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引言:有的人被千万人赞扬,但诋毁他的人也不下千万;夸他的人把他捧到极致,骂他的人也把他贬到极致;他今日所受到的诋毁也恰好可以抵消从前的赞誉,他所得到的赞誉也恰好补偿了从前所受到的诋毁。像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凡的人。
——梁启超
对李鸿章的了解,大致是源自于中学历史书里,也仅仅是在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签订《辛丑条约》中寥寥无几的文字而已,无独有偶,这些文字给人的印象就仿佛李鸿章就是一个懦弱、无为的害国奸臣。然而历史上的李鸿章却并非如此。
了解一个人的方法通常是通过了解他的经历。李鸿章的一生经历颇多,若真要是分门别类的话,可以分作为军事家、洋务运动时期、甲午中日战争、作为外交家和赋闲余生这五个方面,其中甲午中日战争是他由胜而衰、由成功而失败的重要人生转折点。
军事方面
李鸿章开始被人所关注是因为他在曾国藩的帮助下建立淮军、剿灭太平天国起义,而李鸿章被人称作东方俾斯麦,而之所以是名不副实的俾斯麦,也是因为他的军事用在了对国内人民的镇压,而不是用之于入侵的列强。
从攻克松江崭露头角到后期与李秀成斗智斗勇,再到肃清捻军的残余势力,打了十五年的仗,从来没有吃过亏的李鸿章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好的军事统帅。
成功固然也要仰仗着偶然的运气,但李鸿章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个人以及曾
国藩的因素:首先,李鸿章的用兵之道是拟定详细策划后再行动,将一切建立在对敌人有足够了解与判断上;其次,李鸿章行军用兵时必然有曾国藩等湘军为之牵制附近敌人,抑或在后方做好支持以绝后顾之忧;再者,曾国藩作为李鸿章的良师益友,在军中对李鸿章有很多潜移默化的教育,譬如推诚布公、团结部下的行军用兵之道以及他一生所践行的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坚忍不拔的精神……
可以这样说,李鸿章军事生涯的始终是随着曾国藩的,而李鸿章的造诣也是曾国藩的教育。
洋务运动
近代中国原本不是没有机会跟上西方列强步伐的,只不过是没有抓住为数不多的机会,而洋务运动就是其中之一。
洋务运动是以奕在中央、以李鸿章为首地方大臣发起的一场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破产于甲午中日战争。
当时世界的背景是英法美日等国家随着工业革命发展,国内经济政治发展进而崛起,李鸿章等人正是看到此般情形才萌生了洋务的念头。
所谓洋务,在李鸿章眼里看来就是洋人办的事务,他只懂得洋务,却不懂得国家事务,他所行洋务之事,主要在军事和商业两个方面,而商业方面却由于官督商办的性质决定了其本着为军事服务而非为国家富庶服务的本质,因此李鸿章也不可能使洋务运动成功,洋务运动也注定不可能使中国富强。
洋务运动随着北洋舰队成为炮灰宣告解散,也令李鸿章从前的好名声一扫而空。洋务运动李鸿章失败的原因有别人的也有自己的,就像梁启超所言:“李鸿章的问题就是他不学无术。”如此,便也足够解释李鸿章只知道有军事,却不知有民政;只知道自上而下的“改良”,却不知道西方列强改革多是自下而上的力量……
甲午中日战争
李鸿章享誉整个时代的名声,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湮灭,他本可以就此死去留下一世英名,却苟活了下来,艰难、忍耐着又走了几年才到了人生的尽头。
《天津条约》签订不久,甲午战争爆发,再之后签订中日《马关条约》,放在中学课本里,这一连串事件对中国的影响就是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一步深化。
对此,李鸿章负有一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不想主动挑起战争误用友好策略应对战争而延误看战机;由于用人不当、骄傲轻敌而接连败退;由于海军战略失误而致全军覆没……
也有说甲午战争,各处将领闻风丧胆不敢应战,果真如此便是李鸿章一个人与日本帝国在作战。就算是一人之力相较一国之力必败,若当时倾举国之力也犹有不可胜之之势,所谓国力相差甚远,未战而强弱胜负已定矣。
外交方面
在外交上,李鸿章有着“如果我死了对国家有好处,那么我就去死!”的血性;李鸿章有着会隐忍、有着精湛的外交技巧,但是外交的决定权不在于参与者,而在综合国力,因
此建立在摇摇欲坠之大清帝国上的李鸿章,外交生涯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生涯。
李鸿章之于外交,主要在于《天津条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满洲条约》,其实前两者实在处于被动,姑且只能说他是凭借自己个人能力去跟西方列强讨价还价而已;后两者则是以他为代表主动争取的,即牺牲北方大面积领土、铁路修建等权利与俄罗斯联合(这里所谓的联合不是大国间传统意义上的联合,而是达成一种临时的共识来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他国侵犯)。
也许有人会把李鸿章《中俄密令》等条约中的外交行径看做是一种卖国的行为,把他看作是宋朝时的秦桧,然他的这些行为充其量只是利害得失的问题,不是正邪的人性问题。
赋闲时期
经历了外交上的失败、忍受了种种磨难的李鸿章在结束外交生涯后便开始了赋闲。
这期间李鸿章治理过黄河,也先后担任过一些要职,对于别人而言都是优厚的差事,对于李鸿章而言都是闲职。
尽管如此,还时常有琐事来烦扰这位老人,还有无礼的外国公使咄咄逼人的威胁,不久李鸿章便在悲愤交加中悄然离开。
关于李鸿章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有一位日本人却这样对他做了公正的评价:“李鸿章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代表。他就像是一直纯粹的冷血动物,这是中国人的特性;他那种唯强是从,也是中国人的特性;他强大的容忍力,也是中国人的特性;他的厚脸皮和坚强个性,也是中国人的特性;他善于辞令,是中国人的特性;他狡狯却又有城府,是中国人的特性;
他自信、自大的性格,还是中国人的特性。他没有管仲那样经世济民的见识,也没有诸葛亮那样治国的胸襟,不过他也不像王安石那样古板,学究气。他能够以逸待劳。凭借机智纵横天下,能够心平气和地从容解决各种艰难、纠纷,找遍全世界,都很少见能与他相比的。”
在我看来,李鸿章缺乏学识却饱含阅历;能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却显得苟且偷生没有魄力;能言行一致担负责任却始终孤独挣扎着;责备别人看不清时势却无法利用时势。
现在的人、今后的人对李鸿章是褒也好,是贬也好,但对于他“文忠”的谥号以及梁启超所题“时事造就的英雄而非造就时势的英雄”的评价想是当之无愧、无可非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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