙停放，举行祖奠，有谥号者启殡前举行赠谥之礼）；发引（将灵柩运送到墓地）；下葬；反哭（葬毕用灵车奉“重”而归，在殡所升堂而哭）；卒哭祭（一般在丧后第100天举行）；祔（卒哭后次日，将神主敬奉祖庙，与祖先合祭，祭毕仍奉神主归家）；小祥（周年祭）、大祥（二周年祭）、大祥祭后将神主正式迁入祖庙，当月（一说间一月）又举行禫祭，祭后除服。
㈡葬俗 葬俗是丧俗的一个组成部分。隋唐五代时期的埋葬形式，汉族和一部分少数民族主要是土葬；突厥、党项、一部分吐蕃人、焉耆人及部分佛教信徒实行火葬，或火葬后再将骨灰土葬，室韦、奚、契丹实行树葬，即将尸体架在树上；契丹人待尸体腐烂后还要收骨火葬；部分吐蕃人及“太原俗为浮屠法者，死不葬，以尸弃郊饲鸟兽”1叫天葬，部分吐蕃及沿海少数民族将尸体用白布包裹投入水中，叫水葬；此外在僧尼和部分佛教信徒中还流行塔葬等。无论官民，都要求死后归葬先茔，那怕死者在千里之外，亲属也要设法将遗体运回，与祖先埋在一起，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实行夫妇合葬。找不到尸体时，就举行招魂葬。这一
1 《新唐书》卷78《宗室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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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埋葬习俗中，还有值得注意者，一是厚葬之风盛行。“志在俭葬”的唐太宗，自选九嵕山为陵，墓中“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1武则天为高宗和她自己所建乾陵，周围80里，分内、外二城，其中有378间殿堂宅舍。内城朱雀门外笔直的神道上，有巨型的石狮、石人、石马、朱雀、华表碑石等，气势恢宏，威严无比。已被打开的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建筑陈设也都十分豪华。唐中宗时，“群臣务厚葬，以俑人象骖眩耀相矜，下逮众庶，流宕成俗”。2直到穆宗长庆三年（823），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奏报中还说百姓厚葬，“生无孝养可纪，殁以厚葬相矜，丧葬僭差，祭奠奢靡……生业以之皆空，习以为常，不敢自废”。3当时虽也有主张“俭薄送终”，并身体力行的，如著名医学家孙思邈永淳元年（682）殁，遗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无牲牢”。4诗人白居易死前，语其妻、侄“殓以衣一袭，送以车一乘，无用卤簿，葬无以血食祭，无请太常谥，无建神道碑，但于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传》一本可矣”。5甚至有象傅奕那样要求裸葬的，6但就整个时代而言，厚葬毕竟占主导地位，尤其在社会上层更是这样。
二是流行烧纸钱。《事物纪原》卷9云：“汉葬者有纸寓钱，谓昏晚埋钱于圹中，为死者之用。至唐王屿，乃于丧祭焚纸钱以代之也。”据《旧唐书》卷130《王屿传》记载，王屿专以祀事希倖，玄宗（712—756）时，他“每行祠祷，或焚纸钱，祷祈福祐”，说明烧纸钱是从“左道”祠祷活动开始，发展到民间用以祭奠死人。到德宗（780—805）时，烧纸钱
1 《新五代史》卷40《温韬传》。 2 《新唐书》卷113《唐临传附绍传》。 3 《唐会要》卷38《丧》。
4 《旧唐书》卷191《孙思邈传》。 5 《文苑英华》卷945《自撰墓志》。 6 《旧唐书》卷79《傅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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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习“自王公逮于匹庶，通行之矣”。1不少诗歌中，都有“烧纸钱”的描写2，到五代时，有些帝王也用“寒食野祭而焚纸币”3的方式，祭奠自己亲人了。如后晋天福八年（943）二月寒食，晋出帝石重贵“望祭显陵于南庄，焚御衣、纸钱”，4就是一例。直到近代，这一风习仍在流行。
三 节庆
隋唐五代时期的节日庆典，在继承祈神祭祖，以农为本传统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民间自娱性和皇权、佛道内容，从而使这一时期的节俗文化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㈠传统节庆的娱乐化 这一时期主要传统节日，有元旦（元正）、人日（正月初七）、上元（元夜、灯节）、社日（春社、秋社，通常以立春和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为春社和秋社）、寒食、清明（冬至后105日为寒食，寒食后一二日为清明）、上巳（三月三日）、端午（五月五日）、七夕（七月七日）、中元（七月十五日，又叫盂兰盆节、鬼节）、中秋节（八月十五日）、重阳（九月九日，又叫重九、菊花节、茱萸节）、腊八（十二月八日）、除夕（除夜、岁除、守岁）等等。
前代人每逢季节性传统节日，多以祈年报社、敬神祀祖的方式举行庆典，隋唐五代以来，
1 《封氏闻见记》卷6《纸钱》。
2 王建《寒食行》有“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一行哀哀那得到黄泉”。李山甫《项羽庙》有“停分天下犹嫌少，可要行人赠纸钱”。吴融《野庙》有“野风吹起纸钱灰”等。（参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第305—306页）。 3 《新五代史》卷17《晋家人传》。 4 《新五代史》卷9《晋出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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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庆贺节日的时候，更多的是自娱性色彩。如正月初一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人们早从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小年，就开始打扫房屋，置办年货，裁制新衣，刻制桃符，准备“辞旧迎新”了。自从五代后蜀主孟昶写了一幅“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1的名联后，民间又兴起贴春联的习俗。除夕之夜，各乡各户，爆竹齐鸣，灯火辉煌，在祈年祭神、团聚祀祖的同时，以宴享娱乐为内容的庆祝活动拉开序幕。初一早上，文人墨客竞出新作。并向历代祖宗，诸路神灵献祭。这一天，无论贫富都拿出最好的食物来享用。
唐人以正月十五为上元节，七月十五为中元，十月十五为下元。早在隋以前，从京邑到外州，百姓于正月十五夜就“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灯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2面对这一反传统的庆贺方式，隋文帝时的官僚柳彧上疏要求禁止。但到炀帝即位后，灯节人们自娱的声势更大，“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缯綵。其歌舞者，……殆三万人”。3看来，当时的庆贺活动尚以“奇技”、“百戏”为主。至唐时，上元节的活动就以观灯为主要内容了，中宗（705—710）曾“放宫女数千人看灯，因此多有亡逸者”。4不少宫女与民间彩女挽手踏歌。地方州县，远至凉州、沙州、江陵、襄阳等地，也都以寺观为中心，燃灯结彩，歌舞为乐。名曰娱神，其实乃自娱也。社日、寒食、清明、上巳、端午节，人们在举行敬神祀祖活动后，大部分时间，还是用在踏青、坐饮、吃粽子及斗鸡、踢球、拔河、摔跤、耍杂技、龙舟竞渡等自娱性活动上。中秋赏月，吃时鲜果品，重阳登高赏菊，饮
1 《宋史》卷479《西蜀世家》。 2 《隋书》卷62《柳彧传》。 3 《隋书》卷15《音乐志下》。 4 《旧唐书》卷7《中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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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赋诗，佩茱萸、食花糕等风俗，更主要是一些娱乐性活动。
㈡一些新节日的出现 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以皇帝生辰为诞节逐渐形成制度。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以八月五日他的生日为“千秋节”，并举行庆贺活动，从此直到五代，除唐德宗、顺宗、宪宗、穆宗和敬宗五帝有庆贺而不设节外，其余诸帝都设立诞节，到时全国休假1—3天，朝廷赦免罪犯，广度僧道、暂停屠宰、行刑，还举行盛大宴会，向臣僚赏赐钱物，各地官员也以礼物进献，表示祝贺。官民上下，在父母、长辈生辰时也都举办宴会，送礼物祝贺生辰。
由于佛、道盛行，这一时期的宗教节日也比前代更受重视。如自唐玄宗开始，确定2月15日为老子生辰，到时休假一日，举行奉道活动。三元（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是道教的节日，唐人每逢三元，从13日到15日，禁止屠杀渔猎，专以斋醮诵经为事。4月8日是佛祖释迦牟尼诞辰，7月15日是佛教盂兰盆节，12月8日是佛祖成道纪念日，到时佛教徒及全国上下，都要举行盛大的法会。普通百姓也在盂兰盆节时到寺院去超度自己亡故的亲人，各寺院还有百戏、娱乐活动，这使人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后，得到一个调节的机会。
四 娱乐
隋唐五代时期的文化娱乐活动，内容丰富，形式活泼，雅俗共赏，它们大部分从前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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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下来，盛行于这一时期并有创新，有些项目如百戏、游乐、竞赛等，都有较高的文化品位。
㈠百戏 百戏又叫散乐。它是隋唐宫廷九部乐、十部乐或坐部、立部乐以外音乐的总称。
1内容大致可分为歌舞戏和杂技两大类。歌舞戏类有：
大面 又叫代面，它是一种面具舞，表现指挥作战、英勇击刺的武打内容。
钵头又叫拔头、拨头，是由西域传来的面具舞，反映人与猛兽搏斗的情景。
踏摇娘 是产生于隋朝末年，流行于唐、五代时期的一种歌唱形式，唱时有管弦乐伴奏，表演者边摇顿身体边歌唱，故名。
窟礧子 又叫魁礧子，类似今天的木偶戏，由于它演唱形式简便，内容精彩，不论城乡都很盛行。
参军戏 是在音乐伴奏下表演的小型戏剧，演员有男的，也有女的，唐五代在宫廷和民间都很流行。
百戏中的杂技内容也很多，见于记载的主要有：
1《唐会要》卷33《散乐》云：“非部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总谓之百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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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橦 又叫竿木、戴竿、顶干等。它是一种难度较大又很精彩的表演艺术，表演时有头戴红帽、青巾的女艺人攀缘大竿，唐玄宗时著名艺人王大娘能戴百尺之竿，竿顶置方丈、沄州等神山，令小儿手持绛节，在山上歌舞出没。
绳伎 又叫溺巨索、走索，似今走钢丝。表演者能从“绳端摄足而上，往来倏忽，望若飞仙。”1还能在绳上倒行，两人以剑对面相刺，做欲跌而起的警险动作等，极其精彩。
踏鞠 此艺战国时就有了。它是以足带球舞动的表演，有的还能同时足舞球、手舞剑。有些突厥女子也喜欢踏鞠。2又有蹴鞠，类似今日的踢足球。前此，鞠是用革皮做的，中实以毛。唐代改用动物的膀胱，吹气扎紧为球心，形制就象今日的足球或篮球。唐以前蹴鞠不设门，而设“鞠域”（小坑），蹴入为胜。唐代设立鞠门，它是立两根长竹竿，“络网于上为门，以度球”，3比赛球员分两批，踢球入门为胜。唐代寒食节例行蹴鞠比赛。
角觝 这也是一个传统项目，又叫角力、校力、贯交、争交、相朴等，即今摔跤运动。宫廷和民间经常表演，它还被用作练兵。
马、象、犀舞 这是驯练马、象、犀等动物表演节目，为朝廷宴会或节庆活动助兴。
幻术 是汉代就从西域传入的一种魔术。隋炀帝时的幻术表演有舍利兽跳跃、神鳌负山、
1 《唐语林》卷5《补遗》。 2 《隋书》卷84《突厥传》云：“女子好踏鞠”。 3 《文献通考》卷147《乐考·散乐百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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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人吐火1等。唐睿宗时，婆罗门所献艺人，能做“将剑刺，以刀割舌”，2“吞刀吐火、嚥却锋鋩 ”3等警险动作。流行于隋唐时期的鱼龙漫衍戏，也是带有幻术色彩的节目。
此外，还有翻筋斗、跳丸、夏育扛鼎（将一口大鼎举起来）、背船（将一只坐有多人的船背在身上）等。
㈡游乐 有斗鸡、斗鸭、斗草（比在同一时间谁采的品种多，认的草名多）、斗花（比花的鲜艳、时新）、荡秋千、投壶（在一定距离外，将特制的箭投入壶中，多者胜）、博奕（包括围棋、象棋、弹棋等）、抛球（用手抛接、传递彩球的活动，球用五彩线绣成，又叫彩球、花球、绣球，当时妇女尤喜这一活动）。樗（音shu）蒲，又叫五木、呼卢。它是当时宫廷、官民、军队和突厥等少数民族男子都喜欢的一种游戏，类似骰子，常被用以赌博。双陆，又叫双六。这是有十二个棋子，双人对局的一种游戏，具有赌博色彩，这一时期从宫廷到民间都很流行。泼寒胡戏，也叫乞寒胡戏。它由西域传入，是在十一月或腊月时，“以水相泼，盛为戏乐”4的一种活动，蕃、汉官民都很喜欢，开元元年（713）十月，唐玄宗一度下令禁止玩此游戏。5其他游乐活动，还有放风筝，踢毽子、舞狮、放烟花（又叫烟火、焰火、夜花），冰戏（冰上运动）等。
㈢竞赛 上述百戏中的角觝和游乐中的斗鸡、斗鸭、斗草花、投壶、下棋等都有比赛的
1 《资治通鉴》卷180，大业二年十二月条。 2 《全唐文》卷12《禁幻戏诏》。 3 《全唐文》卷770。
4 《旧唐书》卷198《康国传》。
5 以上详参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第10章第四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29—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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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除此之外，还有几种竞赛性娱乐活动。
击球 即打马球，又名波罗球。当时盛行于宫廷、军队和民间。球用皮革做成，实以柔物，球杖长数尺，杖头如弯月，象今天的冰球棍。大多数是骑马击，也有徒步击球的，击球有专门的球场，百姓也有人在里巷、街道玩击球。正式击球时在一木板上挖一至二个球门，后接以网盛球，树于场中，以射进球门为胜。赛中双方追逐拦截，十分惊险热烈。
拔河 即前此的“拔絙”、“牵钩”，它是在一根长四、五十丈的大麻绳（也可以用“巨竹”代绳）两头分系数百条小索，挂于胸前，绳中间立一大旗，比赛时，左右两队人奋力牵引，“以却者为胜，就者为输”。1参加者可达千余人。隋唐风俗以为拔河可以“厌胜，用致丰穰”2，就是说拔河可以致丰年，故从宫廷官府到民间，都盛行这一娱乐活动。
思考题：
1． 隋唐五代文化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2． “丝绸之路”与“盛唐气象”的关系怎样？
3． 为什么说佛教在唐代已经中国化了？
1 《封氏闻见记》卷6《拔河》。 2 《隋书》卷31《地理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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