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寓言的艺术特色

柳宗元寓言的艺术特色 柳宗元寓言的艺术特色【1】

摘 要: 柳宗元的寓言创作继承了先秦寓言的创作经验,借鉴了印度寓言和六朝传奇的艺术手法,深深植根于中唐社会的土壤,彰显鲜明的社会讽刺主题;善于对动物进行人格化的创造;故事情节完整,曲折有致;寄寓机智巧妙,灵活多变,体现出其独有的艺术特色。

柳宗元的寓言促成了寓言文学的独立性、促进了寓言创作方向的转化,对中国古代寓言在唐代的复兴所做出的贡献有口皆碑,对唐以后的寓言创作的影响更是深远。

关键词: 柳宗元寓言 艺术特色 创作成就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其一生主要致力于散文创作,尤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游记散文,常常让人沉醉于那山水意境之中。

除此之外,柳宗元的寓言创作同样取得了突出成就,贡献巨大。 他继承了先秦寓言的创作经验,借鉴了印度寓言和六朝传奇的艺术手法,创作了数量不多却弥足珍贵的精品佳作。

他使寓言单独成篇,成为了新兴的文学样式;在寓言的思想内容、题材、手法、表现形式上都有诸多创新,这使得中国寓言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重又大放异彩,体现出其独有的艺术特色。

一、深深植根于中唐社会的土壤,彰显鲜明的社会讽刺主题 柳宗元寓言深深植根于中唐社会的土壤,把先秦寓言的政治哲理主题转变为社会讽刺主题。

他的寓言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安史之乱”后唐朝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内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官僚党争、皇帝昏庸,外则异族侵扰、险象环生。

《罴说》就是一篇针对唐朝藩镇割据所写的寓言。

一个没有实际本领的猎人,企图利用动物之间相畏的这种自然现象,用竹管吹出各种动物的声音来捕获猛兽,最终被罴吃掉。

从结句“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可以看出这篇寓言的针对性是很强的,直言不讳地揭露了当时朝廷那种“以藩制藩”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如不革除弊政,加强中央集权,而继续采取“以藩制藩”的错误政策,就必然会落个与猎人一样的可悲下场。

其矛头直指朝廷,嘲讽大胆,批判尖锐,揭露深刻。

《永某氏之鼠》则是对朝廷中宦官掌权这一现象的批判。 通过描写在主人的庇护、纵容下作恶多端的老鼠,嘲讽了那些抓住侥幸得到机会就任意胡作非为之徒。

在文中,柳宗元无疑是把“窃时以肆暴”、贪婪暴虐、恃宠放纵、无恶不作的宦官比作老鼠,指出他们的丑恶。

《鞭贾》则揭露了官场腐化这一事实。

其中写一个精通经商之道又善于玩弄权术的商人,用诈骗的手段将一条用栀染成黄色并涂上一层蜡,而“其内则空空”的马鞭以惊人的价格卖个一个富家子弟,后来鞭子折断,富家子弟落马摔伤,险些丧命的故事。

揭露了当时那些没有真才实学而善于自我吹嘘、阿谀奉承,去猎取高官厚禄者。

此外,《捕蛇者说》严格意义上虽是一篇有关政治的散文作品,但其深刻寓意不容忽视,一直以来,其也被看作是广义上的寓言作品。

柳宗元在文中通过记叙以捕蛇为业的蒋氏一家及其邻居的不幸遭遇,反映了劳动人民悲惨的现实生活,揭露了“苛政猛于虎”的黑暗现实。

柳宗元还有少数几篇寄寓精微哲理的寓言,这些寓言从正面说理,表达了政治改革思想,把深刻的教训性与强烈的讽刺性自然地融会一体,表现了朴素的辩证思想,发人深省。

例如《种树郭橐鸵传》,作者巧妙地把郭橐鸵“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种树之道“移之官理”,说明做官治民必须顺应老百姓的生活和劳作规律,使得他们“蕃吾生而安吾性”,对那些“好烦其令”,“虽曰爱之,其实害之”,骚扰百姓的昏官庸吏给予了辛辣的讽刺。

二、善于对动物进行人格化的创造

我们熟知的先秦寓言故事常用历史故事、民间故事或生活故事为题材,除了庄子寓言有一部分以自然物为主人公的故事外,其他寓言极少

用拟人的写法写自然物,寓言最有效的手法之一的拟人法在先秦以至汉魏时期寓言中都运用不充分。

这成为中国古代寓言的弱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寓言的发展。

柳宗元受到了印度佛教寓言的影响,创造性地继承先秦寓言的传统,借鉴并出色地运用拟人化的艺术手法创作了大量以动物为主体的寓言,如《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黔之驴》等。

柳宗元根据自己的视角,在选取庞然大物的“麋鹿”、“驴”的同时也将视角关注于前人不轻易触及或未曾触及的鼠、屎壳郎的身上。

在《骂尸虫文》中更是将寄生于人身上的“尸虫”作为选取的对象,其选取形象之大胆在当时可谓开古今之先河,令人叹服。

柳宗元在塑造这些寓言形象之时,特别善于捕捉各类大小动物的特征,采用白描手法勾画,把动物拟人化描摹其各自的性格和行为。

如写“虎”,是“蔽林间窥之”、“远循”、“甚恐”、“荡倚冲冒”;写“狗”,是“扬尾皆来”、“时啖其舌”。

这些形象已深入人心,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寓言形象。

特别是《黔之驴》中的“驴”以“出技以怒强者”的可悲形象,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文学艺术形象画廊中不朽的经典,“黔驴技穷”这一成语也流传至今。

三、故事情节完整,曲折有致

先秦寓言已经具备了寓言的基本要件,即有故事情节,有比喻寄托,不过故事情节一般还比较简单。

如我们熟知的《韩非子五蠹》中的寓言“守株待兔”,其只用了一个长句子讲述故事,以讽刺“法先王”的保守主张。

柳宗元的寓言,故事情节不但完整,而且复杂曲折,生动有趣,富有艺术感染力。

仍以最著名的《三戒》之一的《黔之驴》为例。

文中先写一个好事者用船载了一头大驴到贵州,因无用“放之下山”;接着写林中老虎见后的反应:由“以为神”到“窥之”、“稍出近之”;由“大骇远道”、“甚恐”到“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由

“近出前后,终不敢搏”到“稍近益狎,荡倚冲冒”,终于发现驴只有“蹄之”的本领;最后写虎“断其喉”、“尽其肉”。

整篇故事写得波澜起伏,曲折多变,扣人心弦。 四、寄寓机智巧妙,灵活多变

寓言不同于一般故事的显著特点是比喻寄托,言在此而意在彼。 故事是寓体,寓意是本体,而寓意就暗含在故事之中。

柳宗元寓言通过各种方法将寓意寄托在故事之中,机智而巧妙,灵活而多变,含蓄而深沉,使得寓言形象的描写和讽刺内涵的深刻寄托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且其极善于抓住寓体与寓意的契合点,用一两句话就能使得内涵得以深化。

再以前面所举寓言《鞭贾》为例,从故事的内容层面来看,是讽刺那些平庸无能的小人求其过分的欲望,然而作者笔锋陡转,又从商场联想到官场,对那些玩弄市侩手段骗取朝廷信任的世家豪族、宦官等政治投机分子进行了抨击,甚至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当朝皇帝。

柳宗元寓言题材广泛,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形象生动,结构完整,语言凝练,体现出其独有的艺术特色,也有着很高的成就,在中国寓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标志着中国古代寓言由政治哲理寓言转变为社会讽刺寓言;第二是标志着中国古代寓言在文体上完全独立。

首先,柳宗元寓言促成了寓言文学的独立性。

所谓寓言文学的独立性,就是指寓言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学样式以独立的身份出现,它不附属于其他非文学,也不是作为实现非文学目的的手段。

它所要实现的只是教育、感化或审美的单纯的文学目的。 中国早期寓言的载体是以诸子书为代表的哲学著作和历史散文。 他们的创作无一出于纯文学的教育、感化和审美动机,而是以一种具有故事情节和性格形象的高级比喻形式出现在散文中,是诸子散文的一个有机部分。

这些穿插于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与所著述的观点水乳交融,浑然一体,难以截然分出独立成篇。

中国古代寓言文体的独立是到唐代柳宗元时才得以实现的。 柳宗元的寓言有了全新和完整的故事情节、典型化的形象、十分讲究的语言表达形式,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创作,使寓言成了文学创作的一种独立的样式。

柳宗元把寓言从别的文体之中分离出来,自称篇章,单独命名,发展成为具有独立地位的新颖别致的文学样式,使中国古代寓言产生了质的飞跃,完成了历史性的跨越。

其次,柳宗元寓言促进了寓言创作方向的转化。

先秦寓言的主要内容是阐述不同学派的哲学观点和政治主张,以阐述政治哲理为主,可称为“哲理寓言”。

如庄子寓言宣传“逍遥”、“齐物”,韩非子寓言宣传“因时变法”、“法术势”结合。

他们的寓言都是为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服务的,其目的不在于塑造现实形象,而在于批判对立的理论。

其后的两汉、六朝寓言基本沿袭先秦寓言这一传统。

柳宗元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结合自身对封建社会的深入观察和对人民生活的体验,“发之以激愤”,创造出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独特风格的寓言文学,促进了中国古代寓言创作由政治哲理寓言向社会讽刺寓言的转化。

最后,柳宗元寓言塑造了众多丰满的经典艺术形象。

我们熟知的先秦寓言主要是通过简单的故事,使用比喻的方法,说明某种哲理,提供某种借鉴,如人们所熟悉的“守株待兔”、“滥竽充数”、“刻舟求剑”、“狐假虎威”等。

它们既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又没有丰满的形象。

而柳宗元创作的寓言故事则塑造了众多的正面、反面形象,如种树者、捕蛇者、工匠、猎人、耕牛、尸虫、王孙、驽马、驴、鼠等。

其通过塑造各种类型的形象,广泛地概括社会生活的内容。

从其题材的多样性和艺术形象的丰满程度看,其成就是非常显著的。

柳宗元的寓言创作既异于魏晋的鬼神戏谑格调,又不拘泥于对历史资料的加工改造,而是直接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结合,赋之于寓意,揭露社会的黑暗,讽刺统治者。

他创作的极多蕴含丰富、技巧精妙的寓言,为寓言的创作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

柳宗元在寓言创作上的成就是巨大的,对中国古代寓言在唐代的复兴所作出的贡献有口皆碑,对唐以后的寓言创作的影响更是深远。

参考文献:

[1]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2]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的范畴、起源、分期新探[J].求索,1994,(4).

[3]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简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从先秦寓言看柳宗元寓言的艺术成就【2】

摘 要：柳宗元一生的文学创作极其丰富，而寓言小品是其最具特色的一类作品。

本文主要阐述了柳宗元寓言的艺术成就，主要通过对比法，将先秦寓言的主要作用与存在形式和柳宗元寓言的主要作用和存在形式作对比，从中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柳宗元开创了寓言独立的文学作品形式，而先秦寓言往往只是诸子散文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没有独立成篇;二是柳宗元开拓了寓言讽刺文学的重要形式，而先秦寓言，说理始终是第一位的，它们往往成为阐理说教的手段。

因此先秦寓言可以被称为政治哲理寓言，讽刺的特色没有能够充分地展示出来。

关键词：先秦寓言 柳宗元寓言 独立作品 讽刺文学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出身中小官僚家庭，21岁中进士，26岁考取鸿学博词科，任集贤殿正字、监察御史里行等官职。

贞元时期，柳宗元在科名和仕途上是春风得意的。

至顺宗即位，他参与了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活动，被任命为礼

部员外郎，他反对宦官专权，反对藩镇割据和横征暴敛，不久即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

十年后召回长安，又外任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病逝于任所。 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儒家的民本思想。

他认为“为吏者人役也”(见《送宁国范明府诗序》)，即官吏是人民的仆役，并非人民是官吏的奴仆，可以说这是柳宗元参与当时政治革新活动的政治思想基础。

后来他又在《送薛存义序》中进一步发挥了“为吏者人役也”的思想，认为做官是给老百姓办事的，应当“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做到“讼者平，赋者均”。

但现实与他的民本思想相悖。

元和以后，长期的贬谪生活，使他真正有机会接触下层人民，受到生动的社会教育，这一切都充分显现在他的字里行间。

特别是他贬官永州以后的作品，就更反映出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寓言小品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之作。

寓言，是一种带有劝喻或讽刺意义的小故事，它具有两个最基本的因素：一有故事情节，二有比喻的性质。

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物喻人，使得抽象或深奥的道理从具体而浅显的故事中体现出来。

柳宗元的寓言语言锋利简洁，风格严峻沉郁。

他善于体情察物，抓住平凡事物的特征，加以想像和夸张，创造生动的形象。

应该说，柳宗元是很好地继承了前人寓言的成就，特别是先秦寓言的成就，并且又开拓创新，使寓言能居于文学作品之列，其功最著。

一、柳宗元开创了寓言——独立的文学作品形式

先秦寓言除了语录体的《论语》《老子》外，诸子作品中都保留了大量的寓言，像《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一些史书像《战国策》中寓言运用也颇多。

孟子的散文，气势磅礴，说服力强，书中寓言形象丰满，意义都较深刻，能给人以有益的启示，《孟子·公孙丑》中“揠苗助长”云：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文字简约，刻画宋人形象鲜明，含意深蕴，耐人寻味，是成语“拔苗助长”的出处。

《庄子》一书自称“寓言十九，借外论之”。

作者给寓言起了一个恰当的名字，并且很相信寓言的力量，认为通过故事宣传哲理可以取得“十言而九见信”的效果。

全书共有寓言200则左右，其艺术特色：题材广泛通俗，描写细腻生动，风格幽默，想像丰富，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

尤以《庄子·逍遥游》中“鲲鹏与斥鴳”为典例。 另在《外篇·天运》中有“丑妇效颦”的故事： 西施病心而颦其里。

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

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

这是成语“东施效颦”的出处，这个故事一直为人们所喜闻乐道。 另外像史书《战国策》中，也有许多寓言故事，特别为人们所熟悉的有“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等，还有像《吕氏春秋·察今》，就有“循表夜涉”“刻舟求剑”“引婴投江”等寓言故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先秦寓言，往往只是诸子散文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没有独立成篇，但应该说这是先秦诸子散文中最富有文学色彩的因素，尽管它不是以独立的文学形式出现的。

到唐代，柳宗元则把先秦诸子散文中的寓言片断发展成为完整独立的短篇，像《黔之驴》(《三戒》之一，另两篇为《临江之麋》和《永某人之鼠》)，即成语“黔驴技穷”的出处，还有《蝜蝂传》《骂尸虫文》《哀溺文》等，这些都是极为出色的短篇文学作品。

以《罴说》为例，故事生动完整，描写形象逼真。 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罴。

罴之状，被发人立，绝有力而甚害人焉。

楚之南有猎者，能吹竹为百兽之音。 寂寂持弓矢罂火而即之山。

为鹿鸣以感其类，伺其至，发火而射之。 貙闻其鹿也，趋而至，其人恐，因为虎而骇之。 貙走而虎至，愈恐，则又为罴，虎亦亡去。 罴闻而求其类，至则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 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

《罴说》一文三段仅130字，但字字不可无，段段有重点。 以交待四种动物关系及罴之凶残为开头，继而记叙猎人与四兽的故事，结尾简明有力，表明作者的创作意图。

融说明、记叙、描写、议论于一体，全文一气呵成，文已尽而意未尽，独立为篇达意，成为短小精悍的文学作品，不愧为大古文家之大手笔杰作。

二、柳宗元开拓了寓言——讽刺文学的重要形式

在先秦寓言里，说理是第一位的，讽刺的特色没有能够充分地展示出来，因此诸子寓言被称为政治哲理寓言是非常恰当的，它们往往成为阐理说教的手段。

如《孟子》的“攘鸡”，宣扬了儒家的“仁政”，这则寓言是孟子来劝说戴盈之的，它给后人以这样的启示：知道错了的东西，要及时改正，决不能借故拖延，明知故犯。

还有《庄子》的“庖丁解牛”则提倡了道家的“顺应自然”，但这则故事客观上也说明：一要办好事情决不能蛮干，一定要掌握客观规律;二要掌握客观规律，必须经过长期的刻苦实践，苦学，苦练，苦想。

《韩非子》中的寓言更是如此，这些寓言被用来为系统地、全面地反映法家思想服务。

先秦寓言在现实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例如《战国策》中的“鹬蚌相争”： 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 蚌合而钳其喙。

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 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 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

这是苏代为了制止赵国攻打燕国，在赵王面前说的.故事。 他把燕赵比作鹬蚌，把秦国比作渔父，给想入非非的赵王以当头棒喝，使他从这个浅显的故事中猛然醒悟，终于放弃了战争计划。

到了唐代，中国历代寓言由哲理寓言一变而为讽刺寓言。 柳宗元寓言里反映的生活，可以说是唐末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作者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了病态的社会，从而使寓言成为讽刺文学的一种重要形式。

柳宗元的寓言以犀利的讽刺艺术，锋利的笔触勾勒了唐末各种卑琐人物的脸谱：《大鲸》描写了刚愎自用的军阀，《鞭贾》揭露了不学无术的官僚，《李赤》讽刺了饰伪冒假的文士，《永某人之鼠》抨击了窃时肆暴的爪牙，《永州铁炉步志》嘲笑了矜持门阀的世家子弟……这些人物形象，都给人以十分鲜明的立体感，有着强烈的生活气息，作者用之抨击某些不良的社会现象，指斥某些卑鄙的人物，使讽刺特色十分鲜明地突显出来。

譬如《哀溺文》： 永之氓咸善游。 一日，水暴甚。 有五六氓乘小船绝湘水。 中济，船破，皆游。 其一氓尽力而不能寻常。

其侣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后为?”曰：“吾腰千钱，重，是以后。”曰：“何不去之?”不应，摇其首。

有顷，益怠。

已济者立岸上，呼且号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货为?”又摇其首。

遂溺死。 吾哀之。

且若是，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于是作《哀溺》。

全文119字，却栩栩如生地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守财奴形象，讽刺效果加强。

又如《蝜蝂传》： 蝜蝂者，善负小虫也。 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 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

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 人或怜之，为去其负。 苟能行，又持取如故。

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 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 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

及其怠而踬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

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

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 亦足哀夫。

这则寓言柳宗元借一个善于负重而又好爬高的小虫，加以十分生动而又深刻的描写，辛辣地讽刺了那些达官贵人唯利是图、贪婪成性的丑恶本质。

这是柳宗元对当时吏治腐化的抨击。

这篇寓言只有160多字，不仅讽刺嘲笑得很尖锐，而且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文中从蝜蝂直接写到那些贪官污吏，最后用“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来作正面批评，更显讽刺力量之强。

柳宗元寓言的这种讽刺特色对后代寓言影响极大。

综观柳宗元一生的文学创作极其丰富，而寓言小品是其最具特色的一类作品，究其原因是柳宗元艺术上所表现出的独创性：一是开创了寓言独立的文学作品形式，二是开拓了讽刺文学的重要形式。

参考文献：

[1]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70-177.

[2]谈薇薇.柳宗元寓言的艺术特色初探——兼论其寓言的创作成就[J].文教资料，2010，(8).

[3]储庆.论柳宗元的寓言[J].青年文学家，2009，(20). 柳宗元的寓言【3】

摘要：柳宗元的寓言在寓言文学发展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他发展了先秦寓言的传统，使寓言由以说理为主转变为以讽刺世态为主。

他的寓言成为唐末社会的一个缩影，因而极具思想性和战斗性，同时还有艺术独创性，使寓言获得了独立的生命，独立成篇，而不象以前是某种文章的一部分。

关键词：讽刺世态;思想性;战斗性;艺术独创性 中国古代寓言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颗璀灿明珠。

它作为一种文学体栽，在文学史上确立正式的历史地位，获得了独立的生命，为此做出突出贡献的是唐代的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朝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 二十一岁登进士，三十一岁为监察御史里行。 贞元时期，在科名和仕途上是比韩愈得意的。

顺宗即位，参加了王叔文的集团，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积极从事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革新，不到七个月遭到宦官和旧官僚的联合反对而失败。

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 十年后，改为柳州刺史。

宪宗元和十四年，死于柳州，年四十七岁。 他的寓言作品主要是在被贬永州后创作的。

长期的贬谪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近下层人民，从而他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

柳宗元创造性地将寓言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完美的、更富文学意味的新文体，因而可以说柳宗元是中国寓言文学的真正完成者。

以下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论述。 一、内容丰富，寓意深远。 直讽世态

柳宗元的寓言发展了先秦寓言的传统，使寓言由以往说理为主转变为以讽刺世态为主，比较广泛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各种流弊与病态，有较强的现实主义色彩。

先秦时期，寓言主要是为阐述哲理和政治主张服务。

寓言在这一时期往往成为阐理说教的手段，如《孟子》的“攘鸡”，宋国的大夫戴盈之在跟孟子的谈话中，表示愿意取消部分捐税，但又说今年只能减轻，明年才能取消，其宣扬的是儒家的“仁政”;《庄子》的“庖丁解牛”，则提倡道家的“顺应自然”，说明他的养生哲学：《尹文子》的各篇寓言，全是阐述名家关于“名”、“实”的见解;《墨子》的几段寓言，则是推行墨家“兼爱”的主张。

《韩非子》的寓言更是如此，被用来系统地、完整地、全面地反映法家思想服务，“守株待兔”讽刺“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人，反映了进化的历史观：“董阏于”，宣扬了治理国家要实行法家的“必罚明威”的主张，严厉实行法制，才能政绩卓著;“自相矛盾”，是“贤”、“势”不两立的形象勾勒。

《战国策》成篇累牍地记录了纵横家的言论，这些政客们运用和编造了大量寓言，为他们的“纵横捭阖”服务，在现实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如苏代为了制止赵国攻打燕国，在赵王面前说了“鹬蚌相争，渔父得利”的故事，他把燕赵比作鹬蚌，把秦国比作渔父，给想入非非的赵王当头喝棒，使他从这浅显的故事中猛然醒悟，终于放弃了战争的计划。

在先秦寓言里，说理是第一位的，讽刺是第二位的，或可有可无的。

讽刺的特点一直到柳宗元的寓言里才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因而极有思想性与战斗性。

柳宗元寓言里反映的生活，可以说是唐末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这次动乱虽然最后被平定，但国家元气已经大伤。

原来存在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日趋尖锐。

首先王朝统治的力量衰微了，无力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 这些藩镇拥有土地、人民、甲兵、财富，以致王朝权力所及的地域大大缩小，百姓们饱受他们的屠杀掠夺。

在王朝内，宦官也掌握了军政大权，任意废立皇帝，政治制度腐朽混乱。

在官僚中，旧的门阀世族的代表和新科举出身的代表又分成两派，势同水火，对许多文人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

宦官和官僚之间，有时相互勾结，有时又彼此对立，使中唐以后中央政权长期处在动荡不安的局面之下。

其次由于土地兼并加剧，地主的庄园经济日益发展，很多农民则流亡道路，衣食无着。

柳宗元的《三戒》是著名的讽刺作品。

作者在序里写到“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 《临江之麋》写麋得主人的宠爱，“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不敢吃它。

三年以后，麋离开了主人外出，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 尖锐地讽刺了那些依仗权贵而得意忘形的小人物。

《黔之驴》是外强中干的小人物的写照，嘲讽他们“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而其实是无德无能。

《永某氏之鼠》比喻那些自为“饱食而无祸”的人作老鼠，指出他们“为态如故”，以“饱食无祸为可恒”，那他们一定会遭到彻底被消灭的惨祸。

这三篇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封建剥削阶级丑恶的人情世态，是当时现实生活的组画。

《大鲸》写到“大鲸驱群鲛、逐肥鱼于渤海之尾，震动大海，簸掉巨岛，一啜而食若舟者数十。勇而未已，食而不能止。北蹙于碣石，

槁焉。”作者讽刺和警告唐朝那些专横跋扈的藩镇与世家大族。

他们使国家动荡，人民遭殃，但自己也免不了覆灭的下场。 《传》及其他一些以“传”名篇的作品，实际上都是讽世寓言，《传》写了这种小虫“行遇物，辄持取，昂首负之。

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

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 人或怜之，为去其负。 苟能行，又持取如故。

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从这则寓言中我们看到唐代官场乃至整个统治阶级的利欲熏心、贪婪成性的丑态。

《李赤传》借一个离奇的故事讽刺那些狂妄自大、欲迷心窍、好恶莫辨、执迷不悟的人。

结尾作者写道：“柳先生日：‘……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 及至是非、取与、向背，决不为赤者几何人耶?反修而身，无以欲利、好恶迁其神而不返，则幸矣。

又何暇赤之笑哉!’”真乃是入木三分。

《永州铁炉步志》讽刺了只看门第不辨贤愚的恶劣风气，批判了门阀制度与世袭制度。

“今山有负其姓而立于天下者，日：‘吾门大，他不我敌也。’问其位与德，日：‘久矣，其先也。’”当时切中时弊，今日仍可借鉴。

《猿与王孙》这篇影射中唐政治斗争。

猿比喻革新力量和清廉官史，利国安民，王孙比喻保守贪婪凶狠祸国殃民的守旧势力，他们势不两立。

在柳宗元的寓言里，哲理的性质减弱了，甚至消失了，而讽刺的特色十分鲜明地突出来了。

二、故事完整、短小精悍、语言峻洁

柳宗元长期的贬谪生活，加深了对社会生活的体察，体现在寓言创作中形成了语言锋利简洁，风格严峻沉郁的特点，抓住平凡事物的特征，加以想像和夸张，创造了生动形象，同时，他大量地创作寓言，

使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完整的文学形式。

如《传》生动地刻画了那些贪得无厌的人物形象，短短的一百来字，写得既平常又深刻。

《三戒》中刻画了社会上三种典型的人物，短小警策、含义深远，有的放矢，爱憎分明。

《黔之驴》中写老虎对驴的戏弄挑逗：“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

语言简练峻洁，老虎、驴子的形象栩栩如生。

唐宋前的寓言往往是某种文章的一部分，是种修辞手段，主要是采用比喻论证来说明道理。

如前文的“鹬蚌相争，渔父得利”。

再如《庄子》中的“勿卤莽灭裂”管理长梧地方的官史，向子牢问治理国家的方法。

子牢就告诉他“君为政焉勿卤莽，治民焉勿灭裂。”然后又说过去他种过庄稼耕地时马马虎虎，庄稼也以稀稀拉拉的果实来报酬他;除草时，急急忙忙，损伤了苗的枝叶和根基，庄稼也就以瘪瘪空空的果实来报酬他。

到了第二年，改变了耕作方法，精耕细作，结果庄稼长得很好，果实很多，终年都饱饭吃。

在这里子牢以种庄稼的规律比喻管理政治的规律：决定政令不要粗疏随便，治理人民不要简单粗暴。

付出什么样的劳动，就有什么样的收获，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 柳宗元的每篇寓言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通过精彩的描绘，刻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动物形象。

柳宗元的寓言都是独立成篇的，虽然有时他发两句议论，那是为了点明寓意，使主题更加明朗化。

如前文的《李赤传》中作者最后写到的柳先生目的部分，点明主题要想真正能明辨是非、取与、向背，必须要修养自己的品行，做到不被欲望、利益、爱好、憎恶蒙住心窍。

他的每篇寓言，都抨击了某些不良的社会现象，勾勒出各种人物

嘴脸，形象鲜明，有着强烈的社会气息。

总之，柳宗元的寓言在寓言文学发展中是有其一定的地位的。 他创造性地继承前人的成就，把寓言这种文学样式发挥的淋漓尽致，也为后代的寓言家开创了新的艺术形式。

参考文献：

[1][2][3][4][5][6]陈蒲清，曹日升，汤可敬，蒋天桂选编《中国古代寓言选》[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