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无论什么时候，都能睡个安稳觉。”
父亲是一名有着4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1980年，父亲调到临近的公社当书记，我们姐弟三人还小，母亲身体不好。我四五岁的光景，母亲有时候早上起不来，不能给我们做早饭吃，我便要当信使，去离家里五公里远的公社所在地接父亲回来。每次走到公社，父亲都已经起床了，不是拿着扫帚忙着打扫公社院子的卫生，便是在伏案写着什么。接回父亲，我们便能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饭菜。母亲身体没有好转的时候，父亲还会在深夜赶回来，照顾我们一家人。在我们姐弟三人上了初中后，对于做饭和简单的农活，都能独立的完成。父亲的工作也做了调整，调到镇上派出所工作了。
自从父亲在派出所工作后，他更为忙碌了。父亲有时候十天半月才能回一次家，每次回家，看着父亲身上的衣服充满了汗味，脚上的胶鞋沾满了泥土。我们一边帮父亲洗着衣服，一边听他讲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有时候是一则夜间抓捕行动的故事，为了不打草惊蛇，他和同事们不打手电筒，黑夜摸索着走在山路上;有时候是为了调查案子，在偏远的山里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
对于父亲忘我的工作，记得最深的是1992年的暑假，在一个黄昏，我们父子二人背着苞谷走在回家的路上时，突然，父亲像是发现了什么，他将背上的背篼放在地上，寻着小路上、草丛中稀稀落落的谷粒，开始寻找着蛛丝马迹。我跟着父亲一起，寻过一段路后，父亲闪发出敏锐的眼神，瞪亮了眼睛，对我说：这些谷粒与一件爬货车盗窃粮食的案件有关系!当天夜里，父亲不顾辛劳，到邻村开始走访。凭着平日里的仔细观察和对乡邻的了解，通过大量调查取证，在第3天，一件涉及2500斤公粮被盗的案件宣告破案。
如果说父亲的勤劳在无声中教会了我打理生计的本领，那些不徇私情的处世态度便给了我一面镜子。上世纪80年代，看着镇上工作的很多境况差不多的叔叔伯伯，将家里的人弄进了单位当起了临时工。我就很纳闷：父亲是公社书记，给母亲找一个工作做，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怎么就不见父亲有动静呢?父亲在农忙时节，时常回家来帮助家里忙生产。看着父亲春耕秋收时磨破的手掌，看到父亲肩上被扁担压出的瘀血，我忍不住问过父亲这事。父亲说：“你母亲没有文化，在家务农是最适合的!小孩子不懂，就不要多问。”
我家里最为困难的时候，是姐弟3人上高中后。当时正值经商大潮在大江南北涌动之时，我家却因为读书而开始负债。每当我们提及外出打工或者是开店做生意的事，父母亲都会说一句话：“你们读书没钱，是我们当大人的事;但你们成绩不好，那是你们对自己不负责任!”
1993年夏天，我无意中了解到，父亲工作的镇上，镇政府正在修建门面出售给个人，还有一套住房可以买到。我开始埋怨父亲，为什么不买一间门面，让母亲去开个小店，我们也可以搬到镇上去住。但父亲的话语依然生硬：“不占政府的便宜，不拿公家的东西。这是作为党员，最起码的应该做到的事!”
我工作第一天，父亲告诉我，其实他也有“发财”的机会的。那是在1994年的一个春天的清晨，一辆载着六辆皇冠轿车的汽车路过父亲工作的小镇。父亲的职业敏感告诉他，这辆外地牌照的汽车一定有问题，他叫上同事，将汽车拦下，以例行检查的名义扣押了车辆，车里的人下车后，在父亲的办公室，汽车司机递给父亲装满了钱的大信封。父亲拒绝了司机的信封，将一件涉及重大的案件破获，引起了当地的轰动。父亲谈到这件事时，并没有露出喜悦的神情，而是神色凝重地对我说：“一定要管住自己!”
我们家的家风就在父亲“一辈子都能睡个安稳觉”这样的话里，在父亲一生的勤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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