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部分参考书目（并非唯一）： 书目名称 《中国古代神话》 《诗经选》 《诗集传》 《诗经类传》 《毛诗正义》 唐·孔颖达正义 《论语译注》 《孟子译注》 《庄子集释》 《韩子浅解》 《诸子集成》 《十三经注疏》 《春秋左传集解》 《春秋左传注》 《左传研究史》 《国语》 《战国策》 《楚辞选》 《楚辞要论》 作者 袁 珂 余冠英 朱 熹 费振刚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 1960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0 1980 1960 1961 1960 1986 1980 1977 1980 1991 1987 1978 汉·毛公传，郑玄笺，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杨伯峻 杨伯峻 郭庆藩 梁启雄 晋·杜预集解 杨伯峻 沈玉成、 刘宁 三国吴·韦昭注 刘向集录，高诱注 马茂元 褚斌杰 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华书局 江苏古籍出版社 上海书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第一章：上古神话
第一节：中国深化的产生和记录
神话的概念：神话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是“通 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主人公：通常以神为主人公，他们包括各种自然神和神化了的英雄人物。 情节：一般表 现为变化、神力和法术。
神话的意义：通常显示为对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的解释， 有的表达了先民征服自然、变革社会的愿望。 神话的意义：神话对于原始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人们讲述神话，为的是保 持社会习俗及社会制度的意义和合理性。神话在维系人们的社会性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次，由于生产力低下，面临着令人敬畏的自然界，神话是把个人和集体联系为一体的一条强有力的精神纽带。
再次，人们往往以神话的形式在对世界假想性的把握中宣泄了种种令人不安的情绪。 中国的神话：中国上古时代的神话思维相当发达， 已经产生众多的神灵和相应的传说故事。由于时代的久远，再加上儒家对神话采 取排斥态度，致使上古神话在文献古籍中载录甚少，资料零散不全，不像古希腊 神话那样被完整而有系统地保留下来。
神话的保存：除了《山海经》等书中记载神话比较集中之外，其余则散见于经、史、子、集等各类书中。如《诗 经》中的《商颂·玄鸟》和《大雅·生民》就记录了商部族始祖契和周部族始祖 后稷诞生的神奇经历。《楚辞》中保留的神话材料较多，尤其是《天问》这一篇。其他如《左传》、《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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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周书》等也能够看出一些远古神话的蛛丝马迹。《穆天子传》中关于穆天子见西王母的故事，神话色彩也极为浓厚。诸子中以《庄子》援引神话最多。《孟子》、《墨子》、《韩非子》等书中也保留了一些神话材料。《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两书中都保存了不少神话。尤其是《淮 南子》一书，对神话的搜罗相当宏富，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触 山、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就是保留在《淮南子》中的。
《山海经》最有神话学价值。也是我国古代保存 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全书共分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 卷，内容极其驳杂。《山海经》中的神话虽然也是片断的，但不少故事已具有清晰的轮廓，如夸父逐日，大禹、帝俊和西王母的传说，以及圣地昆仑山的神奇景象等。
第二节 中国神话的及其蕴含的民族精神
创世神话：
中国古代的创世神话，以盘古故事最为著名。“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 。（《艺文 类聚》卷一引徐整《三五历纪》） 这种宇宙卵生神话对中国的阴阳太极观念有极重要的影响。同时，宇宙生成的人格化、意志化过程也反映了先民对人类自身力量的坚定信念。另一则神话 说他死后，呼吸变为风云，声音变为雷霆，两眼变为日月，肢体变为山岳，血液 变为江河，发髭变为星辰，皮毛变为草木……。这种“垂死化身”的宇宙观，暗 喻了人和自然的相互对应关系，也表明了先民对宇宙等自然现象积极探索的精神。
始祖神话：有关人类起源的神话，则首推女娲的故事。
女娲补天，《淮南子·览冥训》载。
女娲造人 ，出自《太平御览》卷七十八 引《风俗通》。
各部族自己的始祖神话。商民族始祖契是简狄吞食燕卵而生（出自《史记·殷本纪》，）周
民族始祖后稷的诞生和经历更具传奇色彩。（《 诗经·大雅·生民》） 洪水神话：
《山海经·海内经》载：“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 （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祸害人间的洪水终于被大禹制服了，而一个不辞辛劳、为民除害而又充满智慧的英雄形象在中国文化史上树立起来。洪水神话集中反映了先民在同大自 然作斗争中所积累的经验和表现出的智慧。 战争神话：
黄帝和炎帝发生冲突，“战于阪泉之野”，以黄帝的胜利而告终，它导致了炎黄两大部族的融合，华夏民族由此而正式形成，并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成分。另一次著名的大战是发生在黄帝和蚩尤之间，“战于涿鹿之野”。 发明创造神话 黄帝之后，神话进入了一个英雄的时代。人们把自身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各 类重大发明，以及对各种自然、社会障碍的克服，都加在一个个神话英雄身上， 并把他们看作是本部族的理想的象征。如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仓颉、后稷 等,再如后羿发明弓箭，后羿射日.
其他比如夸父追日显示了人类英雄突出的个性、勇气，显示了人类对自身不可动摇的信念.精卫填海反映了人与自然悲壮的抗争。
神话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精神的形成及其特征 首先，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深重的忧患意识。在这些神话中，我们能看到先民 对生存环境的警惧之情。为了顺利地生存和发展，我们的先民们在满怀希望中必须切实地体验现实的艰难，并作不懈的努力，这与奥林匹斯诸神的享乐 精神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次，中国古代神话具有明确的厚生爱民意识。中国古代神话在展示人类恶劣的生存境遇的同时，还为人类塑造了一些保护神，如前所说之女娲、后羿等。此外，还有一些神话形象如龙、凤等，“见则天下安宁”（《山 海经·南山经》），它们的出现给人带来了祥瑞和安慰。重生意识还包括对个体生命的珍惜和对生命延续的渴望。人们对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在本质上也是对保护和发展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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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希冀。
再次，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先民们的反抗精神。如《山海经·海外西经》中所载的刑天： “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第三节 上古神话的思维特征
首先，以己观物、以己感物 的神话思维特征。这是因为原始先民在思维中尚未将自身同自然界截然分开，因此，他们在 感知自然时，往往将自身属性不自觉地移到自然之上。这在解释自然现象时表现得更为特出。
其次，神话思维是一种具体、形象的思维。由于原始先民的抽象思维能力尚 处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因此，思维还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象，不能脱离那些具体的 感性材料。比如东方被表现为春神勾芒、春天、青色、木等，而北方则与冬神颛顼、冬天、黑夜、黑色、水等不能分开。
再次，神话思维伴随着浓烈的情感体验。在先民看来，自然万物或是神秘的，或是恐怖的，或是有魔力的。这些具有意志、 情感的自然万物，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和人类的交往，也正是构成神话故事的根本原因。
古代神话对后世作家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或直接载录，或利用神话形象和神话情节进行再创作。一是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等。这些神话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情感体验，当屈原在现实世界 中屡遭打击而悲苦无依的时候，他就毅然地转向古老的神话：龙凤结驷，巡游天 界，四方求女。是神话世界巨大的力量，使他从现实世界中超越出来，支持他的人格，抚慰他心灵的创伤。
第二章 《诗经》
第一节 《诗经》的编定和体制
《诗经》的篇目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３０ ５篇，另有６篇笙诗，有目无辞。
《诗经》创作的时间：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1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６世纪。
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 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 作者 ：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 层人士，绝大部分已不可考。 《诗经》的编集：
采诗说：刘歆、班固多言古有采诗之官，献于朝廷，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但后代否定此说的颇多。
献诗说：《国语·周语》中有公卿列士献诗之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 公卿列士所献之诗既有自己的创作，也未必没有采集来的作品。
删诗说：汉人认为古时诗有3000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凡305篇。此说唐人以来否定者颇多，并不可信。但是孔子在音乐和内容上对它做修订和整理则是由可能的。 关于“风、雅、颂”：
《诗经》按照音乐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按照郑樵在《通志》中的解释：“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
风即音乐曲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国风即各地 区的乐调。十五国风160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 大部分是东周作品）
“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雅分为大雅和 小雅。大雅３１篇是西周的作品，大 1
关于《诗经》创作的上限，因为对《商颂》时间的界定二不一，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商人所作，故谓殷商之作。今文经学家认为是春秋时宋人所作。向来多以后者为是，但近来研究认为后者颇有道理。即便如此，《商颂》篇目很少，《诗经》主要还是周部民的诗集。 3
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 小雅共７４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
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周颂３１篇，是 西周初期的诗。鲁 颂４篇，产生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泮水》、《閟宫》 体裁近乎雅诗，《有駜》、《駉》则近于国风。商颂５篇，大约是殷商中后期的作品（见注释一）。
《诗经》在当时的社会作用：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编辑成书后，广泛流行于诸侯各国，运用于祭祀、朝聘、宴饮等各种场合，在当时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家诗”与《毛诗 》 ：<诗经>在汉代流传甚广，出现了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诗。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 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三家诗兴盛一时。
鲁人毛亨做《毛诗训诂传》30卷授予赵人毛苌，是为古文“毛诗”，虽晚出， 在西汉未被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 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
第二节 《诗经》的内容
《诗经》中的作品，内容十分广泛，深刻反映了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至 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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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包括以下几个类别： 祭祀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 三年》）。此类诗歌多在在“大雅”和“三颂”中内容以祭祀、歌颂祖先为主， 或叙述部族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赞颂先公先王的德业。的出现在“大雅”中的《生民》（写后稷）、《公刘》（写公刘）、 《绵》（写古公亶父）、《皇矣》（写太王、王季）、《大明》（写文王、 武王）五篇作品，被认为是周族史诗，分别赞颂了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太王、王季、文王、 武王的业绩。五篇史诗，反映了周人征服大自然的伟大业绩，社会制度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国家的 转化，以及推翻商人统治的斗争，是他们壮大发展的历史写照。
农事诗：《诗经》时代，农业生产已占有 重要地位，周初的统治者极为重视农业生产，春日祈谷、藉田典礼，祈求上帝赐丰收，秋后报祭，答谢神灵的恩赐。《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作品就是耕种藉田，春夏祈谷、秋冬报祭时的祭祀乐歌。而像《七月》这样直接反映周人农业生产生活的作品， 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诗经》农事诗中最优秀的作品。全诗以时令为序，顺应 农事活动的季节性，把风俗景物和农夫生活结合起来，全面深刻、生动逼真地反映了西周农人的生活状况。 燕飨诗：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反映了上层社会的欢乐、和谐。如《小雅·鹿鸣》就是天子宴群臣嘉宾之诗，后来也被 用于贵族宴会宾客。“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燕飨不是单纯为了享乐，而有政治目的。在这些宴饮中，发挥的 是亲亲之道，宗法之义。《诗经》中许多其他题材的作品也都表现出浓厚的宗法 观念和亲族间的脉脉温情。礼乐文化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燕 飨诗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些侧面。 怨刺诗：西周末期，周室衰微，朝纲废弛，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大量反映丧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出现了。怨刺诗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 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桑柔》、《瞻卬》，多刺厉王。《节南山》、 《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巧言》、《巷伯》等等，反映了厉王、幽王时赋税苛重，政治黑暗腐朽，社会弊端丛生，民不聊生的现实。作者多位上层贵族，内容以规谏为基调。
小雅中怨刺诗的作者，多在等级社会中却处于较低的甚或受压抑的地位。他们不仅指斥政治的黑暗，悲悼周王朝国运已尽，忧国哀民，而且感叹自身遭遇。如 《节南山》是家父所作，讽刺周王用太师尹氏。。《正月》是失意官 吏所作，揭露当时政治的腐朽，悲悼周王朝的沦亡。。《十月之交》借地震、日食等异常现象队统治者提出告诫。《雨无正》是侍御官所作，讽刺幽王昏愦，倒行逆施， 2
《诗经》内容的分类，因教材版本的不同会有差异，只是归类不一，并无大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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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伯》就是寺人孟子遭人谗毁后抒发愤懑之作。北山》是一位士子所作，抒发其被繁重差役 压迫的不平和愤慨。
国风中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鄘风·墙有茨》、 《鄘风·相鼠》、《齐风·南山》、《陈风·株林》，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这些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的作品，是政治腐朽和社会黑暗的产物。 征役诗：其中一些诗歌是从正面描写了天子、诸侯的武功，表现了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如大雅中的《江汉》（写宣王命召虎领 兵讨伐淮夷，很快平定了淮夷，班师回朝），《常武》（写宣王命大将南仲征伐徐国），小雅中的《出车》、《六月》（写尹吉甫奉宣王之命，北伐玁狁并取得胜利的事迹）、《采芑》（写大臣方叔伐荆蛮之事）等等，大都反映了宣王时期的武功。
但是更多的是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安定生活的向往。如《小雅·采薇》 是出征玁狁的士兵
在归途中所赋。作者疾呼“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对侵犯者充满了愤怒，诗篇中洋溢着战胜侵犯者的激越情感，但同时又对久戌不归，久战不休充满厌倦，对自身遭际无限哀伤。如末章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 悲，莫知我哀。”《豳风·东山》反映的完全就是士卒的厌战情绪。出征三年后的士兵，在归家的途中悲喜交加，想象着家乡的景况和回家后的心情。
也有对于无休止徭役的厌倦和不满：《唐风·鸨羽》第一章：“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
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 如《卫风·伯兮》，即写一位 妇女由于思念远戌的丈夫而痛苦不堪，其第二章云：“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王风·君子于役》也以思妇的口吻抒发了对役政的不满。
婚恋类：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爱情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作品 主要集中在“国风”之中，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精彩动人的篇章。
《周南·关睢》就是写男子对女子的爱幕之情。 《邶风·静女》描写男女幽会：”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郑风·出其东门》中，则由男子直接说出：“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表达对爱情的执著专一。 《鄘风·柏舟》即是写一个女子要求婚姻自主遭到父母干涉时所发出的誓辞： “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周南·桃夭》，诗人由柔嫩的桃枝、鲜艳耀眼的桃花，联想到新娘的年轻美貌，祝愿她出嫁后要善于处理与家人的关系。而《郑风·女曰鸡鸣》则写了一对夫妻之间美好和乐的生活。 《卫风·氓》和《邶风·谷风》 充满了对负心人的控诉、怨恨和责难，是《诗经》弃妇诗的代表作。《谷风》 中那位妇女初来夫家时，家境贫困，经过辛勤劳作，逐渐富裕起来，而其丈夫却变了心，另有所娶，竟将其趕走。《氓》以一个普通妇女的口吻叙述自己从恋爱、 结婚到被弃的过程。全篇叙事和抒情相结合，巧妙地将事件过程和弃妇的思想情 感融为一体，在女主人公悔恨地叙述自己恋爱、结婚和婚后被虐、被弃的遭遇中， 表现出刚强自爱、果断坚决的性格。
其他：如《王风·黍离》描写故国之思，《鄘风·载驰》抒发爱国之情，都是传诵千古的名篇。
第三节：《诗经》的艺术特点
《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它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 神话，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其他诗对时政世风、 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开了当时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形象画卷。同时也揭示了周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可以说，《诗经》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什么是 赋、比、兴？
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如《七 月》叙述农夫在一年十二个月中的生活，就是用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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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就是比方， 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如《卫风·硕人》，描绘庄姜之美， 用了一连串的比：“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再如“中心如醉”、“中心如噎”（《王 风·黍离》），以“醉”、“噎”比喻难以形容的忧思；“巧言如簧”（《小雅 ·巧言》）、“其甘如荠”（《邶风·谷风》），
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 有的只是在开关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如《小
雅·鸳鸯》：“鸳鸯 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 更多的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 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郑风·野有蔓草》写情人在郊野“邂逅相遇”：“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在赋、比、兴三者中， 赋是基础，用的也最多。 《诗经》中赋、比、兴手法运用得最为圆熟的作品，已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的，如《秦风·蒹葭》：三幅深秋清晨河滨的图景，烘托了诗人由于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迫切地怀想“伊人”的心情。在铺叙中，诗人反复咏叹由于河水的阻隔，意中人可望而不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伤感，凄清的秋景与感伤的情绪浑然一体，构成了凄迷恍惚、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 《诗经》的艺术形式： 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 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
重章叠唱：许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 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如《周南·芣苡》。也有一篇之中，有两种叠章，如《郑风·丰》；或是一篇之中， 既有重章，也有非重章，如《周南·卷耳》四章，首章不叠，后三章是重章。 叠字：“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小雅·伐木》）， 以“丁丁”、“嘤嘤”摹伐木、鸟鸣之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以“依依”、“霏霏”，状柳、雪之态。
双声叠韵：双声如“参差”、“踊跃”、“黾勉”、“栗烈” 等等，叠韵如“委蛇”、“差池”、“绸缪”、“栖迟”等等。
押韵：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 韵脚在偶句上，这是我国后世诗歌最常见的押韵方式。
《诗经》中数量丰富的名词，显示出诗人对客观事物有充分的认识。《诗经》对动作描绘的具体准确，表明诗人具体细致的观察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后世常用的修辞手段，在《诗经》中几乎都能找，因而显得形象生动，丰富多彩。
第四节：〈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 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二，《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屈原、唐宋诸位诗人，如陈子昂、杜甫、元白、梅尧臣、陆游等无不受其影响。
三，比兴在艺术表现手 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诗人所广泛继承，一些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成为后世诗歌中的兴象、意境的先声，逐渐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四，《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
第三章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 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言记事文的不同体例。《左传》、 《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 事文学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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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从甲骨卜辞到《春秋》
《尚书》即上古之书，是商周记言史 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
《虞书》、《夏书》，是后人的追述，不是当时人的记录。《虞书·尧 典》等记载了尧、舜、禹等人的传说。
《商书》、《周书》基本上是殷商、西周时期的作品，但也经过后人的加工。《商 书·盘庚》是可靠的殷代作品，也是我国记言文之祖。《周书》主要 是诰与誓两种文体，记周公言论最多。《周书》的《金縢》和《顾命》以记事为主。
《尚书》文字古奥典雅，语言技巧超过了甲 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而且这些文诰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 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响。
《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春秋》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后特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 的编年史。它记载了自鲁哀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７２２－前４８１）的历史。 叙事特点：1，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 事件，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 秋左传集解·序》），属于简洁的大纲式的叙述，但是简而有法。 2，叙事中体现鲜明的思想倾向。，常常通过用语和行文寄寓爱憎褒贬裁定是非曲直。《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维护周礼，反对僭 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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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主要的思想倾向。是为“春秋笔法”。
第二节《左传》的叙事和记言 关于《左传》：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左传》为传述《春秋》而作。也有认为《左传》是独立成书的。近来研究多从前者。
记事时间：起于鲁隐 公元年（７２２），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４６８），基本与《春秋》重合，但比《春秋》多出13年。
作者：司马迁和班固认为是左丘明，后人对此颇多疑义，至少应该不是孔子时代的左丘明。 成书年代：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也有人为是战国中期。
《左传》的思想倾向：
1，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反对社会的变革。书中还揭露了暴虐昏庸、贪婪荒淫之辈，肯定 赞扬了忠良正直之士。
2，对于春秋以来列国争霸的事实没有给与过多的批评，而是给予理解，表现出尊霸的思想倾向。 3，民本的思想。民心和士气往往成了战争输赢的重要原因，也是评判政治得失的标准。 《左传》对“春秋笔法”的发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甚至直接插入作者自己的议论来体现其道德评价。 《左传》的艺术成就：
一：首先体现在善于叙事上。《左传》历来被认为是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其叙事方法，也多种多样，有正叙、顺叙、倒叙、补叙、插叙、陪叙、明叙、带叙等二十余种，奇正变化，神妙难测。
倒叙：如“宣公三年”先记 载了郑穆公兰之死。然后再回顾了他的出生和命名；其母梦见天使与之兰，怀孕 而生穆公，故名之兰。
插叙和补叙：这些叙述，常用一个“初”字领起。如：【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中“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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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 上曰“弑”等。这种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 4
据统计，只“初”字在左传中就出现了99次。 7
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果，如秦晋崤之战中蹇叔在秦出师伐郑时，
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僖公三十二年）秦师经过周都洛阳北门，王孙满又预言： “秦师轻而无礼，必败。”（僖公三十三年）
※《左传》叙事，往往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
作者不重战争场面的具体描写，而总是围绕某一主题，侧重写战争的背景、战前准备、双方兵力部署、力量的对比、将帅士兵的活动、战略战术的运用、胜负的原因等与人谋有关的情节来描写，从而使文章矛盾错综复杂，情节跌宕起伏，张弛有致，环环相扣，结构谨严，层次清楚，而又中心突出。如著名的“崤之战”、“城濮之战”、“邲之战”、“长勺之战”等大抵如此。另外，在战事叙写中，作者还善于穿插细节，以烘托气氛，增添波澜，交代重大契机。如“邲之战”写晋军战败逃亡济河争舟的细节即是一例。
※《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 响事件成败的
重要原因加以叙述，而且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以《左传》 中常出现的预兆为例，这些预兆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 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有时则是占卜、 梦境、天象等的神秘暗示。
※叙事的故事性与戏剧性。《左传》有的叙事记言，明显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
于臆测或虚构。如 “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不可能有第三者在旁听见或记录，当是作者根据传闻和揣想虚拟而成。这种写法，可以看作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 对话的萌芽。 二：是《左传》的写人艺术。《左传》写到的人物达四千多， 其中有王侯将相，也有学者、说客、宰竖、商贾，甚至倡优、役人、盗贼、侠勇等，写人范围较《尚书》、《春秋》远远扩大。这些人物，容貌、性格较鲜明的不下数百人。
对同一类人，作者也多能突出他们的鲜明个性。如子产和晏婴同是开明的政治家，子产果敢明断，晏婴幽默机警。
对同一个人，有时注意到其前后性格的发展变化，如晋公子重耳由贪图享受、胸无大志到雄才大略一代霸主的变化。
在刻划人物方面，作者也运用了多种多样的方法。或在矛盾冲突中揭示人物心理与性格特征，如崔杼弑君后，晏婴既不同情庄公又不想附和崔杼的处境和复杂心情的描写；或通过补叙情节表现人物性格，如“郑伯克段于鄢”结尾掘地及泉的情节；或以对比手法刻划人物，如晋献公宠妾骊姬谋害太子申生一段，对骊姬阴险毒辣和申生忠孝厚道的描写；或以细节描写深化人物性格，如桓公元年对宋华父督好色的描写。
最常见的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性格，如“曹刿论战”中对曹刿政治远见和足智沉着性格的刻划。如成公二年的鞌之战：“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
《左传》大量地描写了主要事件相关的琐事细节，增加了 叙事的生动传神，具有文学意义。如“哀公十六年”记楚国白公之乱这一政治事件，最后写叶公子高平叛，没有着重写叶公的重大军政措 施，而就叶公是否该戴头盔这一细节反复渲染，突出国人对叶公的爱戴和叶公急于争取国人的心理。 三：是左传的精彩的记言，突出地表现在行人应答和大夫的游说、谏说辞令。
这类记言文字无不“文典而美”，“语博而奥”（刘知 几《史通》卷十四《申左》），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尤其人物语言中的外交辞令，许多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如屈完对齐侯、展喜犒秦师、烛之武退秦师、王孙满论鼎、吕相绝秦等，或委曲婉转、陈述利害，或辞令激切、语挟风霜，均用辞雅正，曲尽人情，各得其妙。这些辞令，由于行人身份及对象的不同而风格各异，有的委婉谦恭，不卑不亢；有的词锋犀利，刚柔相济。 这些辞令又因事因人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个性特点，但都用辞典雅，渊懿美茂，生气勃勃。
第三节《国语》的文学成就
关于《国语》：《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 吴越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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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成书约在战国初年。
《国语》的思想：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但也有强调天命、求神问卜的言论。 《国语》的记言：
《国语》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国 语》记言文字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 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国语》也有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不及《左传》普遍、完整，而把重点放在大段的议论文字上。这些文字，往往精辟严密，层次井然。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鲁语下》敬姜论劳逸，《晋语八》叔向贺贫，《楚语下》王孙圉论宝，都历来为人们所称道。
但《国语》也有情节生动曲折，极富戏剧性的 叙事，如《晋语》前四卷写晋献公诸子争位的故事，献公宠妃骊姬的阴谋，太子 申生的被谗冤死，公子重耳的流亡等，都写得波澜起伏，精彩纷呈。
第四节《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关于《战国策》：凡三十三卷，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 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了谋臣策 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其中文章不是一人所作， 作者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也可能有若干篇章是秦汉间人所作。最后由西汉刘 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
《战国策》的思想：表现了纵横家思想，反映了纵横家的人生观。所记人物既有讲权术谋诈，图个人功名利禄的朝秦暮楚之徒，也有“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之士。但是前者是主要的。
《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在于它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和士人精神的张扬。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一：《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长于说辞。其文多为策士游说之辞，这些策士以出谋划策为业，多能剧谈雄辩，善于权衡利弊，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身份地位，揣摩其不同个性心理，或投其所好，避其所忌，以情感人，迂回而谏，如“触龙说赵太后”；或以小喻大，由远而近，因情入理，发人深思，如“邹忌讽齐王纳谏”；或策士平视，互相驳难，骋辞竞说，唇枪舌剑，锋芒毕露，气势凌厉，如“鲁仲连义不帝秦”等等。对象不同，说谏有异，风格多变，如苏秦游说六国君主，极力渲染所在国的地理、物产、军事优势，以鼓舞其斗志，促使其联合抗秦；张仪游说山东诸侯，则旨在揭其短，极力铺陈其致命的弱点，故其说辞使六国君主心灰意冷，恐惧压抑，胆战心惊
二：《战国策》的文学成就还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书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描写，尤其是一系列“士”的形象，更是 写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勇毅之士如聂政、荆轲、高节之士如鲁仲连、颜斶等等，都个性鲜明，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代表了士 的不同类型。
由于作者对这些人物心仪不已，颇为倾慕，甚至不惜脱离史实，以 虚构和想象进行文学性描写。《战国策》中，不是史实，出于虚构依托的内容颇多。如书中用力极深，描写得极成功的人物苏秦，而在具体描写中，虚构的手法更为普遍，也更进一步。苏秦夜读，引锥自刺及邹忌讽齐王纳谏，显系出于作者的想象。夸张虚构不合史著的要求，但却使 叙事更加生动完整，更有利于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
三：善于运用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段和寓言故事。它熟练运用了大量的排比、对偶、比喻、铺陈、夸张等修辞手法，从而使其文辞彩绚烂，声调铿锵，感情充沛，富于气势，活泼生动，委婉入情。
最值得注意的是铺陈和夸张，它们在《国策》中用的经常而普遍，如苏秦、张仪等人游说诸侯，述其地理，都爱铺陈东、西、南、北，山河湖海；追溯历史，总是称言三王五霸，从古到今；谈政治，动辄君臣内外，法术权势；论军事，往往攻守进退，固险扼塞，中间常常结合一连串夸张形容，将各种情势强调到极致。
《战国策》中的寓言，亦丰富多彩，或为动物寓言，或为社会寓言，或为历史寓言，如“狐假虎威”（《楚策一》）、“画蛇添足”（《齐策三》）、“惊弓之鸟”（《楚策四》）等，写来生动形象，言短意长，文学性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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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战国策》文风的辩丽横肆也得益于它叙述语言，〈国策〉叙事也长于铺张渲染。“苏秦始将 连横”（《秦策一》）写苏秦说秦王不行时的狼狈之状，发迹后路过家乡时的踌 躇满志，“荆轲刺秦王”（《燕策三》）写荆轲易水送别时的慷慨悲壮，都是典 型的例子。尤其是荆轲刺秦王的场面，描写人物动作神情，极为细致传神，荆轲的豪迈暇豫，秦王的惊慌失措，殿上殿下的混乱惊扰，这些顷刻间 发生的惊险紧急场面，作者一一道来，清晰详尽，有条不紊，如同电影镜头，作 者对叙述语言运用之娴熟，令人惊叹。
第五节 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的叙事传统和语言艺术对史传文学、散文和小说创作的滋养， 尤为明显。
一：先秦叙事散文的体例、思想、写作艺术等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有直接启发。 《史记》体例是在先秦编年史、国别史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而《汉纪》、《 资治通鉴》等，则是《春秋》、《左传》编年体史书的直接继承。
二：先秦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左传》、《国语》、《战国策》 等，成为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汉初散文，尚有战国遗风， 贾谊，邹阳等西汉前期散文家的作品中，更是可以明显看出《战国策》文风的余绪。宋人把 《左传》与《史记》、韩文、杜诗相提并论，同作为文学范本。 三：先秦叙事散文的叙事艺术，对我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独特的艺术个性 的形成，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首先，先秦叙事散文叙述中褒贬分明的倾向性，对我国古代小说注重教化作用有直接的影响。
其次，先秦叙事散文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比如按时间顺序安排结构，串联情节、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完整， 倒叙、插叙、补叙预叙等叙事手法。
第三，我国古代小说写人的基本手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规模。比如用人物个性化的言行，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表现人物性格，而较少长篇的外貌描写、心理 描写。 第四，我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作品对历史题材的重视，也是受先秦叙事散文的启示。
附录：（此篇文论文秘、广电班可作选读，师范班为必读）
中国古代第一篇诗学专论——《毛诗大序》的文本解读
《毛诗大序》为中国古代第一篇诗学专论，素为历代诗人奉为圭皋（明郝敬甚至誉其为“千余年诗家领袖”），亦当代旧体诗词创作正宗路头入门第一篇经典要籍。唯其意义巨大，学者各有所得，聚讼纷纭，两千年来成为“说经之家第一争诟之端”（《四库全书提要·朱熹诗序辨说》）。今幸有战国楚竹简《孔子诗论》整理问世，使我们足以相信子夏作序的可能，而不必因作者时代、姓名纷争，以致曲解文意。鉴于当今一般的《诗经》注译本皆未收该文，今不揣谫陋，对其予以重新解读。 《诗经》毛诗序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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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一、题解
汉时传诗者四家：齐人辕固生传“齐《诗》”，董仲舒、班固等习之，“齐《诗》”亡于魏；鲁人申培（申公）传“鲁《诗》”（渊自荀子），孔安国、司马迁、刘向、蔡邕等习之，“鲁《诗》”亡于西晋；燕人韩婴传“韩《诗》”，郑玄等习之，“韩《诗》”亡于北宋；赵人毛公（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传“毛《诗》”（自谓子夏所传，亦荀子一系），卫宏、郑众、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习之，毛《诗》流传至今。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毛《诗》系统的主要著作有《毛诗》二十九卷和《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汉代郑玄为之作“笺”，唐代孔颖达为之作“疏”，合称《毛诗正义》。其书每首诗前皆有序，统称“毛诗序”，传为卜子夏所作。其第一首《关雎》之序，文字较长，内容较多，称为“毛诗大序”（《昭明文选》直称“毛诗序”，后人简称“诗大序”）。 二、分段释读
以下为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本该序全文。为了便于解读，仿杨伯峻《论语译注》的办法，按笔者理解，对原文进行了标点、分段，并为每段加了序号。
1、《关雎》，后妃之德也。——《关雎》这首诗的宗旨，体现了后妃的美德。《诗三百》作为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其组织结构分为“风”（国风）、“雅”（又分小雅、大雅两小类）、“颂”三大板块。“风”分“正风”和“变风”，“雅”分“正雅”和“变雅”。“正风”指《周南》、《召南》二十五篇。《关雎》是“风”类诗《周南》中的第一篇，故《毛诗序》首讲《关雎》。这一句体现了后妃的美德，以下7首则分别体现了后妃之本、后妃之志、后妃之逮下、后妃之子孙众多、后妃之所致、后妃之化和后妃之美。此段讲《诗三百》“国风”类《周南》中第一首诗《关雎》的创作宗旨。
2、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关雎》一诗为“风”类诗开卷之始。诗集以《关雎》一诗为“风”类诗开卷之始，是因为它体现了后妃的美德，可以用它来象风吹草伏一样地教化天下民众，从而矫正夫妇之道。夫妇之道是血缘关系之外的人伦之道之首。如果夫妇之道端正，那么人伦之道也就必然端正。所以既可以用它来教化乡村百姓，也可以用它来教化诸侯邦国。“风天下”之“风”不可读如“讽”。“讽”是下以刺上，风是上以化下。此段讲为什么以《关雎》一诗为《诗三百》“风”类诗开卷之始。
3、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为什么诗集以“风”类诗为首呢？因为“风”类诗的作用，就象自然界的风吹草伏一样，可以用来教化天下民众。如果风去吹拂，草便动了；如果用“风”类的诗来教育民众，民众就会被感化了。“风以动之”之“风”不可读如“讽”。此段讲为什么以“风”类诗为《诗三百》之首。
4、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既然《诗三百》所收都是诗，那么什么是“诗”呢？诗，是人的思想情感的外在表现。每个人在心中蕴藏的，就是思想情感；把思想情感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此段讲什么是诗。
5、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那么，人人都有思想情感，人人都能言语，难道我们的日常言语就是诗吗？当然不是。比之于普通思想情感，诗人的思想情感是浓厚、激动、热烈的思想情感；比之于日常言语，诗歌的语言是有意象、有韵味、有节奏的精致的语言。思想情感在心里被触动的时候，就会外在地表达为言语；日常言语不足以表达浓厚的思想情感，就会用意象的语言吁嗟叹息；吁嗟叹息不足以表达激动的思想情感，就会用隽永的语言长声歌咏，长声歌咏不足以表达热烈的思想情感，就会伴随富有节奏的语言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据《墨子》记载，战国时，人们“诵《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诵”如“嗟叹”，“歌”即“咏歌”，“舞”当然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曾运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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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说》谓此段“辨诗与直言之别。诗是言之有浓厚感情者，故嗟叹之；诗是言之有隽永意味者，故咏歌之；诗是言之有谐和声调者，故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周秉钧整理，岳麓书社1990年5月版，第5页）本段读释即本其说。此段讲诗的语言特征。
6、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此段源自《礼记·乐记·乐本》：“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意思是：一切音乐都产生于人的内心。情感在心中激荡，便通过声音表现出来。声音组合成条理，就叫做音乐。所以太平盛世的音乐安详而快乐，这是政治平和通畅的表现；乱离时代的音乐怨恨而愤怒，这是政治乖戾残暴的表现；亡国之时的音乐悲哀而思虑，这是人民困苦的表现。音乐的安乐、怨怒、哀思与国家政治的平和、乖戾、衰亡是相通的。此段讲音乐的政治功能。
7、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所以矫正政治的得失，感动天地鬼神，没有什么比诗更近于能实现这个目标。上段讲音乐的政治功能，此段讲诗的作用，似乎两段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其实不然，作者之意，正是借乐说诗，音乐的政治功能，也正是诗的政治功能。《乐记·乐象》明确阐述了诗、歌、舞、乐在政治上四位一体的关系。曰：“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德是人性之正，乐是德之光华，金、石、丝、竹是音乐的工具。诗，抒发内心志意；歌，吟唱心中声音；舞，表演内心姿态。诗、歌、舞三者都源本于内心，然后用乐器来伴随。所以，情感深厚就会文彩鲜明，气度宏大就会变化神奇，和顺的情感聚积在心中，就会有美好的神采表现在外表。只有乐才不可能伪装出来。）显然，在诗、歌、舞、乐四者之间，只有诗才是最能直接明确地言志达情的，其意义作用也应该是最大的。《诗含神雾》甚至说“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神之宗，万物之户也。” 虽然出自谶纬之说，但至少反映了汉代人对诗的认识。此段讲诗的一般作用。
8、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古代的君王正是用诗来治理夫妇之道，形成孝敬之常，敦厚人伦之情，完美教化之风，转移风俗之气。此段讲诗的政治作用。
9、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所以诗有六种具体的应用：一是“歌咏其声”进行歌唱，二是嗟叹性情进行吟诵，三是委婉劝谏用来比喻，四是兴发感动涵养性情，五是校正其声推广“雅言”，六是礼仪赞颂舞蹈表演。如上所述，诗、歌、舞、乐在古代政治上具有四位一体的关系。“采诗”、“陈诗”、“献诗”是为了“用诗”，“用诗”是为了“作乐” “作乐”是为了“制礼”，“制礼”是为了维护封建宗法的统治。诗三百篇风、雅、颂的分类，主要是以音乐歌舞的特征为标准的。“风”是民间小调，其词为歌谣，朱熹《诗集传》“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是也。“雅”通“夏”，夏为王畿之地，其乐为贵族乐曲，其词为官话“雅言”。《论语》有“子所雅言”。“颂”通“镛”，为大钟；又通“容”，为舞容，其音庄重，其式蹈舞，其词祭祝。后世因《诗经》如此分类，遂指认风、雅、颂为诗之三体，并进而视赋、比、兴为诗之三法，朱熹《诗集传》释之曰：“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此段讲诗的具体应用。
10、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君王在上用“风”来教化下层民众，如何教化，已如上述。下层民众用“风”来讽喻上层君王，则要做到：用辞文雅，委婉劝谏。这样，说话的人不会得罪，听取的人也足可以警戒。这就叫“风”。“下以风刺上”之“风”读“讽”。主文：主于文辞，不用直言（如可用比喻提醒）。谲谏：委婉劝谏。此段讲下如何讽上，即正风的创作原则。
11、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到了王道衰微、礼义废弛、政教丧失、诸侯各国各行其政、民众家俗各异的时候，就产生了“变风”、“变雅”类的诗。按之《诗经》，《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为正风，《鹿鸣》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为正大雅，其余则为“变风”、“变雅”。此段讲“变风”、“变雅”之所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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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国家的史官明白政治得失的经过，悲伤伦理道德的衰败，哀痛刑罚法治的苛刻，于是吟咏那些“变风”、“变雅”类的诗篇，用来讽喻君王，促使君王深刻地认识世态变化的根由，体察民众对君王的怀念之情。此段讲“变风”之用。
13、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所以“变风”类的诗，既是诗人发于内心的情感，又不超越礼义界限。发于内心的情感，是人的天性；而不超越礼义界限，就是先王教化的结果了。此段讲“变风”的特征。
14、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因此，如果诗人以一个诸侯邦国的事为创作之本，那么，他所创作的诗，便具有讽喻的意义，这类诗，称之为“风”；如果诗人说的是天下各个诸侯邦国的事，表现的是包括四方的风俗，这类诗，称之为“雅”。“雅”，就是正的意思，说的是政治兴衰治乱的根由。因为政事有天子的大政和诸侯的小政，所以“雅”有“大雅”、“小雅”分别。“颂”，就是赞美君王盛德，并将他成功的事业报告祖宗神明的一类诗。此段讲风、雅、颂之别。
15是谓“四始”，诗之至也。——如上所述，《关雎》是“风”类诗的开始，那么，《鹿鸣》便是“小雅”类诗的开始，《文王》便是“大雅”类诗的开始，《清庙》便是“颂”类诗的开始，这四首诗简称“四始”，它们是诗中最高的典范。此段讲风、大雅、小雅、颂的“四始”。 16、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用《关雎》、《麟趾》进行教化，本是君王之“风”，因先王其时未称王，与周公有关，所以称“周”。“南”，是说的教化自北向南。《鹊巢》、《驺虞》中表现的美德，本是邦国诸侯的“风”，因体现了先王教化的结果，与召公有关，所以称“召”。《周南》、《召南》，是天下正道的开始，是君王教化的基础。《诗经》中的诗篇，若按实际创作年代，其顺序是：周颂、大雅、小雅、商颂、鲁颂、十五国风。我们现在看到的《毛诗》的编辑顺序则是：十五国风、小雅、大雅、周颂、鲁颂、商颂，这种编辑顺序的安排，体现了一定的编辑宗旨。例如，因《周南》、《召南》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所以列为卷首。此段讲《周南》、《召南》命名、置首之由。
17、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因此，《关雎》一诗，表面意象是君子愿意得到美丽贤惠的姑娘，以成婚配；作者心志却是替君王担忧如何招纳贤才，而不是过分倾慕美色本身。“窈窕”的美色，是用来比喻人才的才能。爱恋“窈窕”的美色，是比喻对人才的渴求，而没有贪美求色、伤风败俗的动机。这才是《关雎》的本义。此段讲《关雎》之义。 三、《毛诗序》的结构：通过以上的分段释读，我们看到，《毛诗序》是一篇结构严谨、论证细密的大文章。后世学者往往主观臆断，随意割裂，使其至今不得确解。如1994年9月学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清黄淦纬《诗经精义》，该书将开头一段（段1）与最后两段（段16、段17）并置，称“《关雎》序”，将中间部分称“大序”。这种作法来源于朱熹《诗序辨说》。又如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旧说，以段1为“小序”，以段2以下为“大序”；范家相《诗渖》以段2至段16为“大序”，以段1和段17为“小序”等等，均因不得要领而随意割裂。
其实，文本即是《毛诗大序》，也是《关雎》小序。阐明《诗三百》的编辑体例是其宗旨，说明《关雎》一诗的创作意图是其例证。明郝敬谓“《诗》通《关雎》、‘二南’，思过半矣”。 《毛诗大序》的作者，面对《诗三百》这一部诗集，如见春笋，层层剥去，直至意尽而还。 如上所述，《诗三百》的外在组织结构分为“风”（国风）、“雅”（又分小雅、大雅两小类）、“颂”三大板块。“风”分“正风”和“变风”，“雅”分“正雅”和“变雅”。“正风”指《周南》、《召南》二十五篇。《关雎》是“风”类诗《周南》中的第一篇。故《毛诗序》从第一首诗的定性入手，首讲《关雎》。第2段讲为什么以《关雎》一诗为《诗三百》“风”类诗开卷之始。第3段讲为什么以“风”类诗为《诗三百》之首。至第4段以后进入《诗三百》的内核，讲什么是诗，讲诗的语言特征，借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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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诗与政相通，继而直接讲诗的一般作用，讲诗的政治作用，讲诗的具体应用，讲正风之创作原则，讲“变风”、“变雅”之所由作，讲“变风”之用，讲“变风”的特征。至第14段讲风、雅、颂之别，开始蜿蜒而出，第15段讲风、大雅、小雅、颂之“四始”，第16段不忘讲《周南》、《召南》命名、置首之由。最后一段复归《关雎》，具体揭示诗篇的象征意义。此等章法，直是密不透风，文雅之至，令人称颂，岂可任随己意，擅自割裂哉！ 第四章 先秦诸子散文 概说：
春秋之末，王权衰落，诸侯崛起，天下纷争。与之相应，官失其守，礼崩乐坏，士阶层蔚然勃兴，私学兴起，私家著述相继出现。到战国时，百家争鸣，诸子横议，著书立说，蔚为风尚。据《汉书·艺文志》载，当时主要诸子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家十家。先秦诸子指的就是这一时期诸子百家阐述各自对自然对社会不同观点和主张的哲理性著作。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春秋末、战国初为第一阶段，代表作有《论语》、《墨子》，文章多为语录体，或为简明的议论
短章。 战国中期为第二阶段，代表作是《孟子》、《庄子》，文章逐渐由语录体发展为对话式论辩文与专题论文。 战国后期为第三个阶段，《荀子》、《韩非子》是其代表作，其文章基本上都是宏篇巨制的专题论文，完善了论说文的体制。
先秦诸子具有鲜明的特点。
A) 思想上，它们都坚持独立思考，各抒己见，放言无惮。如孔子提倡仁义礼乐，墨子主张
兼爱尚贤，庄子主张自然无为，韩非子则大倡法术势。
B) 文风上也各具个性和风格。如《论语》简括平易、迂徐含蓄，《墨子》质朴明快、善于类推，《孟子》气势恢宏、辞锋雄辩，《庄子》汪洋恣肆、文思奇幻，《荀子》浑厚缜密、比
喻繁富，《韩非子》严峻峭拔、论辩透辟。
C) 语言上，它们都善用比兴，深于取象。如《庄子》“寓言十九”，引物连类，取象之深厚，为诸子之最。
D) 文体发展上，先秦诸子散文首先确立了论说文的体制。从语录体的有观点无论证，到论点明确、论据充分、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专题论说文，显示了我国论说文发展的大致风貌。此外，先秦诸子散文中一些故事叙述，颇类小说，为后世的叙事文学提供了营养。
先秦说理散文的成熟
孔子 (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
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先世为宋国贵族。少年时家境衰落。成年后做过“委吏”(司会计)和“乘田”(管畜牧)等。五十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摄行相事。后罢官，曾周游列国，终不再仕。晚年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并把鲁国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
孔子思想及著作
孔子曾大力宣传“仁”的学说。在世界观上，对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活动采取存疑态度，
认为“未知生，焉知死”，提出“敬鬼神而远之”的见解。在认识论和教育思想方面，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之风，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相传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鄙视“学稼”“学圃”，看不起劳动人民。在政治上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名实相副；在维护贵族统治的基础上提倡德治和教化。自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影响极大。现存《论语》一书，是研究孔子学说的主要资料。
孔子的思想学说主要汇集在《论语》中。《左传》与《史记·孔子世家》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也较可靠，都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依据与资料。 《论语》的文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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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编辑成书在战国初年。《论语》每篇标题取自首章首句中的两个字，各篇之间没有时间的先后顺序，每篇内各章之间也没有共同的主题。
作为说理文，《论语》还很幼稚。不过，先秦说理文的一些文体特征，在 《论语》中已有萌芽。语录体是《论语》文体的基本特征，它或是记录孔子的只 言片语，或是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话，都比较短小简约，还没有构成单篇 的、形式完整的篇章。书中也有些较长的段落，如《先进》篇中“子路、曾皙、 冉有、公西华侍坐”，详细记载孔门师生间的一场谈话，叙述清楚，有一定描写， 表现了人物的不同个性，作为叙事记言文字，比较成功，但与说理文显然还有一 定距离。而《季氏》篇中“季氏将伐颛臾”里孔子的几段话，针对性强，层次清 晰，具有说理文的某些特点。《论语》这种在对话中说理的形式，直接影响了先 秦说理文的体制。但语录体并不是《论语》文学价值的主要方面，《论语》的文 学色彩在于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以及深刻平实、含蓄隽永的语言。 墨子 （前480？——前420？），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手工业者出身，曾做过宋国大夫。其学与儒学对立，同为当时显学。所创墨者集团，既是学术团体，又是生活刻苦、纪律严明的政治团体。他提倡“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等。其思想反映了当时中下阶层的愿望。《墨子》是墨子后学整理先师的言论、笔记而成，小部分是墨子自著，大部分是后学的整理或发挥。原书71篇，现存53篇。
《墨子》反对文采，讲究逻辑性，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强调为文立论要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察百姓人民之利”。因而，全书文章风格质朴，较少文采，而逻辑性强，善用归纳法和类比法说理，理论联系实际，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其文章的基本结构，大体是先提出问题，然后加以分析，最后作简括总结。文有标题，论点明确，论证充分。如《兼爱》上篇就是这样结构完整、层次清楚的论说文。对墨子形象的表现，是《墨子》较具文学性的一面。《公输》、《鲁问》、《耕柱》等篇在记载墨子言行时，也将他“摩顶放踵”、热心救世的形象展现给了读者，生动感人。此外，《墨子》中大量的排比、对偶、比喻等修辞设法，也使其文朗朗上口，有一定的文学性
墨子虽然还没有摆脱语录体的影响，还有大量的“子墨子曰”，但是这些语录/段与段的密切
联系，是在围绕同一个论题展开的，因而不再是语录的简单的连缀，而是由这内在逻辑的论说文。 墨子之学衰落的原因：秦好以后，多不提此学。儒家提等级、尊卑正为统治者所好，而墨家
所主张的平等我统治者所不好。他代表的是下层小生产者的利益。在清朝的时候，当考据之学兴起的时候，有所提升。但后期汉以后多不言墨子之学。东晋时葛洪（道家兼医学）整理《神仙传》，收录墨子，才得以保存。 道家与《老子》 《老子》的思想：
《老子》又称《道德经》，始为道经、德经合称，德经在先，道经在后，三国时期王弼颠倒之。现代学者普遍认为，此书并不是老子手定，而是战国前期道家学派编纂而成，大体代表的老子的思想。《老子》的学术核心在于“道”。道是万物之源。 道的三大法则 •• （一）道的永恒及其运动法则───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反者道之动 （二）道的应用法则──为无为，弱者道之用
（三）事物对立统一的和谐法则──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 老子的文学特色 《老子》的行文属于语录体，与论语不同的是，老子已经不是零散的谈话记录，其中没有人物的对话，没有叙述的成分，完全是思想的主旨的直接阐发，显得精警凝练，言简意深，处处闪烁着哲人的智慧。刘勰称之“五千精妙”，薛道衡说“其辞简而要，其旨深而远”。作者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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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抽象思维总是伴随着具体的形象一起展开。善于把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的形象。 另一个特点是文多用韵，句多用排偶。其文句大体整齐，但又富于变化，或者两两相对，或者层层排比，或者首尾相连。
《老子》表现出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的情感。
关于《孟子》 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是我国古代著名德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儒家学说的正统继承者，被封建统治者奉为仅次于“至圣”孔子的“亚圣”。
孟子，名轲，字之舆，出生在驺国（今山东邹县）马鞍山下的凫村，故居遗址至今犹存。孟子的生卒，古今多有推断。其中较为可信的是他生于周烈王4年（前372年），卒于周郝王26年（前289年），亨年84岁，这与《孟子》全书的人物和事迹基本符合。孟子游说至65岁，其政治理想仍无法实现，只好象孔子晚年一样，退居老家从事教学与著述，寄希望于未来。他与弟子公孙丑、万章等一起编著了《孟子》七篇，成为后世研究孟子思想的重要资料。
《孟子》的思想：
“施仁政，行王道”是孟子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他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认为“民（农）事不可缓”，“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主张“省刑罚，薄税敛”，“取于民有制”，告诫封建统治者剥削压迫要有一定限度。
政治上，孟子主张“以德服人”。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指出使用暴力并不能让人心服，只有用“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反对以暴力治国，主张实施行感化教育政策，强调精神统治。 重民思想，也是孟子\"仁政\"学说德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他的以民为本的“王道”。民本思想是孟子的主要政治思想，他曾告梁惠王说：“仁者无敌。”又告齐宣王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以上《梁惠王》上)这就是说，真正能够爱人民的人，他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孟子非常重视道德的修养，他把孔子提倡的仁的规范发展为仁义，进而体乎尽心、养性、诚心、寡欲等一系列的修养的办法。他还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是通过“义”的积累而养成的，他“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表现为无所畏惧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状态。他倡导“舍生取义”，把道德操守置于生命的价值之上，这些言论极大的激励了后代的志士仁人。 《孟子》散文成就 《孟子》好多的文章已经形成篇幅较长的对话，说理畅达，章法巧妙，行文大都大大超过了《论语》。加上其气势的充沛与生动地文才。 1、《孟子》的文章表现出高超的论辩的艺术。在论辩之中，孟子往往善于抓住对方的心理，因势利导，诱其就范，比如：齐桓晋文之事。他先提起齐宣王不忍杀小牛的事情，称赞他有仁义，引起对方的好感，进而批评他虽然有仁义之心，却不行仁政，是不为，而非不能。然后又揭穿其“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的大欲。并指出，以武力征服天下，必有灾难，只有行使仁政，才能无敌于天下。
他还常常采取迂回的战术，先设好圈套，让对方钻进去，然后乘其不备，突然袭击。他为了批评齐宣王未能够治理好国家，先问他，“有朋友把妻子托付给朋友”自己到出国去，朋友却让妻子挨饿受冻，该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回答说“抛弃他”，有试之于法官，说“罢免他”，有突然转向治国的话题，王治好“顾左右而言他。”
在和陈相辩论时，也用同样的方法逼使陈相不得不承认：“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这样辩才无碍的学者，是颇有战国策士之风的。
《孟子》的一些正面的论述也颇有特色。往往能够围绕中心的论点，严谨而又细密的展开论述，例如“天时不如地利”，虽然尚未独立成篇，但是已经具备完整严密的论说文的雏形，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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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鱼我之欲也。”等章，也有这样的气势。 2、《孟子》散文的特点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富于鼓动性，有纵横家、雄辩家气概，充分反映战国时代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也体现了作者鲜明的个性。他说：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例如“许行”一章(《滕文公》上)首先问明许行一切生活资料的来源，以见社会分工的必要；再进而论治天下之不可耕且为，列举尧、舜、禹、稷所以不暇躬耕之故；然后斥责陈相背师说而学许行之道为用夷变夏，“下乔木而入于幽谷”。声色俱厉，气盛言宜。
又如“好辩”一章(《滕文公》下)历述唐虞三代以来一治一乱之故，而以辟杨、墨（骂杨朱、墨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邪说自比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孔子作《春秋》。又如“齐桓晋文”一章(《梁惠王》上)问齐宣王之所大欲，“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铺张扬厉，几乎和纵横策士抵掌而谈的风趣相仿佛。
3、常用譬喻来陈说事理，辩论是非，既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又加强了说服力。
如把百姓盼望仁政譬喻为“大旱之望甘霖“；缘木求鱼的比喻；等等。
例如对梁惠王“民不加多”之问，以战为喻；对梁襄王“孰能一之”之问，以苗为喻；对齐宣王“不为”与“不能”之问，以“挟太山以超北海”及“为长者折枝”为喻等。
齐人乞番(《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 这是个寓言式的故事，也是一幕辛辣的讽刺剧。乞番的行径也就是一幕官场的现形。尖锐幽默，可谓已达极点。
4、《孟子》的文章语言浅显而又明快畅达。‘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赵歧《孟子题辞》），作品词汇丰富，富于表现力。往往情态逼真，宛然如见。文中大量使用语气词和排比、感叹、反问的句式。如答公孙丑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公孙丑》上)叙校人欺子产说：“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万章》上)如此之类很多，大都接近口语，十分生动而有风趣。总之，《孟子》的散文虽然基本上还没有脱离语录体，比之《论语》却有了很大的发展。
《庄子》的哲学思想的诗意表现： 庄子(前360?—280?)，名周，宋之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有人说即是今天安徽的蒙县）。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生平事迹不详。但是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苟全性命、不求闻达的人。
《汉书·艺文志》载《庄子》书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后人以《逍遥游》至《应帝王》七篇为内篇，《骈拇》至《知北游》十五篇为外篇，《庚桑楚》至《天下》十一篇为杂篇。从来讲《庄子》的人，多认为内篇是庄子自己作的，外篇和杂篇则是庄子的门徒或后学作的，故文章风格亦有所不同。
庄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哲学思想基本上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消极面。
他对现实极端不满。而当时的战乱和剥削造成社会动荡不安，人民十分痛苦，庄子斥为“昏上乱相”，也的确是有理由的。他既不满现实，又无法反抗它，就不得不走隐居遗世的道路，一方面议君相，讥儒墨，甘贫贱而肆其志；一方面否定一切，齐万物，一死生，泯是非得丧，以追求内心的调和、精神的胜利而自我麻醉。
不过庄子的放荡不羁，蔑视礼法和权贵，以及对统治者不合作，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外《庄子》书中常有抨击当时社会的言论。 创作方法及特点 《庄子》中自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天下》）。
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人们习惯于以“我”为是 非标准，为避免主观片面，把道理讲清，取信于人，必须“藉外论文”（《寓言》）。
重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为使自己的道理为他人接受，托己说于长 者、尊者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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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重。
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语言，这种言语层出无穷， 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下去。
《庄子》一书，大 都是用“三言”形式说理。这三种形式有时融为一体，难以分清。“三言”之中， “寓言十九”（《寓言》），寓言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庄子》内篇及外、杂 篇中的许多篇目，都以寓言为文章的主干。大量运用充满“谬悠之说、荒唐之言、 无端崖之辞”（《天下》）的寓言，使《庄子》的章法散漫断续，变化无穷，难 以捉摸。如《逍遥游》前半部分，不惜笔墨，用大量寓言、重言铺张渲染，从鲲 鹏展翅到列子御风而行的内容，并非作品的主旨，只是为了用他们的有待逍遥来 陪衬、烘托至人的无待逍遥，而“至人无己，圣人无功，神人无名”这个题句， 却如蜻蜓点水，一笔带过。
《庄子》结构线索上的模糊隐秘，并不意味着文章结 构缺乏内在联系，而是深邃的思想和浓郁的情感贯注于行文之中，形成一条纽带， 把看似断断续续的孤立的寓言与寓言之间，段与段之间联结在一起，融为一个有 机体。《逍遥游》的主题是追求一种“无待”的精神自由的逍遥境界。文章先为 主题作铺垫，然后是主题的阐发，最后结束在至人游于无何有之乡的袅袅余音之 中。内篇中的其他作品，也是在明确的内在主旨的统领之下，以各种各样的寓言， 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加以形象的展示，最后完全避开逻辑推理下判断，而以 抒情诗般的寓言作结。《庄子》内篇，可以说是哲理抒情散文。
庄子的散文的艺术风格 庄子的散文在先秦诸子中具有独特风格。
一、“意出尘外， 怪生笔端。”的想象与虚构。（《庄子》一书的文学价值，不仅由于寓言数量多，全书仿佛是一部寓言故事 集，还在于这些寓言表现出超常的想象力，构成了奇特的形象世界，“意出尘外， 怪生笔端。”（刘熙载《艺概·文概》）《庄子》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深奥玄妙， 具有高深莫测、不可捉摸的神秘色彩，用概念和逻辑推理来直接表达，不如通过 想象和虚构的形象世界来象征暗示。大量采用并虚构寓言故事，作为论证的根据；因此想象奇幻，最富于浪漫主义色彩。例如内篇的《逍遥游》、《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等篇，基本上是用四五个或六七个幻想出来的故事组成的。他的许多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都是通过这些故事人物的问答方式来表现的。而故事人物的形象常常描写得极为生动，如《逍遥游》中的许由敝屣功名的形象，藐姑射之山的神人的形象，《齐物论》王倪口中“至人”的形象，《养生主》疱丁的形象，《人间世》楚狂接舆的形象等等，《庄子》书中如此之类不可胜数。现在举个例子来看：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
这当然是庄子自己头脑中幻想出来的绝对自由的人物。这个人据说是“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他的尘垢比糠都可以铸造出尧舜来的，所以人们认为他在撒谎，而不肯相信了。
由于接受民间寓言故事的影响，所以在庄子笔下，蝉和斑鸠、小雀都会说话，虾蟆、甲鱼也会说话，蛇和风，栎树和铜铁也会说话，一切生物、无生物都会说话，而且会辩论、讲道理。这比其他诸子和《战国策》中某些寓言故事有进一步的发展，使逻辑思维的理论文更加形象化。这又是庄子散文浪漫主义作风的一个方面。
《庄子》以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构成了瑰玮諔诡的艺术境界，具有 散文诗般的艺术效果，但《庄子》毕竟是哲理散文，和其他诸子说理文一样，属 于议论文。只是它的说理不以逻辑推理为主，而是表现出形象恢诡的论辩风格。 《庄子》常以寓言代替哲学观点的阐述，用比喻、象征的手法代替逻辑推理的论 述。较少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让读者从奇特荒诞、生动 形象的寓言故事中，去体味、领悟其中的哲理。而在论辩过程中，往往又表现出 作者精辟的思辨能力。庄子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上提出的一系列命题，如齐是非、 等寿夭、合同异等等，从形式逻辑上来说，都近于诡辩。《庄子》中一些比较纯 粹的议论文字，则注重逻辑推理，常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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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归纳等逻辑方法，层层推论。但若 仔细考察其推论过程，在逻辑上并非十分严密。如《马蹄》、《骈拇》、《胠 箧》等篇，都以一个假言前提为基础开始论述，但这些假言前提与推导出的结论， 事实上并无必然的联系。《庄子》的论辩，与其说读者是被其逻辑推理所征服， 不如说是被奇诡的艺术境界、充沛的情感所感染。 二、《庄子》散文的另一特点是善用譬喻。本来战国时代的文章，一般都有这种特点，而《庄子》则几乎任何情况、任何事物都可以用作譬喻，也可以容纳譬喻。它不但譬喻多，而且运用灵活，在先秦诸子中也是最突出的。例如《逍遥游》将要论证超越时空的绝对自由，先从大鹏说起。他认为那么大的鸟，要想从北海飞到南海，非借大风之力不可，所以没有绝对自由。下文的野马、尘埃，也是要有风吹着才能在空中游荡。这对于野马、尘埃本身来说虽属正意，对于大鹏来说其实又是比喻。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能“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才能无所待而获得绝对自由，这才算“逍遥游”。全篇主旨到此轩豁呈露，有如千里伏流，迂回曲折，历久而后涌现。回顾以前，从开篇的鲲鹏说起，一系列事物都是比喻，因为这些无非是借以衬托游于无穷的至人神人而已。至于下文鹪鹩、偃鼠、疱人、尸祝等喻，或明或暗，随物赋形，犹其余事。章学诚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文史通义》)这对《庄子》来说，尤为恰当。 《庄子》一书，“寓言十九”。寓言的性质本来就是作为譬喻之用的，如疱丁解牛喻养生之理，轮扁斤轮(《天道》)喻读书之法，佝偻承蜩(《达生》)喻“专心致志”之道，匠石运斤(《徐无鬼》)喻知音难遇之感，蜗角触蛮(《则阳》)喻诸侯的战争等。不管庄子或其后学者的主观如何，企图用它们来说明什么观点，达到什么结论，而它们本身仍有其深刻的意义，语言也极为生动。 三、庄子散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文中多用韵，声调铿锵，使读者有和谐的节奏感。例如《逍遥游》：“惠子曰：„„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这和《德充符》末段惠庄二人问答一样，一倡一和，全用韵文。然而妙在非常自然，不但不觉得有意押韵，或者因押韵而拘牵词义，反而助长了文章的气势，与后来的散体辞赋相类似。而《德充符》一段更富于诗意，真可谓“天籁”之文。 总之，《庄子》一书，特别是内篇，有时象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有时象万斛源泉，随地涌出，汪洋恣肆，机趣横生，具有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它不仅在先秦的理论文中，即在后世的古典散文中亦罕有伦比。 《荀子》与《韩非子》的议论文
荀子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 荀子的著作，见于《荀子》一书。《劝学》、《修身》、《不苟》、《非十二子》、《天论》、《正名》、
《性恶》等22篇，都为葡子亲著。其他10篇，有的为荀子弟子所论，有的为荀子所纂辑的资料，它们都是我们研究荀子的思想和事迹的主要材料。
荀子的思想 荀子博学深思，其思想学说以儒家为本，兼采道、法、名、墨诸家之长。他以孔子、仲弓的继承者自居，维护儒家的传统。但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李斯又都出于荀子门下，足看出他学说与传统儒学的变异。
一、天道观：荀子认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
二、认识论：荀子指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即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它通过人的形体机能而进行。
三、人性论：荀子提出了与孟子“性善”论截然相反的“性恶”论的观点。 荀子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有极大的区别，但就通过所谓的“圣王之教”来教育感化民众这一目的而言，他们又是一致的。 四、礼论：“礼”的思想是荀子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荀子提出，“礼”是“先王”为了调节人们的欲望、避免战乱而制定出来的“度量分界”。荀子强调，“礼”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和治国的根本，即“人道之极”，同时也是至高无上、永恒存在的最高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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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观：荀子重视教育和学习的功能，这实际是他“天人相分”天道观及“化性起伪”人性论的逻辑延伸。他指出，知识和德性修养是通过积累而成的。
《荀子》的详密论证： 1、荀子认为“君子必辩”（《非相》），特别强调论辩的重要性。因此，与先秦其他诸子一样，
荀子的说理文擅长论辩。但荀文以其说理的清晰，论辩的透辟，逻辑的周密，在先秦诸子说理文中别具一格。思想的深邃丰富，理论的系统严整，使其不仅单篇行文缜密，而且全书各章相互照应，论证严谨周详。《性恶》篇开首即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提出了“性”和“伪”两个概念。人的天性在耳目之欲，声色之好，因而出现争夺、残贼、淫乱等现象，要改变这种现实，必须用礼义进行教化，使人从善，并明确界定“性”是“天之就也”，即先天自然本性。“伪”即人为，“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即后天通过礼义的学习而形成的道德观念。区分了“性”和“伪”之后，再进一步论证“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矣”。提出“圣人化性而起伪”，“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而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众者，伪也。”“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性恶论是荀子礼乐法术论的理论基础，故而不仅此篇论述周密，而且与荀子的整个理论系统相一致。由于性恶，故须教育，教育当以礼义为本；也由于性恶，故须施行赏罚，于是性恶论和隆礼重法的主张，就相互贯通，相辅相成。
《荀子》在文辞上，也相互呼应，如《礼论》云：“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 认为性是一种原始材料，如《性恶》篇中认为性是一种天然之情一致，而像《劝学》篇中“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等观点，也和“圣人化性起伪”的观点息息相通。总之，荀子之文思理严整，论证全面。为说明观点，层层论述，反复推详，一篇中首尾一贯，一气呵成，整体理论系统严密，各篇之间颇有照应，故而绵密严谨，恢宏博大，风格浑厚。
2、《荀子》大量运用许多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为譬喻，深入浅出，生动巧妙地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使深奥的理论浅显易懂。如《劝学》篇，几乎都是引类譬喻重叠构成，并且譬喻的运用变化多端，或正反为喻，或并列为喻，辞采缤纷。《荀子》还喜欢用大量排比句法，或以韵语描写、抒情，增强了气势，调谐了音节，更富于说服力和感染力。 韩非子的思想 韩非（约前２８０－前２３３）不仅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也是战国末期集诸子学说之大成的思想家。他师承荀子，继承了荀子的哲学和政治学说， 进一步发展成为刑名法术之学。他推崇老子，借鉴了老子的哲学思想，舍弃了老子的柔弱无为，对“道”赋予法术的内涵，主张刚强有为。他还继承了前期法家 的法、术、势，并将三者冶为一炉，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韩非一生追求的政治抱负是为统治者创建一套完善而行之有效的\"王者之道\"，这就是其以\"法\"、\"势\"、\"术\"为核心的法律理论。韩非的法律思想体系实际上是\"以君为主、法术势相辅相成\"。因此，在韩非的著作中大多是带有浓厚实用主义、功利色彩的权术阐释，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韩非子》的文学成就： 一、韩非著作收集在《韩非子》中，其文多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如《说难》论述对人君谏说之难，顺之以招祸，逆之而致祸， 稍不留神便命丧身亡，列举谏说的种种困难，提出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种种不同 的进言方法，对社会和人君心理进行条分缕析，鞭辟入里，缜密透彻，犀利刻削， 入木三分。韩文中的长篇大论，如《显学》、《五蠹》、《孤愤》等，都写得波 澜壮阔，发挥得淋漓尽致。《韩非 子》以论辩的透彻，逻辑的严密，成为先秦说理散文论辩艺术的集大成者。
二《韩非子》说理散文，最具文学意味的还是数量居先秦散文之首的寓言故事。 寓言在《战国策》、《孟子》中还只是偶一用之，在《庄子》中虽连篇累牍，但 都为阐明一个中心思想，寓言仍只是议论说理文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文学体裁。 韩非才开始有意识地系统收集、整理、创作寓言，分门别类，辑为各种形式的寓 言故事集。像《内储说》、《外储说》、《说林》、《喻老》、《十过》，都是 寓言专集。《韩非子》的寓言故事主要取材于历史事迹和现实，很少拟人化的动 物故事和神话幻想故事，体现了他的法家思 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
第五章：屈原与楚辞 关于楚地文化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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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左传》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例子，就有好多起。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作野蛮的异族。楚文化的兴起也许比中原文化迟，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落后，主要只是表现在国家制度不够成熟，尤其是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等级关系的政治与伦理思想远不及北方文化完密。——所以楚人需要引进有关的学说和典籍。与此相应，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也可以看作楚文化落后的表现。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不一定落后，甚至有许多地方远远超过中原文化。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楚辞十分重要。
文学是广义的艺术的一个方面。我们所要论述的楚辞，既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
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屈原的生平介绍 屈原（约前340—约前277）名平，字原，是楚国的同姓贵族。祖先封于屈，遂以屈为氏。屈原年轻时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官为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本传），是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关于屈原的生平可以参照课本，于此不再赘述。
屈原与楚国最高统治集团的冲突，出于多方面的原因。 在外交方针上，屈原主张与强秦对抗，具有远大眼光。而怀王贪利受骗，顷襄王畏怯妥协，都不能接受屈原的正确主张，反而因为他坚持己见而加以惩罚。
在内政方面，屈原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实行使国家富强的“美政”。他向慕儒家传说中的圣君贤臣，对政治抱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同时他又蔑视那些贪鄙的贵族，主张改革内政，这当然也会使许多人与他为敌。
此外，屈原的性格，也是造成他的悲剧的重要原因。从屈原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一个感情激烈、正直袒露而又非常自信的人，这种性格加上少年得志，使他缺乏在高层权力圈中巧妙周旋的能力，当时楚国又正呈现衰乱的状态。在历史上，像这种诗人气质与环境的矛盾，不断地造成人生悲剧，同时也造就优秀的文学。
屈原的作品 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汉书· 艺文志》记载屈原赋２５篇，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认为屈原所作有《离骚》、 《九歌》（１１篇）、《天问》、《九章》（９篇）、《远游》、《卜居》共２ ４篇。至于《渔父》、《大招》，王逸“疑不能明”，持两可的态度；还有《招魂》一篇，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明确说为屈原所作，却被王逸归在宋玉名下。 在楚辞的研究史上，除了《离骚》、《天问》、《九章》的部分篇章之外，其他 诸篇的作者问题都引起过争论。现在看来，《大招》是对《招魂》的模拟；《远 游》中有浓重的求仙色彩，甚至采用了后世之典故，显然出自汉人之手；《卜居》、 《渔父》是后人为追述屈原事迹而作。基本可以肯定，这些都不是屈原的作品。 此外，《九章》中部分诗篇，如《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 等，也曾遭到质疑。在证据不是十分充足的情况下，还是肯定《九章》皆为屈原 所作更为适宜。这样，我们基本可以认定，王逸《楚辞章句》目录中，除去《远 游》、《卜居》、《渔父》、《大招》，屈原的作品共计２３篇。正是这２３篇 奠定了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关于《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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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全诗共373多句，近2490字。 “离骚”二字：古来有数种解释。司马迁认为是遭受忧患的意思，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 汉代班固在《离骚赞序》里也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 解释为遭受忧愁。 王逸解释为离别的忧愁，《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云：“离，别也；骚，愁也； 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在历史上影响 较大的主要是这两种。因司马迁毕竟距屈原的年代未久，且楚辞中多有“离尤” 或“离忧”之语，“离”皆不能解释为“别”，所以司马迁的说法最为可信。 《离骚》的写作年代：从《离骚》中“伤灵休之数化，”“九死未悔”等语句来看，屈原是在怀王多次反复，自己有久经排挤、内心极度苦闷的时候创作了《离骚》，所以，应该不是被疏远之初的作品。 《离骚》结构的划分：。《离骚》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
前一部分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首先自叙家世生平，认为自己出身高贵，又出生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因此具有“内美”。他勤勉不懈地坚持自我修养，希望引导君王，兴盛宗国， 实现“美政”理想。但由于“党人”的谗害和君王的动摇多变，使自己蒙冤受屈，在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冲突之下，屈原表示“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显示了坚贞的情操。
后一部分极其幻漫诡奇，在向重华（舜）陈述心中愤懑之后， 屈原开始“周流上下”，“浮游
求女”，但这些行动都以不遂其愿而告终。在最 后一次的飞翔中，由于眷念宗国而再次流连不行。这些象征性的行为，显示了屈原在苦闷彷徨中何去何从的艰难选择，突出了屈原对宗国的挚爱之情。 前半部分 ：在前半篇中，由三方面的人物，即诗人自我、“灵修”（即楚王）和一群“党人”，构成激烈的矛盾冲突。
第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开始，诗人使用大量笔墨，从多方面描述自我的美好而崇高的人格。他自豪地说明他是楚王同姓之臣，既指出自己有高贵的身份，又表示自己对楚国的兴亡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记叙自己降生在一个祥瑞的时辰（寅年寅月寅日），被卦兆赐命以美好的名字，又强调自己禀赋卓异不凡。在此基础上，诗人进一步叙述自己及时修身，培养高尚的品德、锻炼出众的才干，迫切地希望献身君国，令楚国振兴，使楚王成为“三后”和“尧舜”一样的圣明君主。总之，诗人自我的形象，代表着美好和正义的一方，作者相信他的理想和主张，能够把楚国引向康庄大道。 “党人”：“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他们只顾苟且偷安，使得楚国的前景变得危险而狭隘。而且，他们不但“竞进以贪婪，凭不厌乎求索”，还“内恕己以量人，各兴心而嫉妒”，认为诗人受到重用阻挡了他们的道路。于是谣诼纷起，“谓余以善淫”，诬蔑诗人是淫邪小人。 楚王，是楚国的象征。诗人对他抱有绝对的忠诚（“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他也一度信任和重用诗人，最终却受了“党人”的蒙骗：“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斎怒。”进而背弃了与诗人的“成言”，“悔遁而有他”，由此导致了诗人的失败和楚国的衰危。
这是屈原所描述的楚国政治关系模式。事实虽然未必如此简单。但可以看出：这一模式能够把君主的错失与“党人”的邪恶分开，又能在此前提下高度肯定诗人自我的人格和理想。。顺带说一句，这一模式在后世仍然反复地被人们使用着。 他亲手培养的人材也纷纷转向，“众芳芜秽”，他处在完全孤立的境地。但这却进一步激起了诗人的高傲和自信。他反复地用各种象征手段表现自己高洁的品德：饮木兰之露，餐秋菊之英；戴岌岌之高冠，佩陆离之长剑；又身披种种香花与香草。同时，诗人坚定地、再三地表示：他决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而妥协从俗，宁死也不肯丝毫改变自己的人格：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后半部分：《离骚》后半篇借助神话材料，以幻想形式展示了他的内心深处的迷惘和痛苦，和对未来前途的探索。（三次感情波折） 1，开始，诗人假设一位“女嬃”对他劝诚，认为他的“婞直”不合时宜。这也是诗人内心的一种想法。但紧接着，通过向传说中的古帝重华（舜）陈辞、表述治国之道的情节，否定了女嬃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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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这是第一层感情的波折。
2，而后，诗人在想象中驱使众神，上下求索。他来到天界，然而帝阍——天帝的守门人却拒绝为他通报。这表明重新获得楚王信任的道路已经被彻底阻塞。他又降临地上“求女”，但那些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美女，或“无礼”而“骄傲”，或无媒以相通，这又表明无法找到能够理解自己、帮助自己的知音。这是第二层感情的波折。
这两次远逝中都有十分壮丽的场景，试看这一段的描写：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 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 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 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 倚阊阖而望予。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3，诗人转而请巫者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给予指点。灵氛认为楚国已毫无希望，劝他离国出走；巫咸劝他留下，等待君臣遇合的机会。但后一种道路已经被证明是无望的，他只能采纳灵氛的意见。于是，诗人驾飞龙，乘瑶车，扬云霓，鸣玉鸾，自由翱游在一片广大而明丽的天空中。“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诗中出现了一片迄今未有的神志飞扬、欢愉无比的气氛。这表明，诗人认识到离开楚国确实是一条摆脱困境和苦闷的道赂。春秋以来，包括孔子、孟子在内的众多贤才辩士从事政治活动的范围都不限于乡土之邦。但这对于屈原，最终仍无法接受。在幻想中，正当其“高驰邈邈”之时，“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离开故土。于是，在这里发生了第三层巨大的感情波折。
总结：既不能改变自己，又不能改变楚国，而且不可能离开楚国，那么，除了以身殉自己的理想，以死完成自己的人格，就别无选择。全诗总结性的“乱辞”这样写道：
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离骚》的理想主义及其评价：《离骚》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异彩。诗人以炽烈的情感、坚定的意志，追求真理，追求完美的政治，追求崇高的人格，至死不渝，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对屈原所说的“美政”，是超越现实的理想。诗人所服膺的“三王”之政，“尧舜”之治，实际是儒家虚构的产物；他一再提出的以民为本、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等政治主张，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一般原则虽然已经得到普遍赞同，但在实际统治中，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行。而屈原却始终要求以他理想中的“美政”改造楚国，并以此照出楚国政治的黑暗，批判楚国君臣的昏庸和贪鄙。当认识到“美政”不可能实现时，他宁可怀抱这理想而死。 诗人的自我意识 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孤立的处境中坚持真理、勇于斗争的精神，其实与提倡“中庸”的儒家文化截然不同。 屈原虽然由于政治的原因而被放逐，但直接的理由却是肮脏的“谗言”。这意味着他所属的社会群体对他的人格作出否定。然而诗人坚信自己掌握着真理，拥有美好的品格。另一方面，当诗人意识到他和自己所属的群体——楚国贵族集团——完全处于对立状态时，不仅没有恐惧感，反而产生了一种自豪感。“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他在孤立中看到自己的高大，而对孤立他的社会投以蔑视。这同我们在《诗经》中所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汉代的班固站在正统的儒家立场上，指责屈原“露才扬己”（《离骚序》），实际是看到了《离骚》的一种特点。不过他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而已。
《离骚》的艺术成就 其一，成功地塑造了抒情主人公屈原的自我形象。他情操高尚，品德美好，从不同流合污；他抱负远大，理想崇高，为实现理想百折不挠，上下求索；他热爱故国，心系国家兴亡，矢志为国献身。其峻洁高尚的人格，可与日月争辉。
其二，继承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将喻体和本体水乳交融，创造出了优美、奇丽、新颖、灿烂的艺术境界，甚至出现了由一系列艺术形象和艺术境界组成的象征体系。如“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近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诗人以小见大，以近托远，表达强烈的爱憎感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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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透过形象联想到真善美和假丑恶的社会生活内容。这不但使诗篇文采斑斓，而且创造出一种寄托幽远、耐人寻味的意境，开拓了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的新诗境。 其三，大量运用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想象丰富，构思奇特，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如诗的二、三部分写诗人南访重华，饮马咸池，上叩帝阍，下求佚女，朝发天津，夕至西极，驰太空，游仙境。诗人极力驰骋想象，创造出了一个丰富新奇的世界。
其四，浓郁的楚国地方色彩。《离骚》中大量运用了楚国的地名、物称、方言、口语等，使全诗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色。
其五，创造出了新的诗体形式。《离骚》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式，汲取南地楚歌的韵调和句式，采用散文化的长句，以六言为主，长短相间，灵活多变，创造出一种比较自由灵活的新诗体，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在结构形式上，它把《诗经》整齐短小的体制扩大为长篇巨制，幻想与现实交织，抒情与叙事结合，大气磅礴，完美生动地反映了丰富复杂地社会生活。 关于《九歌》的名字与创作者：：
《九歌》本是远古神话传说德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天籁之音，夏时已经出现，属于南楚地方的古乐歌。在历史上一直有两种说法：也就是王逸和朱熹。王逸在《章句》中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尤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九歌》之曲，上陈事鬼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故其文章不同，章句杂错。„„”朱熹则以为“„„荆蛮陋俗，词既鄙俚，„„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
游国恩和姜亮夫认为这两种说法其实并不矛盾：“这种歌词„„一旦有机会记录下来，必然会
被人大大地修改，大大地润色也是无疑的。这种修改润色之功属于谁，传说把它归于屈原——当然最可能最恰当的也应当是屈原（游国恩语）”
通读《九歌》，首先感觉到的这是完整的一套祭歌。按照对《九歌》创作及其作者的推断，如果作者是屈原的话，屈原依民间粗陋的祭歌底本润色而成。 《九歌》的艺术造诣： 一：《九歌》中最多最动人的还是对人神情感的摹写，除《东皇太一》、《国殇》、《礼魂》外，其他各篇皆有这一内容。如《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 兮新相知”，被王世贞推许为“千古情语之祖”（《艺苑卮言》卷二）。《湘君》 和《湘夫人》描写的都是迎接湘水神的降临，以及巫与神双方复杂的情感状态。 “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侧”（《湘君》），“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 兮未敢言”（《湘夫人》），无论是巫还是神，他们都怀有十分真挚的爱情，但 是别多聚少的经历又使他们变得很脆弱，所以，在希望和绝望的交织中，爱情表 现得如此缠绵哀婉。从那些哀怨而又执著的倾诉之中，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人间爱 情的种种哀愁和悲伤。《山鬼》所描述的则正是爱情的绝唱： 若人有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 赤豹兮从文貍，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余处幽篁 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 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
二：《九歌》具有明显的表演性。 首先它是歌、乐、舞三者合一的，，如《东皇太一》云：“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即是对当时歌、乐、舞 同时表演的记录。 《九歌》中既有独唱，又有对唱和合唱和合如《湘君》、 《湘夫人》，男女双方互表心迹，对唱的痕迹十分明显。无论是歌、乐、舞三者 一体，还是巫与神分角色演唱，都具有一定的戏曲因素，是后世戏曲艺术的萌芽。 三：《九歌》在描写人物心理方面十分细腻深入，除了那些一往情深的颂诉外，还叙 写了一些细节，如《湘君》言：“君不行兮夷犹，蹇论证留兮中洲？”由爱之深， 思之切，而生焦虑疑惑之心，对痴情心态的描述可谓入木三分。
四： 诗人善于 用景物来衬托人物的心理状态。《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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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一凄清杳茫的秋景，构成了一个优美而惆怅的意境，成功地点染了抒情主人公的心境，被后人称为“千古言秋之祖”（明胡 应麟《诗薮》内编卷一）。《山鬼》中众多的景物描写：林深杳冥，白日昏暗， 淫雨连绵，猿啾狖鸣，风木悲号，那种压抑低沉的气氛，真切地表现了山鬼的孤 兒和绝望之情。《九歌》的语言自然清丽，优美而富有韵味，节奏舒缓深沉，不 论是写情还是摹景，都能曲尽其态，有极强的表现力。在传达悲剧性的意境中， 尤能低徊婉转，韵致悠长。后人赞之曰：“激楚扬阿，声音凄楚，所以能动人而 感神也。”（清陈本礼《屈辞精义·九歌》）
关于《九章》 《九章》所涉及的事实是生活中具体的片断，不像《离骚》是综合性的自叙；使用的手法以纪实为主，较少采用幻想的表现。 诗篇善于把纪实、写景与抒情相结合，以华美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写出复杂的、激烈冲突的内心状态
《橘颁》的内容和风格都比较特殊。作品用拟人化的手法，细致描绘橘树的灿烂夺目的外表，和“深固难徙”的品质，以表现自我优异的才华、高尚的品格，和眷恋故土、热爱祖国的情怀。在描写过程中，诗人既不黏滞于作为象征物的橘树本身，又没有脱离其基本特征，从而为后世咏物诗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
其他篇章，多为屈原在放逐期间所作。
《涉江》是屈原在江南长期窜逐中所写的一首纪行诗。诗中叙写作者南渡长江，又溯沅水西上，独处深山的情景。其中一段风光描写最为人称道：
入溆浦余邅回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深山密林嵚崟幽邃的景象衬托了诗人寂寞而悲怆的心情。楚辞中这类风光描写，成了后世山水诗的滥觞，屈原也被推为我国山水文学的鼻祖。
《哀郢》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前２７８）秦将白起攻陷楚都郡以后。屈原在流亡队伍中，亲眼目睹了祖国和人民遭受的苦难，思前瞻后，百感交集，以极沉痛的心情写下这首诗，哀叹郢都的失陷。 “乱辞”写道：
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以动人心弦的怀念之情，返回故乡、重振家邦的愿望收尾，既照应了题目与开篇的内容， 《怀沙》一般认为是屈原临死前的绝笔。在作出最终的选择以后，诗人一方面再次申述自己志不可改，一方面以更为愤慨的语言指斥楚国政治的昏乱，表现出对俗世庸众的极度蔑视。“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 《天问》 所谓“天问”， 就是列举出历史和自然 界一系列不可理解的现象，对天发问，探讨宇宙万事
万物变化发展的道理。诗中 一共提出了１７２个问题，大致次序是先问天地之形成，次问人事之兴衰，最后归结到楚国的现实政治，线索基本清楚。《天问》虽然叙事庞杂，而思想倾向却很明显，尤其是在涉及天命和历史盛衰时，很能显示屈原的现实政治态度。对殷朝的兴亡史发出了自己的感慨，认为天命反覆无常，朝代的兴亡不在天命而在人事。
《天问》还流露出鲜明的情感色彩。在一连串的问号后面，我们能够感受到屈原那焦虑而急切的情感状态，感受到他的失望和愤懑，以及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
《天问》以一个“曰”字领起，全诗几乎都由问句组成，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简短而一问到底的句式，节奏明快而强烈，能有效地宣泄积蓄已久的激情，这是《天问》的特点。全诗基本上以四言句为主，间以少量的五言、六言、 七言；四句为一组，每组一韵，也有极少数两名一韵。全诗显得整齐而不呆板， 参差错落，奇崛生动。 《招魂》 屈原为招怀王之魂而作。全诗由引言、正文、乱辞 三部分组成，内容主要是以宏美的屋宇、奢华的服饰、艳丽的姬妾、精致的饮食 以及繁盛的舞乐，以招徠楚怀王的亡魂。《招魂》可能是在招魂仪式中演唱的。采取了铺陈的手法，根据其地域方位特点，营造出或险恶阴森或华美豪奢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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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鲜明的对比，再加之辞藻缤纷富丽，颇有汉代大赋的气象。除此而外，诗中亦有优美抒情的描述，如乱辞中所咏：“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宋玉 司马迁在《屈原列传》末尾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参照宋玉的作品，宋玉是一个屈原的后辈，他向屈原学习，从事楚辞创作。而出身低微，出仕
后并不得意：这大体上是可以肯定的。
宋玉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赋十六篇，其篇目已不可考。然《楚辞章句》有《招魂》和《九辩》，《文选》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古文苑》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招魂》非宋玉所作，已详前节。其馀十二篇，除《九辩》外，都是后人所依托，决不可信。《古文苑》中六篇，前人指为伪作，已成定论。综上所述，宋玉作品流传下来的只有《九辩》一篇，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九辩》是一篇优秀的楚辞作品。王逸认为宋玉“闵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这大概是一种揣测之词，事实上屈宋未必有什么师生关系。《九辩》主要是作者抒发自己落拓不偶的悲愁和不平，在一定程度上也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例如说：“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世雷同而炫耀兮，何毁誉之昧昧。”诗人对社会的黑暗是有比较明确的认识的。因此，他明白表示：“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但宋玉没有屈原那样激烈的感情，所以调子很低沉。像诗中“愿衔枚而无言兮，尝被君之渥洽”等句，又可以看出他性格卑顺软弱的一面。
《九辩》在《楚辞》中也是一首长诗，共二百五十五句，不是以直接倾泻诗人内心的激情来感染读者，而是善于通过自然景物抒发自己浓厚的感情，造成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像开头的一段：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寂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怳忄广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
作者在这里把情与景交错地写出。他写了萧瑟的秋景，写了远行的凄怆和送别的愁绪，写了贫士失职的不平以及羁旅的孤独惆怅，这就使诗人的感情和自然景物互相衬托而融合为一。诗人之情虽是主观的，但使人感到它是具体的；自然之景虽是客观的，却使人感到与诗人的感情是和谐一致的。
《高唐赋》、《神女赋》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它们分别写楚怀王和楚襄王梦遇巫山高唐神女之事，内容相似。而前者以铺陈高唐的景物风光为主，后者 以描摹神女之美为主，都写得情致飘渺，极富韵味。
屈原对后世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对屈原 的人品、辞赋作了崇高的评价：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法，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 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 光可也。
刘勰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文心雕龙·辨骚》）。
李白诗云“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江上吟》）， 杜甫诗云“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 之五）
一：屈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先是他那砥励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突破了儒家明哲保身、温柔敦厚等处世原则，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刚烈之气，培养了中国士人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
如西汉贾 谊因为才高受嫉，谪迁长沙，作《吊屈原赋》，以屈原自拟。
司马迁向以“立德、 立功、立言”自励，“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却惨遭宫刑，司马迁从“屈原放逐，乃著《离骚》”（《史记·太史公自序》）的事迹 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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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清人屈大均诗云：“一叶《离骚》酒一杯，滩声空助故城哀。”（《吊雪庵和 尚》） 二：屈赋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屈原的 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
首先，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这种诗歌形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 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 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辞以杂言为主，词语繁富，很重视外在 形式的美感，这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其次，楚辞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
※这种浪漫精神主要表现为感情的 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等。楚辞中
※另一浪漫特征表现在它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使得诗歌显出飘渺迷离、谲怪 神奇的美学特征，对李白、李贺等后世诗人有巨大的影响。 再次，楚辞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 意象可以概括为香草美人，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内涵更加丰 富，也更有艺术魅力。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以男女君臣 相比况的常见的创作手法。
如张衡《四愁 诗》效屈原以美人喻君子。
曹植《洛神赋》“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 李贺诗多寄情于香草美人，如凄婉哀绝的《苏小小墓》等。
蒲松龄一生不遇， 作《聊斋志异》渲染花妖，自云：“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聊斋志 异·自序》）显然也是受到了楚辞香草美人传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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