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超越雅俗与融会中西的艺术特征

张爱玲小说超越雅俗与融会中西的艺术特征

汉语言文学1702班 0601170235 徐焕燕

摘要：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与近现代通俗小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她对之又有全面的超越。张爱玲小说的特色是她善于将古、今、中、外、雅、俗有机成功地融会贯通在她的作品中。张爱玲以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学底蕴、深受西方文化新潮影响的审美品味，加上她独特的视角选择、超凡的想象力、女性的细腻情感、对人性深邃的洞察和理解、对生活的深刻感悟，形成她小说雅俗共赏的独特魅力。她的《金锁记》被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中篇小说”，他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一度在两岸三地掀起“张爱玲热”。她可以跻身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群的“第一集团”，成为最冒尖者之一，毕竟有她的道理在，这是谁也无法否定得了的。本文试图从思想内容方面和艺术表现方面说明张爱玲小说作品中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分别体现及两种艺术碰撞融合擦出的璀璨火花，并结合张爱玲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她特殊的家庭环境及个人经历简述其小说超越雅俗与融会中西的历史成因。

一. 张爱玲小说中传统艺术精神的表现

张爱玲的创作受到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是很大的，从她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张爱玲众多的小说均受到了古典小说的影响。我们从她的小说集《传奇》来看，“传奇”之名，起于晚唐裴铡的小说集《传奇》，后来逐渐被认为是一种小说的体裁，并作为唐人文言小说的通称而沿用。作者大都以史家笔法，传奇闻异事，唐传奇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张爱玲将自己的小说集命名为《传奇》，是有受到早期传统小说的影响和启发的，张爱玲的《传奇》与唐传奇之间应该有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一是强调对于“传奇”的理解不同。唐传奇有“搜奇记逸”“作意好奇”之意，目的是将奇诡动人的故事传示于人，有闻加工，无闻虚构，从而使小说所传之“奇”，成为有意为之之奇，使有限的文字生出无限的波澜，以曲折委婉的情节引人入胜。而张爱玲的《传奇》之意却全然不同，她曾这样解说《传奇》的封面，一张晚清的时装仕女图。画中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晚饭后恬静的家常一幕。可是栏杆外，有个没有面目、比例不对的人形，突兀地伸进头来，像个鬼魂，非常好奇地孜孜向里窥视“这是现代人”。那个“像鬼魂似的”“现代人”，正是张爱玲自己姿态的写照，张爱玲从市民家庭的窗口—通过“家常的一幕”来窥视这个都市，这是小说集《传奇》总体观照的视角。张爱玲曾坦言她对于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并且张爱玲对张恨水、朱瘦菊的作品极为佩服。王德威说“张爱玲即是自鸳蝴派汲取了大量养分”的论断是很有道理的。而夏志清则有更进一层的发挥：“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文章里就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例如她喜欢用‘道’字代替‘说’字。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的脾气的给她摸透。《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地道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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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1】的确，张爱玲笔下的小说大多是中国人的俗世的人生与俗世的故事。说到俗可以说简直俗不可耐”。她的几篇被最“看好”的小说，如《沉香屑·第一炉香》和《金锁记》就是写梁太太和曹七巧的“性饥渴”的故事；而《倾城之恋》写的是白流苏“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

我们再来看她是如何用作品诠释“传奇”的。香港传奇—《倾城之恋》，倾城之恋作为小说的标题，首先给读者的期待视野是，书中将讲述一段传奇且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倾城倾国”一词语源自《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形容女子容貌极美，美到令众多的人倾慕、倾倒的程度。小说标题会让读者直观的解读为出现了美到倾城倾国的女子，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结果。但书中的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白流苏与范柳原成婚，求生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倒是在“倾城”的另一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在这个意义上，倾城之恋名副其实，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使他们做成了一对平凡的夫妻。读完了这篇小说，就会发现，离奇曲折、可歌可泣的爱情传奇其实是不存在的，所谓传奇，其实具有反讽的意味。张爱玲正是通过凡人小事的故事，通过生活中日日演出的浮世悲欢，来表现人生、人性的真实，来表现永恒的“人生安稳”。在她看来,平凡的生活本身才是传奇。这一点，张爱玲突破了传统上“传奇”的意义。

二表明与唐传奇相类的通俗的审美趣味。唐传奇以愉悦性情为宗旨，有着通俗的审美趣味和包括士大夫在内的广大的阅读群体。张爱玲小说被评论界称为“市井小说的色彩”，则主要指她作品中的通俗倾向。在对张爱玲有影响的现代作家中，既有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张恨水，又有新文学作家中的实力派代表老舍，而这些作家的创作都是以”通俗化”为主要特征的。通俗化是张爱玲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创作特点，在她的散文中，这种倾向和理想表现得更为鲜明。而兴盛期的唐传奇涉及爱情、政治、豪侠、神仙等诸多方面，其中以爱情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关注个体生命和个体情感，尤其关注女性的情感和命运，《离魂记》、《莺莺传》、《霍小玉传》等代表作品均以生动的笔墨、动人的情感表现男女之情而获得巨大的成功。中国传统世情小说都是以普通的市井人物及其家庭、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为内容，对世态进行细腻传神的描写。

从明朝的《金瓶梅》到近代的《海上花列传》，都是张爱玲熟读的书,张爱玲还将用吴方言写作的《海上花列传》翻译成普通话版本，后又译为英文。张爱玲创作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她有将这些知识的方方面面加以融会贯通的“才情”。

“我是熟读《红楼梦》，但是我同时也曾熟读《老残游记》，《醒世姻缘》，《金瓶梅》，《海上花列传》，《歇浦潮》，《二马》，《离婚》，《日出》。”“我一直就想以写小说为职业。从初识字的时候起，尝试过各种不同体裁的小说，如‘今古奇观’体，演义体，笔记体，鸳蝴派，正统新文艺派等等。” 【2】张爱玲小说在选材方面与上述传统小说的选材有着相一致的视角，如《半生缘》里描绘的都是万街巷间那些最普通的人生,他们的情感都渗透于平平淡淡、不以为奇的家常琐事，《等》、《封锁》更是只选取了战争期间，上海普通人们日常生活场景的一个时段,平庸琐细的对话和生活状态，但张爱玲对平常平淡表象下的人性剖析深刻，大大突破和超越了传统小说。张爱玲的小说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无涉，而以个体生命为本位、以凡人小事为内容、以男女之情为基本视点，她在《自己的文章》中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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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悠的。”

张爱玲小说在叙述体式、人物白描、细节描写、讽刺手法等方面明显承袭了古典小说的写作技巧，运用自如但又有所创新。张爱玲模仿了宋元说话的“讲史”这种“讲故事”的形式，这种手法的运用在作品《沉香屑第一炉香》体现出来：“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都采用这种形式,之后的其它小说虽然开头第一人称隐去,但给人感觉还是在讲故事,读来分外亲切,使其在形式上表现为极强的市井小说的色彩这也正是她小说被人为“新鸳蝴体”或“新洋场小说”的原因。

白描绘形，略貌取神，是我国古典小说写实主义的传统技巧，起源于绘画艺术，成熟于小说创作。就是用凝炼、形象的语言对人物富于个性的形貌进行勾画，来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和性格特征。例如《聊斋志异》中对身份不同的三位女子的描绘，闺阁女子青凤“弱态娇生，秋波流慧”；村野女子婴宁“执杏花一朵，俯首自替举头见生,遂不复替,含笑拈花而入”；风尘女子雅头“秋波频顾，眉目含情”，同是写眼睛,一个是聪明斯文,一个是坦率而羞涩,一个是惯见世面而常带风情。

张爱玲在人物白描上深得其妙。以其代表作《金锁记》为例，来看曹七巧的出场。“兰仙云泽起身让坐,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掉了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给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四下里一看，笑道：“人都齐了。”今儿想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迟到—摸着黑梳的头谁教我的窗户冲着后院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我们净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通过张爱玲用凝练准备形象的语言对曹七巧这个人物进行了刻画，精明、泼辣、难缠、刁钻的曹七巧便跃然纸上，笔者初读此段时立刻联想到了红楼梦里王熙凤出场时的情形。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楼梦》对张爱玲潜移默化的影响。《红楼梦》代表了我国古代叙事文学的最高成就。而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最大，她对《红楼梦》痴迷到从小手不离卷的地步，并将“红楼梦未完”列为“三大恨事”之一，更是熟读到“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张爱玲作品高质高产的1943-1944年作解的语言风格私语汇酷似《红楼梦》，特别是当一读到《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人物的对白时，恍然在读《红楼梦》一般，还有些细节也看得出《红楼梦》的影子，如《沉香屑第一炉香》”她晚儿穿着一件雪青紧身袄子，翠蓝窄脚裤，两手抄在白地平金马甲里面，还是《红楼梦》时代的丫环的打扮。”《花凋》则被看作现代《葬花词》,不仅作品的名字来源于的《葬花词》，而且主人公郑川嫦也被张爱玲称作“现代林黛玉”。在张爱玲14岁时，就曾以现代社会为背景写过小说《摩登红楼梦》。张爱玲对《红楼梦》的考据更是着迷到疯狂的境界，“十年一觉迷考据”，完成了《红楼梦未完》、《红楼梦插曲之一一高鹦、袭人与蜿君》、《初详红楼梦一论全抄本》、《二详红楼梦一甲戌本与庚辰本的年份》、《三详红楼梦一是创作不是自传》、等十八万字的研究文章。因此,《红楼梦》对她的影响深入灵魂,也自然而然流于笔端、渗透于字里行间。

从周瘦鹃后来描述他们的初次见面的情景与他对张爱玲作品的见解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张爱玲室受到红楼梦极大影响的：最近却做了两个中篇，演述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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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故事，要我给她看行不行，说着，就把一个纸包打开来，将两本稿簿捧了给我。我一看标题叫作《沉香屑》，第一篇标明《第一炉香》，第二篇标明《第二炉香》，就这么一看，我已觉得它很别致，很有意味了。当下我就请她把这稿本留在我这里，容细细拜读，随又和她谈起《紫罗兰》复活的事，她听了很兴奋，据说她母亲和她姑母都是我十多年前《半月》、《紫罗兰》和《紫兰花片》的读者，她母亲留法学画归国，读了我的哀情小说，落过不少眼泪，曾写信劝我不要再写。可惜这一回事，我已记不得了。我们长谈了一点多钟，方始作别。当夜我就在灯下读起她的《沉香屑》来，一壁读，一壁击节，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Somerset Maughm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不管别人读了以为如何，而我却以为“深喜之”了。一星期后，张女士来问我读后的意见，我把这些话向她一说，她表示心悦神服，因为她正是S.Maughm作品的爱好者，而《红楼梦》也是她所喜读的。我问她愿不愿将《沉香屑》发表在《紫罗兰》里，她一口应允，我便约定在《紫罗兰》创刊号出版之后，拿了样本去瞧她，她称谢而去，……张女士又拿出一份她在《20世纪》杂志中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国的生活与服装》来送给我，所有妇女新旧服装的插图，也都是她自己画的。我约略一读，就觉得她英文的高明，而画笔也十分生动，不由得深深佩服她的天才。如今我郑重地发表了这篇《沉香屑》，请读者共同来欣赏张女士一种特殊情调的作品，而对于当年香港所谓高等华人的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也可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3】周瘦鹃是第一个赏识并在她还是新手时“郑重”推出张爱玲的人，这对张爱玲的能一炮打响，是起了极大的助力。在这“第一评张者”的笔下，不仅指出她作品所受中外古今的优秀文学作品的影响，使作者觉得极为中肯，而且将“天才”、“高明”等高规格的评价词汇献给了这位刚步上文坛的女性，而且看到了她的“别致”和“特殊情调”。

二. 张爱玲小说中现代的艺术表现手法

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始于19世纪晚期，在二十世纪达到繁盛。这是一场呈现多元面貌的文学运动，其中较有影响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文学等,向传统的理性观念和现实主义发起挑战，现代主义文艺的革命性变化在于大胆创新和背离传统。深受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熏陶的张爱玲，在继承传统文学精华的同时,借鉴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许多表现手法,同时开拓创新，找到了只属于她自己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步调。

现代文学视角的应用。张爱玲突破了传统文学中好坏对立的简单价值判断和单一的人物形象模式，现代文学中对人生命价值存在的意义的深人挖掘以及对人复杂的多面性的剖析给了她全新的创作灵感，给她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一切的变动、一切的冲突，归根结蒂都在“人”那里，人性话题是世界永恒共通的话题。张爱玲面向人间，通过以人的生命活动为内容的生活图景去反映那个纷纭繁杂的世界。在这种文学主张指导下，张爱玲选择了发掘人性，发掘凡人的人性，从而发掘洋场社会生活本质的独特的艺术视角。通过现代的文学视角,把人性的悲剧提高到一个人类生存的总体背景上来把握,使作品和人物具有更加丰厚的美学内涵。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世界集中笔墨写的是人和人性。人性有人性善和人性恶。但张爱玲专写人性恶，她致力于挖掘人牲的被践踏、被扭曲的过程，达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步。如果要给张爱玲的小说找一个喻体，我会选择《聊斋志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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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篇的厉鬼，乍看之下诡秘而香艳，颜色剥落后，露出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真容。 《沉香屑·第一炉香》无疑是其中翘楚，这篇文字与其说是言情，不如说是世情甚至奇情更恰当。作者用她的文笔描画出一张艳丽玄妙的画皮，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那股寒意也越来越深重。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欠分明。但我以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这一点上,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在人物塑造方面她说“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

前文提到张爱玲称她自己的创作是葱绿配桃红参差对照的艺术，从这种对照中更加反应出人性的多面性，这也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另外一个特点，她笔下的人物不是单一的绝对的好人或坏人而是不彻底的人。这种不彻底也让她作品中的人物更加饱满生动、立体形象。还是以作家的作品为例，例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虽然他的人性中有自私、懦弱、虚伪的一面，但他的初衷还是想做个“好男人”，而且也付诸了行动。他侍奉母亲、提拔兄弟，对待朋友周到、经心、义气。虽然出身寒微,但他好学上进，“半工半读”,勤奋工作,在公司小有成就。尽管社会的要求与人性的背离使他只是在做大家眼中的“好男人”,但他不是个完全堕落的人,他的人性中也是有亮色的。《金锁记》中，曾拥有青春温情曲忆的曹大姑娘变成了凶狠残酷的姜老太婆。登上本不属于自己的“二奶奶”的位子后、曹七巧一生的目标就在奋力占有二笔死钱，同时她自已也被死钱所占有而长期的爱情生活得不到满足。加上出身卑微的她，在门第森严的大家庭里人格受到排挤和歧视，遂造成她的心理变态。她要发泄、要报复，自己得不到的也不想别人得到。她残酷无情地破坏亲生儿女的幸福与爱情。

张爱玲用她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塑造了角色形象。她能进入情境，写出她们最细微的心理变化，又能超脱角色，毫不留情地指出她们的弱点。张爱玲仿佛局中人又似局外人，她在作品中没有顾影自怜，她只是静静地、冷冷地写，仿佛一位冷眼旁观者，旁观与己无关的人与事、但我们从中又分明看到她的对人类悲悯的心。她的小说在具有地道的中国式的古典味的同时，又具有和同时代作家作品相比而言极具先锋意味的时代内涵。她一方面醉心于在古典的传奇性的氛围中筑造她的形象世界，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上，细致地描绘沪港社会里遗老遗少太太小姐们的生活及各种人生世态；另一方面，她又潜心于对人性做非常现代的感悟与破译，写出人与人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正是这种现代的文学视角选择使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她将通俗文学作为是一种丰富的、有用的资源，而又另辟蹊径吸收先锋新潮思想，使二者在自己的作品中浑然天成，从而对通俗文学又有全面的超越。

象征手法的运用。例如张爱玲早期的短篇小说《封锁》，题目即有象征意味，表面上是指战争期间城市的封锁,实际上象征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人与人内心世界的封锁和隔膜。吕宗祯和吴翠远偶遇在封锁状态下的电车上，互相敞开了平时封锁着的内心世界，而在封锁解除后,也就是生活恢复常态后，又将心灵封锁起来,各自回到各自的套子里。吕宗祯下了电车回到家里，吴翠远的脸己经模糊了，最意味深长的便是小说的结尾“饭后，吕宗祯接过热手巾，擦着脸，踱到卧室里来，扭开了电灯。一只乌壳虫从房这头爬到房那头，爬了一半，灯一开，它只得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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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的正中，一动也不动。在装死么在思想着么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罢然而思想毕竟是痛苦的。宗祯捻灭了电灯,手按在机括上,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地在爬。他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案里去了。”使读者不禁要联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那“乌壳虫”正是吕宗祯自己，正是现代人生存实况的真实写照。

心理分析手法的运用。对此傅雷先生这样评价“第一是作者的心理分析,并不采用冗长的独白或枯索繁琐的解剖,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七巧、季泽、长安、童世舫、芝寿,都没有专写他们内心的篇幅但他们每一个举动,每一缕思维,每一段对话,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两次叔嫂调情的场面,不光是那种造型美显得动人,却还综合着含蓄、细腻、朴素、强烈、抑止、大胆,这许多似乎相反的优点。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使在没有动作没有言语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例如童世舫与长安订婚以后„„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的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苏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草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一一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还有什么描写,能表达这一对不调和的男女的调和呢能写出这种微妙的心理呢和七巧的爱情比照起来,这是平淡多了,恬静多了,正如散文,牧歌之于戏剧。两代的爱,两种的情调。相同的是温暖。”“至于七巧磨折长安的几幕,以及最后在童世舫前诽谤女儿来离间他们的一段,对病态心理的刻画,更是令人‘毛骨惊然’的精彩文章。【4】

时空转换手法蒙太奇的运用。如《金锁记》“风从窗子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已经褪色了，金绿山水换了一张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也老了十年。傅雷先生对此评价说“这是电影的手法空间与时间，模模糊糊淡下去了，又隐隐约约浮上来了。巧妙的转调技术，新感觉派在小说中也用到类似的电影的表现手法，并且张爱玲当时喜欢读穆时英的小说。这是过渡意象，犹如电影蒙太奇，作者将镜头定位于一面镜子，通过镜子里的物象由清晰到模糊，又由模糊到清晰，把七巧十年前后的生涯衔接起来。既造成叙述上的跳跃性，又使七巧十年岁月中的寂寞孤独的心理在镜中物象的变化中尽在不言却又表现的淋漓尽在。运用这种过渡意象手法远比一般的叙述手法深刻而耐人寻味得多。

三．张爱玲小说雅俗共赏与中西合璧的历史成因

张爱玲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雅俗兼顾的作家，作家小说能体现出雅俗共赏与中合璧的艺术特征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这些原因包含主观和客观两方面，主观方面的作家本人的“天才式”才情和深厚的知识结构和特殊的家庭环境及个人经历，客观原因是国家处于非常时期，文学面临特殊境遇，且三四十年代的沪港社会，是五光十色的洋场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其历史的特殊性。封建文化和现代文化在这里相互争夺、相互更替，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在这里相互竞争、相互渗透，还有在这个特定的时空里生活着特殊群体和文化接受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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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沦陷区文学的历史背景

从抗日战争发生到1940年代，战争使整个国家处于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通俗文学面临着特殊的境遇。从“五四”以来发展着的新文学运动不得不适应战时的形势，担负起民族救亡的使命。四十年代的文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与战争和救亡发生紧密的联系，成为文学的主流。战时的地域、政治、经济、 文化，制约着文学的风貌，文学由此划分为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 沦陷区文学三个部分。从整体上看，雅文学与俗文学两大文学潮流对立的局面渐趋势消解。一方面，新文学作家由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向内地后方和农村移动，文学逐步得到扩散和普及，新文学的通俗化便日益提上日程；另一方面，党派性强烈的激进的文学被爱国的、统一战线的抗战文学所代替，新文学作家开始和通俗作家进行联合。在抗战进入持久阶段的大后方和沦陷地区，政治性文学一定程度的缓解、松弛，左翼青年读者的流失，也给消闲文学留出了空档。另一方面，通俗文学移步换形地将文体形式和审美情感更多地也向“雅” 的方向移动，通俗小说不仅大量采用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写法，而且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文学的现实批判性，加强了历史的、文化的探索精神。除此而外，适应读者趣味、争取广大读者也是影响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因而介于雅与俗之间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受旧派小说影响的新小说家也渐渐涌现。此时的上海，因新文学的地盘一时间凡乎空出，通俗文学市场的需求突然增大，显得格外繁荣，直到抗战胜利后仍然如此。在这样的客观历史背景下，张爱玲的小说出现了。“张爱玲四十年代的小说成就，有她本人的天才成份和独特的生活积累条件，也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到这个时期的一个飞跃。她的小说，使得现代小说有了贴近新市民的文本，既是通俗的，又是先锋的，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是中国文化调教出来足以面对世界的，因而也绝不是孤立的现象。【5】

张爱玲创作的黄金时代到来时，是有特殊的客观环境因素的。在这方面柯灵却有精辟的论述：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之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好处是与祖国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短处是无形中大大削减了文学领地，譬如建筑，只有堂皇的厅堂楼阁，没有回廊别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的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年—1945年），是命中注定的，千载难逢，“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6】

要出现一个张爱玲不仅要有时代的大背景的氛围问题，再一个不可或缺的是地域特色与接受群体的问题。张爱玲生长在上海，又曾到香港读书，后来又写“红”于上海。她作品中的地域特色就是“沪港洋场”，她的主要接受群体是有别于中国老儿女的中国“新市民”。她写小说时，脑子里时时想到“上海人”：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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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7】张爱玲小说的地域特色是洋场，是沪港洋场。她笔下最活跃的是上海人和在上海发生的故事。“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俗世的情调”【8】这些俗世的故事是中国老儿女们最喜欢听的，可是张爱玲的小说却又与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些隔阂，因为她是将古老的“梁祝”故事，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是新市民是狂热地欢迎的。她是对都市通俗小说品质的一种提升：“衰败的旧家庭、没落的贵族女人、小奸小坏的小市民日常生活，与新文学传统中的作家对人性的深切关注和对时代变动中道德精神的准确把握成功地结合起来，再现出都市民间文化精神。因此她的作品在精神内涵和审美情趣上都是旧派小说不可望其项背的。……那些乱世男女的故事，深深打动了都市动荡环境下的市民们。应该说，这种乱世感对张爱玲来说是真实的”【9】张爱玲的艺术本能，使她在各种矛盾的艺术元素间，寻找并组成了她所需要的那一种和谐与统一。其中最基本也是最具特色的便是特色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她对于生活、对于形象的接受、把握方式，是古典小说和流行的通俗小说所不能拘限的。她的作品使人看到，她怎样较为成功地调和了两者——中国旧小说与西方现代小说的不同情调，在似乎相克不和谐的艺术元素的化合反应中，找到了自己的那一种独特的‘调子’。

（二）自身知识结构的宽博和融汇贯通的才情

张爱玲能被冠以天才作家之名与自身的才情和好学是有原因的。范伯群先生曾郑重指出“我们以往的现代文学史是不完整的, 只是“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10】这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文坛对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忽视。现代阶段,小说在我国文坛上一跃而为正宗, 与此同时, 文坛上也出现了明显的雅俗对峙的局面, 即新文学作家与现代通俗作家的对立。两者在当时的文坛显然并不处于同等地位, 新文学作家是主流, 而通俗作家偏居文坛一隅。1917~1937年, 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基本是对峙发展, 而 1937 年后由于抗日局势的变化逐步出现了雅俗融合的大趋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张爱玲通过对五四新文学、西方现代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广泛借鉴与消化吸收, 在自己的创作中充分展示了雅与俗多种因素巧妙融合的特点, 使其作品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小说艺术至境。她追求语言的典雅与平易、形式的新奇与传统、故事完整与内部创新的高度统一,既贴近读者而又不完全迎合读者, 这些因素的共存使她的小说在雅与俗之间找到了独特的契合点, 浑然天成而不露痕迹。张爱玲的小说在 40 年代文坛所引起的哄动效应是空前的, 她的作品不仅受到广大市民阶层的广泛喜爱, 而且得到了傅雷、周瘦鹃、柯灵、夏衍等文人雅士的喜爱, 实现了在现代文学小说发展中罕见的雅俗共赏局面。

可是如果张爱玲只是向古典和现代的旧小说或通俗小说学习，那么张爱玲也不成其为张爱玲。张爱玲发展了通俗作家的本领与技巧，她是“俗事雅写”，她超越雅俗：“张爱玲雅俗兼赏，因此她的小说里所表现的感性，内容也更为丰富。”张爱玲要在超越中达到“提升”的目的：“《金锁记》长达50多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篇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文章风格很明显地受中国旧小说的影响。但是中国旧小说可能任意道来，随随便便，不够谨严。《金锁记》的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却极尽深刻之能事。从这点看来，作者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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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西洋小说的影响多。”【11】也就是说，她对这篇作品的意义的开掘深度，她对作品中人物心理的探究的深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时代已经进入了20世纪40年代，她觉得不能再用自己前辈那种“旧事旧说”的手法，向40年代的“新市民”去喋喋不休地啰嗦唠叨了。她融汇了弗洛伊德的学说和西洋小说的影响，去充实故事的内涵。

（三）张爱玲成长经历及所受教育对其创作的影响

作家的人生经历不仅是其创作题材取之不尽的源泉，而且也往往是其性格心态、思想意识形成的基础,它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作家的创作。研究一个作家是有必要将其创作和生平结合起来综合分析的。而在人的一生中，童年、少年的生活尤其重要。童年、少年时期是作家观察的起点和灵感的初源，它蕴藏着作家最初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包含着细微的观察视角和创作无意识。张爱玲作品中表现的社会氛围、文化背景、家庭环境、人物形象、生活际遇、人生态度与她自身特殊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经历密不可分。纵观张爱玲的一生，张爱玲的身世足以称的上时一部苍凉哀婉而精彩动人的女性传奇史。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读者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作品基调充满苍凉意味，人们将这种作品基调高度凝练概括后称之为荒原色。张爱玲的小说落笔尽是遗憾，这是一种彻骨的悲剧感，作家作品中之所以喜用“苍凉”、“寂寞”、“荒凉”之类的字眼来形容人生，与其自身的悲凉处境一致。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宦，祖母则是晚清权重朝野重臣李鸿章的长女。如此盛极一时的光荣只属于先人。到了她这一代，因为父母关系不合最终离异，父亲在张爱玲14岁时迎娶继母，而继母又对稍有不满意便拳打脚踢，父亲更是扬言要杀了她，并且她在父亲的囚禁下一个人度过了17岁的生日。再者在与胡兰成的爱情婚姻中，张爱玲爱的痴苦，胡兰成负的轻薄，胡兰成给张爱玲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可以说胡兰成成了张爱玲心里不可磨灭的痛，这些经历造成张爱玲心灵沉重的衰落感，对那时的她而言，情亲是没有的，人情是冷漠的，爱情是虚无的。现实的苦难和身世的不幸对张爱玲个人而言固然显得有些残酷，家庭的不幸使得有家不能归的张爱玲把儿乎所有的情感都投入到学习和写作中,由此而生发出来的彻骨的悲剧感蕴含在作品中，产生了巨大的艺术魅力。无论作家用怎样流丽俊俏的文字，写出怎样可笑或传奇的故事，终不免露出悲音。那种渗透着个人身世之感的悲剧意识，使她能与当时时代生活中浮荡的悲剧气氛相通，从而使得作品意境更加广阔深邃。可以说她的悲，与世纪人的命运和性情相通。

中西两种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一方面来自她的父母和姑姑。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遗少式的人物，习性作风不好但风雅能文，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浸染了她的古典文学初识。张爱玲在少年习作《天才梦》中曾说：“我三岁时能背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持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他的泪珠滚下来。”而张爱玲的母亲则是一个果敢的新式女性，敢于出洋留学，敢于离婚，母亲的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更为西方化的。她母亲第一次从海外回来时，就在张爱玲幼小的心灵中撒下了西方文化的种子。据张爱玲后来在《私语》中说，母亲的回来使她十分兴奋,“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了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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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下雨的，法国是睛朗的，可是我没法娇正我最初的印象。”母亲教她英文、画画和钢琴。她跟着母亲读老舍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二马》，并从此喜欢上老舍的小说。张爱玲的姑姑曾和她的母亲一同留洋，也是一位自立刚强的职业女性。张爱玲逃出家投奔母亲后不久，母亲又留洋，张爱玲就一直与姑姑生活在一起。中西两种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来自她自己的经历，受父母的影响，张爱玲从小会背唐诗，从小接触英文，她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就读时就曾在校刊发表过英文文章，后来《五四遗事》等作品均是用英文写的。张爱玲姑姑曾经谈论到，她的英文出奇之好，好过中文，她的姑姑也赞叹她是：‘真本事，随便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且后来她又去香港接受了大学教育，在中西文化共融的香港，张爱玲可以借助英文对国外小说进行广泛的阅读，这段经历对她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发展变化的，当人们在时间上离开历史现象的距离越远时，往往对历史现象的真实面貌看得更客观、更准确,看张爱玲的小说也是如此。“张爱玲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一个复杂的存在,是一个多面立体的人物”【12】张爱玲的小说有一种别具一格的魅力，在她笔下, 细致而又传神的写实手法与充满生命感悟的空灵、传统小说的故事性与她对人生与人性的独到见解都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在现代文学史上描绘出一幅远观近看皆相宜的艺术图画。近前细观，我们看到众多的意象、艺术手法的运用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 缤纷的色彩、 精当的比喻、繁复的细节像无数艳丽的小花开放在眼前；登高远眺, 却见这些小花共同组成了人生苍凉的图案。

张爱玲的小说超越雅俗兼具融会中西的艺术特征，贴近生活还原那个时代的真实，谁都可以读得懂，但懂的深度不同。雅的糖块溶解在不透明的俗的咖啡中，这里已经分不清是谁征服了谁，可以说是雅文学的胜利，也可以说是俗文学的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对张爱玲作品的认识和深入研究，人们会越来越多地发现张爱玲作品的内涵以及她为中国文学史所创造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C】//子通,亦清.张爱玲评说60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373页 ［2］张爱玲.女作家聚谈会【J】.杂志，1994，（第13卷）：45页

［3］周瘦鹃.写在紫罗兰前头【C】//子通,亦清.张爱玲评说60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20—22页 ［4］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傅雷.傅雷全集（第17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56页

［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463—464页 ［6］柯灵.遥寄张爱玲//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4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427页 ［7］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4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20页

［8］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C】// 子通, 亦清.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389页 ［9］陈思和.张爱玲现象与现代都市文学【C】// 子通,亦清.张爱玲评说60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494—495页

［10］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 上) 【M】.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

［11］夏志清.论张爱玲【C】// 子通，亦清.张爱玲评说60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265页 ［12］宋明炜.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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